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与西方社会学社会建设理论(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8 次 更新时间:2015-05-28 08: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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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论也在主流社会学中赢得了一个中心席位。而在欧洲,社会学家们一直重视冲突思想,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对冲突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几位冲突论学者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思想,同时,他们还因为所处时期社会状况的不同,所关注冲突的层次、所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案与马克思有所不同。大体而言,他们更关注广泛的社会冲突,而不限于阶级冲突和可以用经济利益的差异来解释的冲突,更强调冲突对社会整合的积极功能,更主张以理性沟通而不是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

   达伦道夫指出,社会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共识,一面是冲突。功能论关注前者,描述出一个有秩序的、静止的社会;而冲突论则关注后者,认为异议、矛盾会引起社会的变迁。功能论关注价值整合的问题,而冲突论则关注权力和利益的问题。达伦道夫比喻说,共识的一面是美好的,而冲突的一面是丑恶的,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前一面,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就是失真的,我们会陷于乌托邦的幻象之中,因此,社会学家应该以冲突论来弥补功能论的不足。达伦道夫的基本观点受到马克思的矛盾论思想的深刻影响,他的理论也称为“辨证冲突论”。

   达伦道夫指出,权威存在于“位置”而不是“个人”之中。在社会角色的安排中就赋予它们以支配或者服从的期望,那些占据权威位置的人被期望控制从属的人,他们支配别人是因为周围人们的期望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什么心理特性。因为权威是合法化的,所以不服从者要受到惩罚。权威又不是持久不变的,在一个场合有权威的人,在另一个场合不一定占据权威位置;在一个团体中居从属位置的人,在另一个团体中却可以居支配位置。社会就是由许多场合或者团体的单元组成的,达伦道夫称这些单元为“强制性合作社团”。

   在每一个社团中,都有人居于权威位置,有人居于服从位置。这两类人的利益是矛盾的,由此,在社团中分化出两个利益团体,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支配团体要维持现状,而被支配者则要重新分配权威关系。在一些条件下,它们会形成两个冲突团体,为争夺权威而竞争。消除这一冲突的方法就是对社团中的权威进行再分配,这种冲突会导致社会系统的变化。

   达伦道夫特别强调指出,仅仅有利益的差异还不足以引起团体之间的冲突,只有当这些团体具备一定的结构、目标、人事和沟通纽带等社会学条件的时候,它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冲突团体。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流氓无产阶级的地位比无产阶级还低,他们的经济利益与资产阶级之间差异最大,但是他们不具备这些社会学条件,因此无法成为真正的冲突团体。如果将冲突的根源还原为经济利益,这些社会学条件就只是中介条件,但是,达伦道夫指出,这些条件十分重要,它们是冲突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考虑这些条件,才能有效地解释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冲突问题。

   在达伦道夫之后,寇舍提出“冲突功能论”。他批评说,功能论忽视冲突,而已有的冲突论却片面强调冲突的破坏作用。他指出,不能轻易地将偏差和异议看成是社会系统均衡状态中的病态现象,冲突具有维护社会系统的积极功能。例如,因为长期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发生冲突,以色列犹太人的凝聚力增强了。再比如,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也导致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联盟。而在一个社会内部,冲突可使原来孤立的个人形成一个具有行动力量的角色团体。例如,抗议越战促使许多美国年轻人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极具活力的角色。反战冲突之后,美国年轻人的精神又变得冷漠起来。此外,冲突也可使双方对他们的相对力量有更好的了解,从而使他们更可能相互和解,或者和平地相互适应。

   20世纪上半叶,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家们吸收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和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形成批判理论流派。1930年代左翼工人运动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及俄国革命后产生的集权问题,使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在保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同时,重视意识领域的反思。为了强调意识过程的重要性,他们将心理分析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结合起来。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批判理论的主观意味太浓,也太激进,应该将注意力从个人的主观意识转到人们相互主观地理解和协调他们的行动的过程中来。只有理解社会整合的机制,才能将人们从异化中解放出来。

   哈贝马斯吸收了马克思的解放思想和韦伯的理性思想,形成在当代西方社会理论领域占重要地位的“沟通行动理论”。他指出,现代社会演化的历史趋势表明,现代理性中蕴涵着解放的潜力,因此可以以理性而不是暴力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问题。

   哈贝马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工具性行动,它是计算并且选择手段来实现明确的目标的行动,它要遵守客观世界的真理;二是规范控制的行动,它是导向群体共同价值的行动,它要遵守社会世界的规范;三是戏剧式行动,是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意图的行动,它要遵守主观世界的真诚;四是沟通行动,它是行动者相互理解、相互协调的行动,它要全面遵守前面三种准则。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整合既涉及国家管理的经济层次(工具理性),又涉及知识文化储备层次(沟通理性)。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不断地进行政治、经济层次的分化,却很难实现文化层次的整合。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仍然是分裂的,并且会遭受危机。只有发挥沟通理性的潜力,才能解决这个社会整合的问题。

  

   四、社会公正理论

   “社会公正”(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思想在西方历史脉络里源远流长。在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里就分别探讨过城邦里的公正问题。但是对社会公正理论的真正建设,始于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家们。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人,从一种假定的原初“自然状态”出发,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他们的社会理论思想因对“自然状态”的不同假设而大相径庭,但在通过契约来建构社会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社会理论都可以被称为契约论。也就从那时起,在西方伦理学思想史上,目的论与义务论这两种观念的对立初现端倪。正当(right)与善(good),这两个概念是伦理学的基本概念,目的论与义务论两大流派的分野,就与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看法有关。目的论认为,善独立于且优先于正当,是我们据以判断事物正当与否的根本标准;正当则依附于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善或符合善的东西。而义务论则与此相反,认为正当独立于且优先于善,换言之正当乃是至善。这两个概念也与社会伦理方面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实质合理与工具手段合理之间的对立密切相关。在理论意义上,公正概念是正当概念的子概念,因为它蕴涵着应然的意思。所以在义务论看来,社会公正本身就是社会的至高价值所在;而在目的论看来,社会公正至多不过是必然伴随着社会福祉的实现而到来的副产品。

   关于社会公正的功利主义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伦理学目的论。它源起于休谟和亚当·斯密,成熟于边沁、密尔(穆勒)和西季威克,是近代(19世纪)直至现代最有影响的社会公正理论。功利主义原则依赖于效用,评价社会公正的标准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在一个体现社会公正的社会中,其效用总和为最大,而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中,其效用总和明显低于应该达到的水平。用西季威克的话说,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安排,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公正的)。

   功利主义的社会公正观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中遇到了严重挑战,因为它忽略了权利保护和自由等非效用的有关正义的常识性准则;它注意到了全社会的福利总量和最大满足余额,但是忽视了这一总量和余额在社会成员中的实际不平等分配。这样,从功利主义观念出发,“原则上就没有理由否认可以用一些人的较大得益补偿另一些人的较少损失,或更严重些,可以为了使很多人分享较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罗尔斯,1988:23)

   对于功利主义正义观最有力的反驳来自罗尔斯的划时代著作《正义论》,这部著作也是当代西方思想从伦理学角度研究正义(公正)主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从方法论上说,罗尔斯在某种意义上复活了或者说重新启用了经典的社会契约论的“自然状态”概念,不过他吸收了当代分析哲学的研究途径,不再象洛克和卢梭等人那样,将“自然状态”视为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实况,而是只将它当作被屏蔽于“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之后的主体的思辨性逻辑推理工具,借助于这一工具,他为自己的正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最底层的基石,或者说,构造了逻辑的起点。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思考在罗尔斯那里首先是自由与权利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在他那里处于优先地位的是正当而不是善。在此意义上,他与写作《实践理性批判》时的康德在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即试图从形式的维度为实践理性确立内容上有意义的根本前提,换言之,他们都试图将善建立在正当的基础之上。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罗尔斯与康德一样,是坚定的伦理学义务论者。

   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所谓社会公正,就是公民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合意的标准,换言之,它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平相处的政治底线。这意味着,一方面,社会公正是一个社会得以维系的先决条件,没有了它,社会在政治上就将趋于崩溃;另一方面,社会公正因此也涉及公民对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心理感知和判断,从而在此意义上它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因此,罗尔斯明确地断言,在他的正义论中,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他认为:人们的不同生活前景受到政治体制和一般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也受到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然秉赋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然而这种不平等却是个人无法自我选择的。因此,正义原则要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而从全社会的角度处理这种初始的不平等,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任意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

   在无知之幕后进行选择的个人除了有关社会理论的一般知识之外,不知道任何有关个人和社会的特殊信息,也就是说,人们不知道自己在社会里会拥有什么才能,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也不知道自己最终会处在社会的什么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正义(公正)呢?罗尔斯论证,人们将选择这样一个一般的正义观:

   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或者说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由此派生出来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平等自由的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是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

   其中,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所谓“词典式序列”指的就是这种优先序列的不可移易性。这两个正义原则暗示着与公正概念有关的社会基本结构的两大部分:一是有关公民的政治权利部分;一是有关社会和经济利益的部分。第一个原则要处理前一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原则则要处理后一方面的问题(罗尔斯,1988:5-8)。

很显然,罗尔斯的正义观念与功利主义针锋相对。在他的概念里,平等自由原则与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主张针锋相对,而机会公正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则意在弥补全社会福利总量和最大满足余额在社会成员中的实际不平等分配的功利主义缺失。因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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