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西方财产权与公民权矛盾结构的历史与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1 次 更新时间:2015-05-31 22: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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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 (进入专栏)  
资本家完全依靠国家强制来支撑他们的经济权力,加强对财产的控制,确保社会秩序与环境有利于资本积累。但是,资本家的剥削权力与国家强制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明显区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既推行普选权而又不从根本上威胁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国家为这种经济权力不需要政治权利上的垄断。

   我们能够看到,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以经济效率为轴心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这就最终造成了资本民主的结构性冲突。

   然而,就现实情况来看,财产权与公民权的分离使得财产权对公民权的直接影响变小,"当财产不再是公民资格的依据时,财产也就失去了塑造公民品质的能力。"也就是说,当公民资格不再受财产权的限制时,人们不再会因为财产的原因而被限制在民主之外。废除这种从物的角度看待人,蔑视人的尊严的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然而,财产对民主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采取了更为曲折的形式,而不是直接地联系在一起。

   从理论上看,公共利益的取得和保护是政治自由的结果。也就是说,公民在多数原则的指导下,通过行使民主权利形成了民主权力。就其过程来看,民主权力是每个个体权利的共同部分,但是,民主权力并不是个体权利的算术和,而是一种整合。这种整合过程就是民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民主权力是一种一旦形成就独立存在的权力。而且,由于这种权力具有公共性,它又会高于个体,反作用于个体,甚至会形成对个体权利的侵犯。

   个人利益的取得和保护则是经济自由的结果。就其过程来看,实际上是个人以财产权利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等一系列规则中获取和保护个人利益的过程。然而,财产权是个体权利,只有通过宪法性的制度规定才能取得超越民主权力的地位。

   由于民主权力保障的公共利益与个体的私人利益并不一致,甚至会有所冲突,这时,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就发生了。一方面,私人的利益有可能会在公共利益的整合过程中受到威胁,随之而来的是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侵犯;另一方面,私人利益也可能会通过种种方式努力将特殊利益上升为公共利益,从而以特殊利益代替公共利益,形成对公共利益的虚假反映。公共利益的这两种形成过程都会造成政治经济体制的失衡。

   在当代西方,各种权利之间的冲突使得权利的排序变得格外重要。两种分开的权利各自在不同的领域里享有优先权,并且保持各自的独立,看来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在政治领域中,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权利占有主导地位;而在经济领域中,个人的财产权则享有优先性。然而,"在任何既定的情况下,哪些权利应当优先,绝不是显明无遗的。"

   尽管如此,达尔还是从财产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区分出发,将这些排序大致分为两类:"从第一种观念上看,自治政府是所有人类权利当中最基本的,一旦发生冲突,它优先于财产权;而从第二种观念上看,财产权是优先的,自治权则是从属的。"鲍尔斯和金蒂斯更是明确指出了这种优先性的选择:

   资本主义和民主不是两种互补的体系。相反,它们是调控人类发展进程和全部社会历史演变的两种反差鲜明的规则:一种规则的特征就是以各种财产权为基础的经济特权的优先性,另一种规则就坚持以个人权利行使为基础的自由权和民主责任两者的优先性。

   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论证权利,这对权利的排序产生重要影响。仅就财产权来看,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论证方法:"一种认为财产权利是工具性的,出于功利角度考虑而产生的权利。对财产权利的认可能带来诸如效率、经济进步、政治自由等等价值;另一种则是价值性的,认为权利是自然的,是一种不可剥夺的道德权利,就像自然权利一样,政府和法律有保护的义务。"两种不同的"财产权利"对于民主程序有着不同的意义:

   如果经济企业的私有制纯粹是工具性的安排,并且自治是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任何一种经济私有制方面的立法权力都从属于自治的权利;并且,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人民及其代表将会被允许通过民主的程序决定任何一种特殊的安排在多大范围内均衡地获取其价值。他们能决定是经济企业的私有制还是公共的或是社会所有制是可取的,或是别的什么不确定的可能的组合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正相反,私有制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这一权利就会令人信服地高于自治的权利,即使是通过民主程序,一个民族亦不能被授权剥夺这一权利。

   对于私有权利和自治权利这两种互相冲突的权利,应该如何做到相安无事呢?达尔指出:"人们因为自治而拥有的自由通过民主程序,而别的自由则通过其他的程序。而那些别的自由,如经济自由,美国人则常常视其为个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利。"

   财产权与公民权这两种权利实际上从两个方面表明了现代人的主体身份。在现代语境下,无论是从资本关系的角度把人称为资本家或工人,还是从市场关系的角度把人称为生产者或消费者,在政治领域,都有一个对应的称呼,即公民。这种对应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主体基础。这种主体论又进一步反映在权利论中,表现为财产权与公民权的二元体系。

   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划分使得个体在政治经济体系中具备了双重特征。美国政治理论家谢尔登·沃林(SheldonWolin)在《民主》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人民有两张面孔,每一张都意味着一个身份、权力和权力条款不同的概念……一张面孔是政治和民主的集合体,可以叫做政治实体;另一张面孔主要是经济和有意识地反民主的集合体,可以叫做政治经济体系。"

   罗伯特·威布则把这"两张面孔"称为"两种生活方式"。在《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一书中,他明确指出:"几个世纪后我们同时真实地接受了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作为个人,我们完全孤独地生活;另一种是离开了它们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社会生活就没有意义。美国民主的历史正是这一对孪生事实和它们之间关系变化的一种体现。"

   三、结论与讨论

   我们看到,无论是财产权还是公民权,任何一种权利都不能单独成为人的本质,只有两种权利之间建立联结才可能更好实现人的现代性。公民权与财产权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关系正反映了权利的双生结构,它们分别规定了人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的主体资格,构成了双重存在的人的本质。也就是说,尽管财产权与公民权服从于不同的逻辑,但是,个人需要以公民权为名进入国家,从而摆脱其个人特征,积极地追求其政治自由;公民亦需要以财产权为名实现其向市民社会的退守,从而能够独善其身,消极地保证个人自由。

   作为公民,个体生活在一个有着明确规定的政治体制当中,而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体又生活于一个更加广泛的经济体制当中;与此相应,公民和消费者的行为也是不一样的。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他是一台"超级理性的计算机,总是在计算和比较得与失的剩余,其活动也总是为实现净剩余的最大化。"而作为公民,人们在政治上应该是平等的,通过政府决策行使权力的机会至少应该平等地分配给公民。因此,达尔提醒我们:"民主的视角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公民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标准的经济学观点都会直白或含蓄地承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确存在于某些政治制度中,在民主制度中很可能还是作为公民存在。但每一个观点都集中强调一个方面,而不顾及其他。"

   公民权与财产权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表明,尽管西方现代社会实现了高度的领域分离,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不同追求,但是,这种分离是适度的,完全分开在理论上是悖谬的,在实践中亦是不现实的。然而,两种权利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这注定了西方权利结构的内在矛盾性,是西方二元权利结构的基础。也就是说,从政治经济体系来看,主体由于追求不同的价值而拥有不同的权利,两种权利是分离的,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冲突;同时,因为拥有权利的主体是同一的,两种不同的权利所附着的主体都是社会中的人,这又决定了两种冲突的权利一定是处于同一个体系中。

   人民主权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合法性,法治化的过程实现了这种合法性的制度化,从而建构了宪政民主的基本框架,其内在的逻辑就在于,法律的接受者同时也是法律的制定者。当这一本身就存在逻辑冲突的复合制度架构向经济领域延伸时,亦表现为一种矛盾的复合。这一困境就是资本与民主的困境,是资本主义民主深层的内在矛盾。无论是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还是市场经济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都与财产权与公民权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财产权与公民权的悖论是主体悖论的话,那么,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冲突则构成了资本民主的规则悖论。

  

   注释:

  

   1.[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2.RobertADahl,APrefacetoEconomicDemocracy,Cambridge:PolityPress,1985,pp.162-163.

   3.[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褚松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4.TheOldOligarch,EarlyGreekPoliticalThoughtfromHomertotheSophists,editedbyMichaelGagarinandPaulWoodruff,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p.133.

   5.[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343页。

   6.[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21、26、28、29页等处。

   7.[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和资本主义》,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页。

   8.[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8页。

   9.Samuel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5.

   10.[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61页。

   1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138页。

   1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13.[美]凯斯·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金朝武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14.[美]凯斯·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金朝武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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