张喜德 张妮:中共中央党校创办与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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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喜德   张妮  
是把学生的现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加以系统化、扩大化和深刻化……。19.初级夜校(星期日学校)的目的,在于使党员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基础,从而使他们具备基本的政治知识……20.在这最高最低两种党校之间,可以根据各国各党的具体情况,建立各种各样培养党员的过渡组织形式:从星期日学校和短期的当地的训练班一直到州党校——这种党校已经能够适应比较高的要求并能够为各地培养党的领导工作人员。”[10]61-62 1925年3月21日至4月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指出:“为了提高支部基本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应当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办训练期为2-9个月(根据实际可能)的中央党校。规模最大的几个共产党支部首先要建立这种中央党校,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鼓动宣传部则应在各个方面大力支持这些学校”。[10]182共产国际这一“党校系统”三级模式:中央党校(最高级)——州级党校(中级)——初级夜校、初级训练班(最低级),不仅是共产国际在培养干部、传播、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管道、途径的又一次突破和创新,而且为各国共产党创办中央党校及其党校系统开辟了实现的途径,中共就是在共产国际这一模式指导与影响下,成功地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及其遍及全国的党校系统,为培养各级干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了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多次作出决议,要求建立各类党校,并为筹建中共中央党校作准备。1924年5月,中共扩大执行委员会作出《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在中共文献中首次提出了党校教育问题。《议决案》指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培养指导人才”。[14]245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议决案》又提出了通过党校教育党员、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形式、途径。《议决案》指出:“党中央教育机关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14]377-378 1925年2月6日,中共中央在《宣传部工作之进行计划》中又提出了中央宣传部在党校创办中的具体责任问题。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作出《宣传问题议决案》,进一步提出了根据现有条件办理两级党校及其培训对象、学制和教育方法问题。《议决案》指出:“群众的鼓动和宣传中一定要有一种鼓动和宣传的人才。所以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现时党内所有的力量,只能开办下列两种形式的党校:(一)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造成群众的鼓动员。这种党校应当是工人的,毕业期限至少不过一月或一个半月。(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教育一般政治智识较高的同志和已有工作经验的同志——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毕业期限不要过三个月。[14]481显然,共产国际要求各共产党建立中央党校问题,此时在中共看来尚不具备条件。1926年2月21-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作出《开办最高党校问题》决议,“决定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长期党校”。[15]71192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将“设立长期党校问题”列为会议的第10项议事日程[15]84(共11项议事日程)。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进一步提出了党校的教本和教学大纲问题。《议决案》指出:“党校的教本及普遍的党员教育的大纲:(a)《革命常识》——中国革命中最重要问题的通俗的解释。(b)《党务常识》——党的工会的学生的妇女的……各种工作的组织宣传等方法原理之解释和论述(如支部之意义及党团之运用等)。(c)初级党校(训练班)的教授方法(实际的课目表及参考材料汇录)”。地方报告问题时,同时要报告“每月党校成绩(如办理各种训练班及教材办法成效等)”。[15]191,193

   在中共中央上述精神指引下,上海党组织早在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在上海渔阳里6号便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即外国语学校;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经费和社址在长沙创办了湘区自修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这些学校的创办,为日后中共中央党校创办开了个好头。中共首先创办具有党校性质的学校,便是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是1922年10月创办的,于右任为校长。1923年春,在李大钊推荐下,邓中夏到校任校务长,主持学校的实际工作。中共先后派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肖楚女、沈雁冰、蒋光赤、陈望道、施复亮、李汉俊、杨贤江、侯绍裘等人来校任教。李大钊也曾来校讲过课。所设课程除讲授各学院所属科学知识外,还讲授马克思主义(当时在学校中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是首举)。上海大学培养出了像秦邦宪、王稼祥、杨之华那样的大批革命战士。上海大学虽然没有提出党校的名称,但却起着党校培养干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1923年冬,长沙党组织派任弼时、任岳、刘少奇等去湖南(现在是江西)安源协助创办了中共第一所党校。校长由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刘少奇兼任,任岳主持教务工作。党校校址设在安源30间房子,有100余名党员参加学习。该党校为夜校。1926年1月21日至3月6日,湖南党、团区委,利用学校寒假时机,合办一党校高级研究班,党校校长曹典琦,学生56人。党校租用颜子庙平民女子职业学校的教室。课程设置有政治报告、资本主义与中国、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世界革命史等。不久,根据1926年11月中共中央的决定,又成立了中共中央“两湖党校”,校长林育南。由湖北区委代管。[16]32在两湖党校筹备期间,维经斯基等已为湖南党校筹集到1000元钱。[17]527

   与此同时,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3-6月在前述农讲所基础上中共在武昌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3月10日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创办的中山学院、1927年2月创办的中山军事学校等学校,实际上都起过党校培养干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用。同时,自1924年7-12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中共还建立了8所工人学校,这些学校是党进行合法宣传的中心。[18]561

   在各地开办初级、短期党校基础上,创办党校的规模和层次也不断提高。1925年9月,中共北京地委在北方区委领导下,创办了北京党校。校址设在北京市府胡同一个四合院内,是一所秘密党校,门口挂着一个中学的牌子,用以掩护。北京党校校长罗亦农。教员主要有北方区委委员赵世炎、陈乔年等。李大钊也常来指导工作。瞿秋白经常来校讲课。课程设置主要有:党的基本知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时事政治等。第一批学员共100余人。1925年10月以后,中共上海区委开办了党校。瞿秋白、罗亦农、尹硕夫(伊宽)、王一飞、郑超麟、彭述之等授课。课程设置主要有:资本主义特征及其崩坏、第三国际的政策、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解放、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方式与中国国民革命、中国劳动运动与我党的发展等。1926年2月初,中共上海区委又决定开办一所高级党校与一所初级党校。高级党校学习时间8个月,由罗亦农、尹硕夫等授课。[2]38-401925年秋,中共广东区委设立了党校教育委员会,书记任卓宣。[16]301926年9月1日,中共广东区委创办广东区党校。11月10日,中共湘区、鄂区两区委在武昌合办创立武昌高级党校,各区选送学员40人。

   这一时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虽然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尚未提上议程,但是上述一系列党校的创办与党校级别、质量、规模的不断提升,都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三、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与米夫代表团来华

   共产国际四大、五大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虽然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创办中央党校的任务,但前提是“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13]467“根据每一个党(或是若干操同一种语言的国家的党)的物质条件的可能”。[10]61由于中共所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社会条件和党的现实状况,共产国际在会后尚未要求中共立即创办中央党校。但随着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革命力量的壮大、中共初级党校、地方党校的不断创办普及以及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要求的迫切任务的提出,通过建立中共中央党校来深入培养中共高层领导干部、理论干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便提上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共产国际针对中共要创办党校任务最早是在1926年2月17日至8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首次提出来的。在1926年3月2日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第十二次会议专门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中首次单独针对中共提出要求并帮助组织党校。《提纲》指出:“共产国际特别应当注意安排……和组织党校等事,以帮助中国共产党完成这项艰巨工作”。[19]136为此,1927年1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召开会议,其中决定:“认为派库丘莫夫同志去中国是合适的。授予他调查中共党校的开设情况及其现状的全权”。[20]70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为了帮助中共创办中共中央党校,1927年2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认为最好派米夫同志和中山大学的2至3名中国人去中国组织和指导政治学校(指中共中央党校——笔者注)的工作。此问题由彼得罗夫同志与中共中央商定”。[20]103-1041927年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中国委员会关于派遣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11名同志(包括米夫同志,其中有4个中国人)去中国组织并指导政治学校的工作,费用由上述两个学校负担”。[20]120同日,拉斯科尔尼科夫致信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说明了米夫率领的宣传工作代表团的组成、任务及开展工作的组织程序等。该信指出:“现由米夫同志带领一批宣传工作者前来,归中央委员会调遣。这批同志是:米夫、彼得罗相、贝尔曼、普拉格尔、戈卢别夫(即陈绍禹即王明——笔者注)、萨戈莫尼扬、克柳切夫斯基(即潘家宸——笔者注)、多格马罗夫、热尔托夫(即叶俊中——笔者注)、福格尔(即刘国璋——笔者注)、维经斯基。这些同志去中国工作为期约一年。这些同志的任务是开办和管理党校(指中共中央党校——笔者注)及临时训练班,在有关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对党员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加强国民革命军、工会中的政治教育工作,等等。[20]121-122同月,米夫携带此信,率联共(布)中央派出的宣传工作代表团来华,陈绍禹(王明)任译员,先后访问了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向中国党介绍苏联党务工作经验,实地考察中国革命情况,[21]574为帮助中共创办中央党校作准备。

   在米夫代表团在中国实地考察基础上,1927年6月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并就此作出决定:“决定:……(7)认为有必要组建中央党校,为此拨出必要的经费。要求汉口赶紧提出预算意见和组建计划(学员人数、学习期限、主要的开支项目)。[20]311-312

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共产国际新派代表罗易、旧时代表鲍罗廷、维经斯基和联共(布)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负责人米夫也出席了大会),根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讨论了建立中共中央党校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这是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党迫切需要成立党校,以培养、训练党的干部和党员,以加强党的组织。对于办党校问题,会上有多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成立一个党校,这样讲师的水平会更好些;另一种意见主张各个地区也成立党校,这样对培训干部会更方便些。中央曾计划成立一个设两个部并拥有500人的中央党校。考虑由于1927年4月4日在武汉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北区委负责人联席会议把中共中央迁至武汉的建议(因上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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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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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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