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谢韬等:福山依然是“福山主义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7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00: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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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 (进入专栏)   谢韬   张盾   张振江  
被庇护者向庇护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作为回报)。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很差,经济发展很落后,也应该施行民主。如果这样,福山就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为什么当今世界绝大多数贫穷国家都不是民主国家?为什么很多贫穷国家在“民主”转型之后一直处于贫困动荡之中?

   总之,福山还是没有面对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因果关系。现在学界的基本共识是,两者之间是外生性的关系,即民主可以在任何国家建立,但是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国家民主转型才会成功。

  

   对中国发展路径只是有限认同

   福山对中国模式有过正面评价,但是要让他来认同中国模式会很难,除非他彻底否定掉自己的学说。对一个学者来说,这往往很难很痛苦,无异于学术自杀,何况他依附在美国的学术体制下。

   张振江:福山的研究之所以突出“政治衰败”,有一个现世的背景,那就是世界秩序的变化,而当前世界秩序变化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崛起。像任何一位从事政治研究的学者一样,福山不可能不关注中国以及中国崛起的现象。据我所进行的简单的电子查询,他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提及中国500余次(“China”331次+“Chinese”170次),相比之下,日本300余次和俄罗斯230余次。全书专门用两章(第24、25章)分析中国,再加上东亚的章节,中国大概是书中除美国之外谈论最多的国家。

   不能说福山“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但他的确对过去几十年中国政府所取得的成绩赞赏有加。他明确写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当代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长、降低贫困、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得极好”。然而,像他担忧美国一样,他也担忧中国稳定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由此,他提出了当代中国依然面临历史中国的“坏皇帝”难题:缺乏足够的“好皇帝”甚至是必然出现的“坏皇帝”,终将是中断中国社会和政治稳定与持久的最大“忧患”。他所开出的“药方”还是他一贯呼吁的法治和民主,认为它们才是能够彻底解决“坏皇帝”难题的“法宝”。

   苏长和:福山对中国模式有过正面评价,但是要让他来认同中国模式会很难,除非他彻底否定掉自己的学说。对一个学者来说,这往往很难很痛苦,无异于学术自杀,何况他依附在美国的学术体制下。另外,福山提出美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有勇气的,反映了一部分美国学者的心声。美国要想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政治体制需要改革,一个重点是如何完善内部制度,从制度上限制、弱化军工复合体对政治的干预,减少对外用兵和黩武主义。

   实际上,即使西方世界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例如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就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不能采取英美模式,如果那样的话,对世界将是一个灾难。为什么?因为英国曾经有自己庞大的殖民地,美国在海外建立无数个军事基地,20世纪不知道对外打了多少场战争,而中国模式在外交上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以内部消化压力以及与外部世界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发展。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给世界的一个承诺,同时也是一种责任。

   当前国际关系正在出现具有新的世界历史转折特点的变化,历史远没有终结,新的世界历史却正在徐徐展开。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主要国家或者东西南北国家对世界秩序和国际秩序的关注,本身就说明了历史在进入一个选择和发展的关口。我们不要忽视世界范围的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力量,世界政区的变化以及更多新兴力量加入到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中,自然会推动历史向更壮观的方向发展。

   谢韬:现在国际社会对世界秩序如此关心,中国崛起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从1840年开始,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当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区域大国,这就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面对一个强大的、在政治制度上又和西方国家有着根本不同的中国?

   对世界秩序的讨论,绕不过亨廷顿和福山,前者提出了“文明的冲突”,后者提出了“历史的终结”,他们从不同角度预测了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然而,他们在对后冷战世界秩序做预测的时候,中国的崛起刚刚开始。因此他们并没有讨论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角色。不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已经让任何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不可能没有中国。

  

   人类自由和解放才是历史的最高目标

   对包括福山在内的很多西方学者而言,现实中的中国崛起是一种学理上的挑战,更是对迟迟没有实现的“历史的终结”预言的一种挑战。

   张振江:对包括福山在内的很多西方学者而言,现实中的中国崛起是一种学理上的挑战,更是对迟迟没有实现的“历史的终结”预言的一种挑战。20世纪80年代,面临日本的崛起,美国学者们纷纷研讨大国之兴衰的“规律”,有人认为那是一种任何强国都无法逃脱的“历史轮回”,甚至有人为美国的持续称王称霸出谋划策。

   福山的研究更像后者。尽管他依然信奉自由民主是历史的“至高点”,但信心显然不如25年前那么直接敞亮,似乎对美国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崛起国家的竞争表露了担忧,所以他的研究议题中很重要的是国家能力、国家建构、民族建构、对外关系,等等。但是,不像其他学者会把矛头指向“竞争者”中国,福山选择了回头内省、反思美国自身的做法,而且也似乎发现了问题,那就是美国出现了“政治衰败”。福山相信,只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原先“历史的终结”的景象依然是会实现的。

   张盾:福山显然低估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面临的种种内在困难,更低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仔细品读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不难发现福山这本庆贺西方自由民主最后“胜利”的书,其根本气质其实是相当灰暗和忧郁的,表现在:福山崇拜黑格尔描述的中古时代“为了取得别人的承认而不惜进行生死斗争”的贵族精神,认为在那里显现了人性的真正高贵和自由的本质,但他看到历史已经无情地淘汰了这些过去时代的事物,根本无法留住那些逝去的激情。在这种语境中,福山根本无法用黑格尔理论来为自由民主社会辩护,反而以强有力的笔法论证了现代性就是用欲望加理性取代激情、用平等意识彻底战胜优越意识、把贵族改造成资产者的一项社会改造工程。

   “历史的终结”这个从基督教历史神学,延伸到现代政治哲学和历史科学的重大问题,必然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引发回响。西方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就是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社会经济过程,并日益激化为一场世界革命,最终的结局是资本主义的崩溃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这非常类似于基督教“末世论”福音信仰的思想结构: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就是“最后的审判”,共产主义是获得救赎的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尘世天国”。我认为这一观点有一定的启示性,提示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历史学说的深刻复杂内涵,其中既包含对现实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分析,又包含着对某种最高理想的信仰和坚持。

   我们熟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客观过程,对历史的研究应该成为一门“科学”。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所谓“历史的终结”问题与马克思有不可取消的本质关联,这个本质就在于它牵涉到历史的最高目标,即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实现。福山站在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上,直接指认当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点”;马克思则借助黑格尔辩证法,把资本主义现行体制的现实当作历史的暂时阶段和否定与批判的对象,对它的否定指引着一个更高的目的。福山对“历史的终结”的欢呼,希望“喻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终结”;但是,按照福山为这个问题限定的思想史框架,回溯所有思想者的观点,就会发现,正是马克思更好地诠释了所谓“历史的终结”的真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君荣

  

   原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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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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