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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规范讲求“和为贵”，用法律手段解决农村纠纷，是不合适宜的。即便最终胜诉，也会落下被孤立的不利格局。因为农民信奉的乡土规范被法治文明所击破，在农民心理，感觉是很不舒服的。并且，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谁诉诸法律被认为是一种“诈狂”的表现，会招致众人的非议，落得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故此，农民解决纠纷很难倾向于法律。当然，法律总给人一种不信任、难产的感觉。农民之间的纠纷用乡土规范解决，既维护了乡土秩序的安定和睦，又没有打破农村礼俗文明中社会地缘关系的熟人情节，这样或许比法治的解决方式更加科学，更合乎农村的情理。在农民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中，乡土规范是最具权威的，尽管有时是违法的。
农民对乡土规范的亲近，远离、拒斥法律，一旦有人用法律（尽管有时是合法的）手段或其他方式破坏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秩序。那么，乡土社会的攻击武器—— “舆论”就会站出来制裁冒犯者。首先是意见制裁——“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的谴责和赞许就是生活的主宰”，然后是交往制裁——“人们可能拒绝协作使冒犯者失去外界的朋友和他们习惯了的社会关怀”，[13] 使冒犯者在当地的行为支持系统被破坏掉。在此过程中，农民因破坏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远远低于这种成本。基于利益选择，他们只能做出倾向于传统伦理或乡土规范的行为，除非其破坏这种规范的收益大于或远远大于这种成本。这种行为模式具有巨大的暗示作用，它使得农民在不存在这种利益比较的场合，去服从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其“并非根据什么理由，而是由于他感到必须如此，他被社会暗示住了。”[14] 这是农民法律信仰的内部框架在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相统一意义上的博弈过程，亦是其运作机制和存在状态。
这种心理意义在于：避免将农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所谓的各种传统，从而为以农村经济对农民家庭和行为的规定性为突破口，演示各种传统在农村中得以“存活”的机理和现代文明在农村中得以“存活，并自然延展”之缘由，并引导农民法律意识的觉醒，进而形成农民对法律独特的信仰情节。从乡土社会的整体认识来看，法律进入农村实际上是国家权力进入乡土社会进而排挤乡土规范的行为。
国家权力与乡土权威的博弈，是对农村传统礼俗社会文化的一种挑战。传统礼俗文化排斥权力进而拒绝法律的侵入，农民受此影响，他们害怕甚至恐惧因法律问题而遭受权利的被意外剥夺。农民选择乡土规范解决纠纷，因为熟人社会一般无需法律，没有人愿意因打官司被他所生活的社会孤立起来，因为在农村，面子有时比钱财更重要。如果农民奋不顾身去告状，那可能意味着他们或家人的身家性命已受到伤害或威胁，否则，一丁点权利的剥离是不会让农民大动干戈去告状的。福柯指出：权力并不是哪一个人绝对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可能发生流变的关系。所以，当代表国家权力的法律进驻农村时，遭到乡土权威的弱化就不难想象。
另外，法律要在农村寻求自己的阵地，村干部是不可或缺的，村干部名义上是国家权力的末梢，但其更多的属于乡土社会，受传统礼俗文化的影响，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权利来对付法律，致使法律规定的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因村干部可能改变，因为他们真正的根在农村。因此，苏力教授称：“在这样的一个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中，从中央政府散发出来的国家力量来到这似乎带有隐喻意味的‘沙漠边缘’，势必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15]
另外，受中国传统礼俗社会文化的影响，当国家法律与乡土规范发生冲突时，农民会存在认识性偏差。电影《被告山杠爷》中，山杠爷是一个偏远的、据说治安秩序很好的山村的村党支部书记，他常常根据一些约定俗成的“村规民约”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其中有一条千百年来形成的村规：媳妇虐待婆婆并且屡教不改的，族人可以把媳妇绑起来游街。恰好村里有一名媳妇经常虐待婆婆甚至打伤了婆婆，受到了全村人的谴责。山杠爷看不过，就命令人把这媳妇抓了起来，并根据村规把她游了村。游村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民间惩罚方式，该媳妇在羞愧与愤恨之下，自杀身亡。事情后来捅到了司法机关，公安人员逮捕了山杠爷，指控他非法拘禁、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在农民看来，村规民约是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法律却要以“官方”的话语来压制乡土意见，这是国家法律对传统礼俗社会道德规范与价值体系的欺压与侵犯。乡土规范能够维护农村的和谐与安宁，为何还要法律来插一竿子？代表乡村权威的山杠爷的做法既然维护了全村人的利益，却为何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有何理由让农民相信他们的做法是符合其长远的和谐的利益呢？或许，农民不理解国家法律给乡土社会带来的暂时性苦痛，即使从长远而言，它们是有利于农民的根本利益的，但也可能不为农民所理解、认同和适用。这时的国家法律不过是浮在上面的标签，农民得不到看得见的实惠，怎么能对法律产生信仰？“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16] 这是立法者和司法者应当深深思考的问题，也是农村法治进程受阻面临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农民法律信仰的培育路径
法律的最高价值是追求一种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状态，这种和谐表现为：法律的价值即自由、正义、秩序能够自由发挥，这样，社会大众的法律信仰才能树立。要培育农民的法律信仰，最根本的是重塑法律在农村的权威地位。法律权威与法律信仰是关乎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全局性的两大问题，法律权威是法治现代化的客观动因，而法律信仰则是法治现代化的主观动因。因此，在农村树立法律权威和培育农民法律信仰是目前中国构建法治和谐社会必须完成的使命。
（一）培育农民法律信仰所需的内部土壤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夯实农民的物质基础。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切实提高农民权益保障的物质基础。高度的物质文明，是农村法治有效实现的物质保障。马克思所说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17] 说明任何规范所规定的“权利”，只有当社会具有保障其实现的经济文化条件时，它才是真正的权利。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造成了不同地区的农民在实现其权利的条件和效果上都有差别。目前中国农村还有许多农民尚未脱贫，因而，他们在接受教育，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特别是在法律维权方面存在极大的障碍。其实有些时候，当农民的身家性命、合法的权利受到威胁、损害时，他们也很想通过合法途径来解决，但因为诉讼成本太大（农民一般不可能丢下生产生活，耗费大量的人力、金钱、时间去打官司），所以农民更倾向于通过乡土规范来解决，尽管这样可能会心理不情愿。在农村，许多刑事案件都是通过“中间人”调节解决的（向受害者赔偿一定数额的金钱）。农民需要的是权益保障的低成本，如果成本太大，一般是没有人选择的。农民只有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坚实的后盾，他们才有时间和精力去研习法律，走近法律。故此，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提高农民收入，是提高农民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的内在条件之一。
2、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内化法律精神。法律信仰产生在于法律精神的内化，而内化的重要途径则是学习，这是培育农民法律信仰的先决条件。农民通过对法律制度文化和法律精神文化的学习，消除对法律的陌生感，逐步认识到法律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因为，权利是法的内核，没有对权利的要求，就无法产生对法的需求、渴望和敬仰，因为“权利意识与法律信仰是一种互动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导致法律信仰的生长；从另一方面看，信仰的增强也必将推动公众权利意识的扩张，进一步推动法律意识的增强。”[18]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当前农村的法制宣传中，依然盛行着法律工具论的思想，只强调人们对法律的接受与服从，而忽略法律更重要的是保护人们的权利。因此，加强农村普法活动，必须全面宣传法的价值，特别要突出法对农民的权利保护的价值，这样才能培育农民对法律的坚定信念，使法律内化为农民至高无上的信仰。
3、树立法律的权威性，消除法律在农民心中的精神因素障碍。法律的权威性，就是任何人或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是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是检验法治是否和谐的基本尺度。作为一个法治原则，法律至上的科学性、合理性成为一种普遍原则而为人们所接受。要消除法律在农民心中的精神因素障碍，这就要求在农民中进行法治教育，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法律认知能力；清除农村中残留的封建旧道德、腐朽思想。同时，要有意识地培养农民对法律的热情和兴趣。能够赢得民心从而使法律成为农民信仰的对象，才是法律权威得以树立的关键。只有当法律成为保护农民最高利益的主要依据，成为伸张社会公平、正义的权威依据时，法律信仰才能树立。更为重要的是：法律要通过事实给农民带来看的见、摸的着的实惠，当农民发现法律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才会靠近法律、尊重法律、热爱法律、相信法律，进而信仰法律。正如谢晖教授所言，“一旦法律运行提供给人们以方便，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并最终带给主体以利益，那么，法律信仰的直接的、现实的行为——操作基础便被确立。”[19] 要使法律真正保障农民的权益，使其从纸上的条款，变成农民的生活准则，让法律至上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深入农民的意识中。恰如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所说：“法律的帝国并非由疆界、权力或程序界定，而由态度决定。”[20]
由于农村市场化程度不高，农民难以自觉产生权利与义务的观念，也很难体会到法律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农民缺乏倾向法治的内在动因，他们并不是天然的法律要求者。这就要求我们在宣传法制时，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有所创新，“办好一件案子，胜讲十堂法律课”的朴素道理，值得我们的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认真学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