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中国崛起与国际规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 次 更新时间:2015-06-19 11: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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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改善或改造的呼声便相应增长。但问题既然不是一日形成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势必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

   问题的复杂性到这里已经显示出来。在我看来,一些国际规则完全是少数霸权国家的强权所致(所谓“霸道”的体现),一些国际规则直接表达了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要求和利益(有人称作“王道”之举),还有一些规则却是“霸道”与“王道”的杂合,它们的功能与后果很不一样,它们的积极性与消极面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所以,我们不能不小心区分:在既有的国际规则里,哪些可以从容处置,哪些必须谨慎对待;哪些是可以而且应当改变的,哪些是应当改变但难以做到的;哪些属于短期内不得不服从而长远看必须挑战之,哪些属于短期讲会有碰撞但长远看对大家均有好处;哪些是因为他国霸权的因素而显得不在道理,哪些是由于我们自身结构的缺失而易于造成磨擦;哪些是可能变化的,哪些是只应当加强的,哪些是必须服从的。把各式各样大相径庭的国际规则“一锅端”或“一刀切”,在情绪化的东西支配下(例如某种“说不”的心态),摆出“另起炉灶”的架势,这种做法(或想法)既不明智,也不现实,而且对谁都没好处。

   “战术”上讲,即便对于那些明显充斥“霸气”、明显不合理不公平的国际规则,也有一个策略的问题。中国不是美国那样的世界强国,现在充其量是有一定世界影响和利益的地区性大国,我们握有的某些“票据”和“入场券”(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和核俱乐部成员资格)被各种因素打了不少折扣。我们不能高估现在自己国家已经达到的水平。中国目前第一位的需要仍然是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提升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改革本国一些与时代进步性不相符合的内容,简言之,是我们国家自身的发展与进步。鉴于这种考虑,我以为,对于西方制定或主导的国际规则,中国人较为有利、较为务实的办法,不是挑头儿“叫板”,把自己放到“火炉”上让人烤焦,而是像孙悟空那样,先钻进去再相机行事。笔者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是,我们国际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应当是“富国”而非首先“强兵”,是“睦邻”而非“改制”。自然,“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不可分的,但目前前者的分量似乎应更重一些。须知,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不是中国的世界。

   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近一二十年的实践经验观察,中国人了解、接受国际规则,既是分层次、有选择的,也存在一个随着国内发展及需要而逐渐提高认识、逐渐转变态度的过程。就前者而言,大体上可以把我们所接触所结合的国际规则分成三个层次:一是管理、技术、规格等“工艺性”层面,例如国际上管理海底资源的规定、防止石油泄漏和污染的机制、航空业或银行业的通行法则及各种术语的使用等等;二是体制性、机制性的层面,尤其是与政治、经济和安全有关的国际规则,例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禁止核试验条约或禁止地雷协议等等;三是与文化背景、民族心理或风俗习惯相联系的一些国际规范,如人权、女权、少数民族权利及个人与国家相互关系的各种公约。显然,对第一类国际规则,共识比较容易取得,大家都说要“与国际接轨”;而对第二类国际规则,则有各种争议和态度,选择时的差异也比较大;至于第三类国际规则,似乎反对的意见要多于赞成的立场。与此相关,不同部门、不同利益团体乃至不同阶层的人,对于国际规则的态度和接受程度也有很大差别。搞国际贸易和金融问题的人可能多半同意“加入”的见解,而搞军控、涉及“敏感”区域的专家则倾向于对外部要我进入国际规则的建议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是很自然也很容易理解的。在任何国家、包括那些发达的国家,都存在类似现象。不过应当看到,对国际规则的了解及态度,如同我们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了解及态度一样,都是一个逐步的学习、加深认识和慢慢适应的过程;在不同时期,随着中国国内各方面的进步,随着对国家利益内涵的不同认识,也随着国际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这种“学习”和“适应”过程会造成不同的结果与政策,例如,在50、60年代,我们不承认、也没法承认联合国,现在则是一个十分看重自己的常任理事国角色的重要国家;80年代我们没有对国际禁止核试验问题表示同意,而90年代中期以后则有所改变,虽然迄今为止我们出于重大利害关系考虑仍不能赞成国际禁雷协议。国际环境在变化,中国自身也在变化(包括上面说到的“国家利益”的变化),因此,对于国际规则也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单一性的、过分僵硬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方针。

   最后一点,想说说全球化时代与自我提高(所谓“进步”)的问题。笔者以为,讲“中国崛起”也好,谈“国际规则”亦罢,要始终牢记一个大背景,避免一个大陷阱。所谓“大背景”,就是全球化的进程,而“大陷阱”指的是狭隘现实主义学说指导下的博弈观。当今的时代已不是18世纪的欧洲,那是基辛格喜欢研究的列强称霸、野蛮竞争的时代;现在也不是20世纪初的世界,那是列宁正确指出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我们所处的时期,是21世纪将临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各国都在自我改进与提高、争取更多大进步与发展的时代,是一个科学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时代。这里所说的“全球化”的各种压力,并不是要求“国家彻底消亡”,不是“全面一体化”,也不是一味地“化剑为犁”,而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我审视与改进。真正有作为、可能站在各国发展前列的重要国家,尤其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不仅要学会外交的技巧和国家间的各种博弈手段(与他国结盟、武力威慑、各种宣传、“打烟雾弹”等等),更需要了解时代的进步性,敏锐洞察人类发展的前沿,及时消除自身不适合这种进步与发展需求的结构性弊垢(如腐败的基因、体制方面不够民主的成份、市场与法制的不健全、对科学合理性的不敏感等等)。我们不仅要有前一种“小聪明”,更应具备后一类“大智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忘记保持两者的平衡。

   或曰:以平常心对待中国的“崛起”,用冷静的脑分析“国际规则”。

   (1997年12月修改稿)

  

   原文来源:《国际经济评论》(京)1998年第03/04期 第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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