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卢沟桥事变之研究与思考

——抗战胜利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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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北大) (进入专栏)  
统率中国驻屯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就有关军之作战、配置和行动方面接受参谋总长指挥调遣,在有关军政、人事方面接受陆军大臣的统辖。”

   该驻屯军正式纳入师团级以上的战略单位编制,不仅师团长由日皇亲授,步兵联队的联队旗也由日皇亲授。前述原驻华北日军“步一会”所编《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史》介绍,日皇裕仁将联队旗授予首任联队长牟田口,鼓励其爱护军旗,牟田口则回答决不辜负军人荣誉。如此激励起来的斗志,被牟田口在卢沟桥之夜加以发挥。秦郁彦著作也介绍了这一史实,日军占领军营后,进而要求中方冀察政权划拨土地扩建营房,牟田口则决心要在今后的类似事件中,对抱有“侮日、抗日观念”的中国军队予以惩罚,终于“在10个月之后,卢沟桥事件发生了”。这些史实,绝非偶然性所能解读。

  

   三、日军强驻卢沟桥地区及战争挑衅

  

   在华北驻屯军强力推进上述扩编与部署的同时,日本最高军政当局的全盘决策也日趋强硬。1937年1月参谋本部制定的《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对中国军队“准备给予致命的痛击”。5月海军方面提出“莫如以开战来整顿一切战备”。6月关东军在一份报告书中要求:“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同时强调:“而南京政权,对于日本所希望的调整邦交一事,丝毫没有作出反应的意思,如我方对它进而要求亲善,从它的民族性来看,反而会增长其排日侮日的态度,造成所谓‘吹毛求疵’的结果。”综合同期军部的各种观察报告或计划案,其基调相同,“日本军部派出的人员对中国动向的观察大体一致……多数人认为,对抗日运动高涨的中国给予一击,就能打开局面”。

   出自上述战争目标,日本最高军政当局明确授予日本驻屯军处置华北地域问题的权力和任务。1936年1月13日(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决定:“处理华北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负责”,日军驻华北各系统的特务机关、外交机构,都应“策应”或“接受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指挥”。驻屯军司令部成了华北攻略及其政务外交诸事务最高指挥部。同年9月15日参谋本部制定《对华时局对策》,授予驻屯军直接动用武力的权限:“假如发生有关帝国军队威信的事件时,中国驻屯军应果断立即给予惩罚……日军的进攻行动应神速机敏,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中国军队以闪电般打击,以力争最低限度要求,就地解决问题。”又规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达成军之任务,在有关必要事项方面可以指挥陆军运输部及其塘沽派出所所长”“还可以进行所需要的情报搜集及资源调查”,等等。

   肩负上述任务的新增日军,以屯兵营房需要等借口,抢占富有战略意义的要点,无理要求中国划拨土地,实际上迈出了发动全面战争的步骤。日军初选择在北平、天津驻地之外,以通州为新增部队驻点,但随即改为丰台。通州与丰台,均未划入《辛丑条约》外军驻地范围。新增日军无论进驻通州或丰台,均是日军新的侵略行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通州与丰台之间,改易丰台为主,其地缘战略意义非同小可。通州在北平东面20余公里处,丰台在北平西南4公里处。丰台连接平汉、平津铁路交叉点,是日军觊觎已久的“战略上的交通要地”。日军如驻通县,尚维持原控冀东一线,从东边威胁北平;而改占丰台,其兵锋挪向北平西线,迫近卢沟桥和平汉铁路交通孔道,配合其余多面的日军围堵,北平实际陷入日军的多向夹击态势。

   对于重要的丰台要地,中国理应确保,但是日军连续挑衅,在挑起1936年6月26日、9月18日两次冲突后,中国当局被迫妥协让步,将原驻丰台的中国驻军撤守。日军一个大队即第三大队进据丰台中国兵营。

   丰台被占,中华文明发祥地、千年古都北平同内地南方联系的基本通道,尚存卢沟桥与平汉铁路。但日军持续推行蚕食手段,进而要求中方划拨更多的土地,在丰台与卢沟桥之间再建营房,被中国拒绝。日军便在长时间内不断进行非法演习,故意挑衅制造事端。1936年大规模军事演习5次,1937年1~5月大演习3次。自6月起,丰台等地日军更以夺取宛平县城和控制卢沟桥为目标,昼夜不断连续演习。按清政府同列强的协定,允各国“驻军有操练打靶及野外大操之权”,地域应在天津附近,课目也应以常规军事业务训练为中心。像日军这样随心所欲,到处大演习,且以攻城略地为课目,不仅违背国际法则和双边条约,其实质是进行战争挑衅。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再度前出宛平附近的铁路桥等交通要道演习,借口一名士兵迷路失踪和所谓“不法枪声”,调兵遣将进逼宛平城和卢沟桥,提出搜索县城和中国守军撤守等无理要求。经过几个小时无理纠缠,日军于7月8日晨5时30分正式下令进攻宛平县城东门、铁路桥和回龙庙等要地,正式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

   对于7月7日晚日军发动事变的基本性质,海峡两岸使用的关键词,主要是“挑衅”“挑起”,还有“阴谋”说等概念。这一定性源于事件当时,7月10日中国政府外交部致日本使馆抗议书指出:“日军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美国当时驻北平武官巴勒托(DavidD.Barrett)亦在战后审判中作证:“七月初宛平附近日本军举行的夜间演习,是故意的挑拨。”

   台湾学者吴相湘指出:“日军在北平的卢沟桥附近挑起衅来。”李云汉指出: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挑衅……结果是两国全面战争的展开”。大陆的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的说法是:“日本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徐勇指出,日军“在长时间内不断进行非法演习,故意制造事端……其实质是进行战争挑衅。”臧运祜指出: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了事端”,等等。

   日军通过侵占丰台以及其不断非法演习的战争挑衅活动,走向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当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亦承认个中关系:日军占丰台“是卢沟桥事变的直接动因”。

   但战后日本右翼不顾历史真相,遮掩日军的侵略企图。秦郁彦1961年出版《日中战争史》,其后经过1972年增补,再至2011年7月复刻新版,对于华北日军扩编仅区区400余字描述,并将其军事演习目的解释为“熟练小兵力的对苏战法”,而演习的场合更被轻描淡写为“使用了卢沟桥城北方的荒芜之地作为演习地点”,显然是公开执意曲解史实。

  

   四、结论

  

   驻华北日军在卢沟桥地区的非法扩张与战争挑衅的史实的存在,不以其个别行动的决策文件的存毁为转移。战后重新发掘的日军高层战略性决策史料,也充分证明了“七七”之夜日军在卢沟桥地区发动挑衅事件,是继柳条湖事件攻占中国东北地区之后,进而吞并华北战略行动的组成部分,具有其政策与战略全盘的必然性与计划性。

   卢沟桥事变则是日本侵略战争走向全面升级的关键之点,各方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大批有责任感有良知的日本学者做出了认真而详尽的学术研究。但日方部分学者拘泥于驻地部队作战计划等“实证研究”,受困于“第一枪”战术动作的烦琐考据,难以克服日军当局大批销毁证据造成的困难,不能够跨越事件“偶发论”的认识局限。至于日本右翼方面,执意为开脱战争责任而纠缠于所谓“第一枪”问题,进行着最为典型的狡辩,需要我们持续依据史料与事实加以澄清。

  

   本文载于《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有关史料及其研究》。作者徐勇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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