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南:激愤情绪与从容理性:《共产党宣言》与《论自由》之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42 次 更新时间:2005-09-26 20: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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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南  

  

  在我面前放着两本书。一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另一本是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论自由》出版于1859年,两书相距11年。这两本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小书,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几乎整个人类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政治实践因此而分为两种:一种信奉共产主义思想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种崇尚自由理论实行民主政治。前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后一本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20世纪的世界曾一度由这两本书所生发开来的思想和制度,分化为互相对立的两极。一直到20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这种两极对立的局面才因为苏联的瓦解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有所改变。但在许多方面,由这两种观念而形成的思想与体制上的对峙依然存在,依然成为人们思想和政治冲突的主要分歧。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150年过去了,许多政治事件也已尘埃落定。或许,现在是可以比较客观冷静地来重读这两本小书,比较一下这两本书作者的思想差异,梳理一下这两种不同思想的脉络的时候了。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俳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页,下同,仅标明页码。)

  这是《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的话。这一段既有充沛的激情又极富文学色彩的文字,当年不知沸腾了多少激进青年的热血,激动了多少渴望奋斗的人的心灵。许多人是怀着无限虔诚的心情来读的,因为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圣经”,而信徒对“圣经”是不会有任何怀疑的。

  经历的事情多了,年事渐长,所看到的现实和所宣传的理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热血开始冷却,心灵开始反思,并且也多读了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才忽然悟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哲学上其实是怀疑!那么,我们对这个主义建立的理论为什么一向盲从,从未表示过任何怀疑呢?而怀疑,是需要参考系的。正如我们如果不知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就不知道我们喊了那么多年“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那种口号有多么荒唐。

  商务印书馆的《论自由》初版于1959年,刚好是它诞生的一百周年。正像它的问世比《共产党宣言》晚了十几年,我读到它的时候,也比初读《共产党宣言》晚了十几年。正是由于对《论自由》的阅读,才使我得到了另一种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参照,从而开始对《共产党宣言》所宣示的共产主义原理产生了一些怀疑。不知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还是作者原来的行文风格,《论自由》的文字远不如《共产党宣言》那样晓畅通达和富有感染力,但是它却有一种从容大度,平静地述说着他的道理和观点。它不象《共产党宣言》那样具有先声夺人之势,却充溢着一种理性的力量,似乎在默默对抗着《共产党宣言》那种感性的宣传。它在“引论”中说:“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受到的限制;谋取这种限制之道有二:第一个途径是要取得对于某些特权即某些所谓政治自由或政治权利的承认,第二条途径,是要在宪法上建立一些制约。这个想使统治者出于选举并且仅任短期的新要求,逐渐成了平民政党所致力的显明目标,在相当不小的程度上代替了以前仅要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努力。”(《论自由》第2页,下同,仅标明页码。)

  或许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当时关心的只是夺取政权的问题;而密尔关心的是完善政权的问题。社会革命者关心的是政权在谁手中的问题;而社会改良者关心的是政权对它治下的人民如何才能不滥用权力的问题。在《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一门心思只考虑他们代表的无产者如何夺取政权、创造自己的政治体制的时候,《论自由》的作者想的却是如何才能使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不能以手中的权力对被统治者妄加迫害。这是这两本书完全不同的出发点。

  

  一、对《共产党宣言》的反思

  

  《共产党宣言》分为4章,本文只分析最为重要的前两章。

  

  1.“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

  此章的第一句话是:“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50页)以前读它的时候,只感到一种决绝的快意,这种说法是多么地简单明了。但现在想来,不知为什么深谙辩证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会如此武断地把人类的整个历史只简单化为阶级斗争史。既然戴上了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去看历史,当然就滤去了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某些融合与互补,而只剩下了斗争。当作者在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依据时,深刻的思想者也不惜犯简单化的错误。

  在这一章里,作者论述了资产阶级的产生、它的社会地位、它的缺陷和危机。这一切都是要证明这样一个论点:“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57页)

  于是,无产阶级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要彻底地占据这个舞台:

  “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的发展,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也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258页)

  可是,后来发生和成功了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改变工人的这一社会经济地位。从历次政治运动来看,工人不但是国家的劳动工具,还被用作政治工具。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261页)

  从这里,我们找到了后来以阶级划线的理论依据。人的属性,不能仅仅是阶级属性。我们已经看到,只用阶级来划线,给社会造成了多少错误和灾难。

  “过去的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阶级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262页)

  无产阶级在他们的革命中,确实摧毁了一切私有财产,包括通过剥削得来的私有财产,还有通过辛勤劳动得来的私有财产。如果资产阶级通过剥削积累私有财产是一种罪恶;那么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摧毁并不是由剥削得来的那一部分私有财产就是那么无可指责吗?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62页)

  但是后来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无产阶级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为他们的领袖谋利益的运动。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由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63页)

  《共产党宣言》中所述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理由有二:一、资本拥有者对劳动者的剥削是不道德的;二、资产阶级已经给了无产阶级以取代它的条件和机会,无产阶级再不革命,更待何时?

  

  2.“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这一章里,在上一章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共产党人这个概念:\\楷体{“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64页)

  现在我们可以问了:真有这种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吗?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64页)

  夺取政权以后怎样?伟大导师在这里全无考虑。后来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所出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它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实在是没有错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种让穷人造反的理论。造反,在某种意义上也确是有理的。但问题是:在造反成功之后还是否有理?如果一个理论只关心造反,而不关心造反成功后如何让社会比以前更加有理,那么其结果就很可能是:造反有理,当权无理。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265页)

  在这里,一向思维缜密的革命导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回避了一个问题。这一段话的要点是回答别人对于共产党人要消灭自己通过劳动所得来的财产的责难,但是《宣言》的作者却使了一个障眼法,只说这种个人正当的劳动所得已由资产阶级消灭了,而没有对共产党人是否也要消灭它做出明确的回答。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并没有能够消灭生存在社会各种缝隙中的通过个人劳动所积累起来的那部分私有财产,是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人才把后者消灭的。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它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266页)

  关键是如何界定个性和自由,同时也如何界定谁是资产者。如果对资产者、个性和自由没有明确的和得到社会共同认可的界定,就斩钉截铁地说“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这就十分可怕了。在这里,我似乎找到了后来的革命者特别是“文革”中造反派所使用的那种粗暴语气的来源。

  再来看看《宣言》作者对自由这一概念的认定:“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的买卖也就会消失。我们的资产者关于自由买卖的空谈,也像他们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是毫无意义的。”(267页)

  《宣言》作者的意思似乎是:自由是从属于买卖的,而买卖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买卖和自由这些东西都没有容身之地。当买卖被消灭之后,物质被人消费的方式就由买卖变成了分配。但由谁来分配、怎样分配,才能避免由原来资产阶级拥有大部分社会资产时所形成的那种不公呢?伟大导师在这里又没有论及。似乎只要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便万事大吉。而事实上,谁掌握了分配的权力,谁就掌握了全部的社会资源,谁就掌握了控制人民的权力。在买卖社会中,即使是不甚公平的买卖社会中,人民尚有部分选择的自由。而一旦到了分配社会中,人民则只有听从的份了。

  “你们一听说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你们说,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能再变为资产阶级财产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267页)

  从《宣言》以后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个性确实是和财产有关系的,一个人如果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就很难保有自己的个性。“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前提是自己尚有田产可以耕种。如果陶渊明是无产者,不折腰就只能饿死。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国家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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