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晟:潘汉典和他的“法治中国”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7 次 更新时间:2015-06-10 23: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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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晟  
1950年代引进的苏联法学连同早被蔑视的西方法学一道被彻底地否定了。曾经在1954年宪法中引进的一些外国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律师辩护等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定的第二部宪法中被取消了”。需要补充的是,在此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部法学研究所仍然于1973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外国法学动态》,介绍关于苏联东欧各国和美、英、日本、西德、法国的法律和法学的最新信息,只是明确注明“内部资料,供领导参考”,未公开发行。

   潘汉典在《外国法学动态》1975年第3期上发表了“从美国最高法院院长《1975年司法状况》报告看美国司法窘境”的译文。以笔者手头的该期《外国法学动态》(复印件)来看,这与其说是一份刊物不如说是一份文件,其首页格式、纸张大小都与当时的中央文件无异,篇幅也只有区区12页。就该期《外国法学动态》的内容看,除潘汉典的上述译文外,另有一篇“布科夫斯基揭露苏修精神病院情况”,剩下的只有两则简讯,正好反映了当时既反帝(美帝国主义等)又反修(苏联修正主义等)的政治形势。仅有的两篇译文既无译者署名,也无脚注或资料来源,简陋之极。据潘汉典回忆,当时他还译有“当代美国国会政党和议员的构成概览”和“日本犯罪动态”两篇文章。

   1957年,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举行的座谈会上,倪征 先生曾呼吁“救救比较法”(他发言时提出三条具体建议:抢救人——具体提到戴修瓒和李浩培、抢救书和抢救课)。潘汉典的经历和作品表明他在以实际行动回应倪征 先生的呼吁,同时反映了潘汉典在夹缝中求生存,为保存中国比较法学血脉而做的艰辛努力。

  

   翻译为业:把外国最好的法律制度和先进的思想介绍进来

   2001年3月,潘汉典在接受中国社科院法学所高旭晨教授的访问时表示,“作为一个中国的法律工作者,我感到自己担负着一种使命。我要尽我的力量把外国最好的法律制度和先进的思想介绍进来”。他在主编《法学译丛》和《比较法研究》期间更是殚精竭虑,全力为外国法学和比较法学鸣锣开道。

   1978年,改革开放初始。经过十年的惨痛经历,人们普遍要求实现法治和尊重公民权利。因此在1970年代后期制定的第三部宪法,修改了第二部宪法的一些规定,例如,重新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基本原则。在此大背景下,社科院法学所决定于1978年试刊《法学研究》,恢复《法学研究资料》并更名为《法学译丛》。

   潘汉典受命负责筹备《法学译丛》并主编该刊,该刊于1979年1月出版创刊号。他除了在《法学译丛》担任8年(1979至1987年)主编外,还于1982年出任社科院法学所编译室主任。就担任《法学译丛》主编的8年工作而言,他不仅承担了主要的组织工作,而且校对了大量稿件。

   概括潘汉典主编《法学译丛》和《比较法研究》(潘汉典因时任校领导的党委书记陈卓、常务副校长甘绩华两次到家拜访,于1987年由社科院法学所调入中国政法大学并于1988年出任该校新成立的比较法所第一任所长兼《比较法研究》主编)12年期间的译文,笔者将其大致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外国先进的法律思想介绍,如德沃金的《论规则的模式》、李?温伯格和朱迪思?温伯格的《论美国的法律文化》、耶林的《权利斗争论》和《当代英国的法社会学》等;第二,将比较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比如其对比较法学界两部名著《当代世界主要法系》和《比较法总论》的译介;第三,引介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内容涉及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几乎所有法律部门。

   除了这些专业著作,人们对潘汉典译著最熟悉的莫过于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的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这本不算厚的著作(中文字数不超过10万字)花费了潘汉典近30年的时间,参阅17种不同版本,涉及意、英、法、德、日五种语言,并且四易其稿,如此行为常人几乎无法理解。正是潘汉典这种对知识的认真、对学术的敬畏,才使得该书位列商务印书馆经典之列。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于2002年以“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成绩卓著”授予潘汉典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以宪法为重:为中国法的复兴而努力

   潘汉典曾说道:“我致力于介绍和翻译有关国外法律和法学理论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使它们能够为建立我们国家的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法学体系提供有用的帮助。”在加拿大进行学术访问时,他还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法的文艺复兴”的讲演。

   宪法始终是潘汉典多年学术活动的一个重点。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新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潘汉典翻译了恩格斯的《英吉利宪法》和《英格兰状况》。在1960年代,潘汉典翻译了十余个国家的宪法,其中包括《摩洛哥宪法》、《索马里宪法》和《日本国宪法》等。

   上世纪80年代前后,为配合宪法修改,潘汉典先后翻译了《美国宪法最新修正案:平等权利修正案》、《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日本国宪法》、《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82年(加拿大)宪法法》、《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瑞典的新宪法》等。其中,罗马尼亚、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六国的宪法均是潘汉典翻译并发表于1982年现行宪法公布前。六国宪法中绝大多数译注均出自潘汉典之手。

   瑞士比较法研究所中国法律专家胜雅律曾说:“日本好像是继承境外法律的世界状元,在继承法律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日本法学者对外国宪法的翻译热情而积极,但通常是某一位教授翻译某一国宪法。1984年,潘汉典前往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进行学术访问。当日本同行得知潘汉典是上述六国宪法的中文译者时,无不感到惊讶,对潘汉典给予了相当高的礼遇。

   潘汉典不仅为我国历次宪法修改提供了大量最新的外国宪法文本和文献,而且对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有直接的贡献。现行宪法第3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现在的“外国人在中国受庇护的权利”的文本是现行宪法通过前才确定下来的。

   对照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相关条款都用了“居留权”的概念。在1982年4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第三十一条仍然称之为“居留权”。王叔文(时任社科院法学所国家法室主任)曾给潘汉典打电话,询问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在潘汉典的翻译著作中,宪法中的相关条款都译为“受庇护权”。

   正因为他此前已翻译了多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他明确表示原“居留权”条款所规定的内容应为“受庇护权”,原“居留权”的规定实为误译所致。从最后公布的宪法文本看,宪法工作小组接受了他的建议。

  

   默默奉献:东吴余韵谱新篇

   潘汉典于1991年12月退休,其时已是古稀之年。他一生低调,退休后更是默默无闻。2003年,他被中国政法大学聘为“特聘博士生导师”。从2004年起,潘汉典以84岁高龄在中国政法大学招收博士生。至今年,潘汉典已带了10位博士研究生,其中8位已获得博士学位。

   在被聘担任“特聘博士生导师”之前,从1994年至2003年的这一段时间,无权、无钱而且无职的潘汉典与薛波一起联合众多法学学人和东吴学子,编纂出版了《元照英美法词典》(主编薛波、总审订潘汉典),可谓影响甚巨。

   2003年,《元照英美法词典》横空出世。媒体于词典出版前夕报道:“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卢峻教授很清楚编纂法律词典的特殊语境:“中国自清末沈家本以降,以东洋日本为跳板与榜样,在法律制度方面借鉴与学习西洋的基本上是欧陆罗马法系的概念与学理。现代汉语中许多法律用语,在早期曾直接借用日本人的汉字译文,历经百年的沉淀,这套法律词汇已成为我们分析法律概念、进行学理探讨的基本语言工具,我们对它的历史源头已淡忘而浑然不觉。当我们用这一套法律词汇来解释英美普通法系的东西时,它的历史源头就鲜明地显现出来。”

   词典编撰期间,潘教授与薛波一起南下上海,向那些生活在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的东吴老人们寻求帮助。十几位老人都欣然应允,他们把审校词典看成了生命的绝唱。1998年,上海审稿者平均年龄84岁。2003年(词典出版之时),多位老人已经不在人世。据潘汉典回忆,他曾与薛波为词典事三次南下。第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他与薛波前往上海、杭州等地,邀请十多位法学前辈出任审订;第二次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专门参加审订者之一、他的东吴法学院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双重同窗俞伟奕的追悼会;第三次已是2003年,携刚出版的词典告慰诸位先贤。

   词典开篇列出了长长的致谢名单,词典中出现潘汉典名字的地方只有“缘起”和“总审订”。按照薛波的话说,“当年参加东京审判的5个中国人中,有3个参与了我们的工作”。这些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老人,以他们对学术事业的忠诚和渊博的学识令后来人感佩。

   初步统计,词典的五篇序言中除美国教授西德尔外,其余四位(倪征 、姚启型、卢峻、杨铁 )清一色地出自东吴法学院。8位学术顾问有4位来自东吴法学院,占了半壁江山。34位审订者中18位有东吴法学院的教育背景,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

   由此也理解了潘汉典在“缘起”的特别致谢:“谨向饱经风霜,傲骨依然,不废所学,报效邦国令人怆然有感,肃然起敬的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1952年)的及其他20世纪前半叶播布平等、正义的各位尊宿和贤良表示深深的谢意!”

   中国当代罗马法权威黄风在谈到这一批东吴人时曾感叹说:“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学问超不过他们?因为我们没有他们的品行。我们中可以出学者,但出不了大家。”身为比较法学家的潘汉典不仅将比较法视为方法而且以比较法作为生活方式(威廉?特文宁语:“严肃的比较法研究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方法”),是一位单纯的学人。惟其单纯,在这喧嚣的年代显得弥足珍贵,唯其单纯,才值得后人不仅学习其为学之道,更学习其为人之道。

  

   【作者简介】白晟,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潘汉典教授2008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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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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