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云:略论十七年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调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8 次 更新时间:2015-05-17 21: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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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云  

   以上所列不免挂一漏万,但可管窥当时现代革命史和党史调查的规模与声势。这些调查多为大兵团作战,难免带有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特色,动辄以百万计的资料收获实际上也含有相当水分,但对于地方现代革命史、党史资料收集之功也不可轻忽。

   总体说来,十七年间的“近代史”与“现代史”所进行的历史调查多有相似之处。首先,二者多由各省、市政府部门主导组织,以高校历史系师生、历史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为调查主力,因而涉及面广,整合了相当多的社会资源。这种由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历史调查往往能发挥地域优势,多注重调查本地区发生的近现代史事,力图为区域史撰写提供丰富的资料。尽管如此,从实际情况来看,调查的学术价值与调查的声势规模并非正相关。其次,调查访问对象注重阶级成分,主要集中于下层普通民众。有研究者认为,“史料绝大部分是流传在劳动人民的老者手中”(89);南开大学所进行的义和团调查强调其“材料大多数出自劳动人民的口述,具有极大的真实性”(90);陈白尘不无自豪地表示,调查对象均为“出身贫、中农而年已耋耄的老人们,每一个人都是无知无识所谓没有文化的人,但他们所共同提供的这部史料,却推翻了、纠正了官书中许多伪造和错误,许多被掩饰、阉割的历史也由它得到了补充”(91)。

   当然,这两项调查的基本面貌也呈现一定程度的差异。与当时整个近代史学科相对成熟有关,近代史调查以历史事件为中心,较为系统,所得资料刊布者颇多,且备受学界关注,并引发学术讨论。现代史调查兴起于“大跃进”期间,受强势单一的意识形态影响,所获调查资料本身质量难以保证,且中国现代史学科发展相对滞后,革命史和党史的学术研究在十七年间受到多方面制约。虽然现代史调查资料相当丰富,但整理公开出版者甚少。有现代史研究者坦言:“58年后,省委曾组织了一些同志去搞调查,原始资料堆了一屋,整理出来好几本,但不敢公开,不敢引用。”(92)现代史调查资料大多只能以内部资料、油印稿等形式存在,其中部分虽已为编写地方史志所用,但影响毕竟有限(93)。

   十七年间的中国近现代史实地调查蔚然成风,且受到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历史研究》等媒体常有关于历史调查的报道。不过当时多由各省市党政机关组织本地研究力量,进行区域性的历史调查,少数由研究者自发投身调查。这些调查力量之间缺乏协调和整合,不少调查成果也未能及时整理刊布。鉴于这种情形,全国政协于1959年成立文史资料委员会,着眼于收集整理历史当事人的口述或回忆录;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作为国家级史学机构,被寄予促进近代史学科发展之任,也一度欲在推动近现代历史调查中发挥引领作用。

   近代史所开创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范文澜十分重视近现代历史调查。近代史所的王来棣研究中共建立时期的历史。在范文澜介绍安排下,从1956年5月开始,她对李达、冯白驹、曾希圣、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人进行调查采访,至1957年5月共采访30余人(94)。刘尧汉用彝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所写的一篇文章,范文澜撰文大加赞赏,“我认为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几无史籍可稽’”,并将调查所得史料比做“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95)。范文澜还曾感慨道:“我年纪大了!事情也多了!对实地调查已经有心无力。只好把别人做的视同自己做的了。”(96)

   1954年近代史所创刊的《近代史资料》成为全国性的近代史资料收集中心,其征集史料的办法就是将“亲历者的回忆录和访问与历史事件的调查记录”等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97)。创刊号第一篇资料即为《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颇具象征意味,此后陆续刊登了不少近现代历史调查记录和调查报告。

   为推进中国现代史(1919—1949)的研究,近代史所与教育部于1958年联合召开讨论会。近代史所提出《关于收集整理现代史资料的计划草案》,包括报纸杂志的整理重印、文集的汇编、调查访问等三大项,提出联合组成“编辑出版委员会”,以领导、协调全国现代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将迅速集中整理出版各地现代史资料调查成果作为当务之急(98)。

   1958年,近代史所制订了一个近现代史调查访谈计划,提出由近代史所负责邀集有关研究机构、各高校历史系、高级党校、军事学院等共同商讨具体调查办法,制订访问计划,确定分工(99)。1962年12月,近代史所复提出《关于调查和征集历史资料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在近代史研究所设立工作组,负责与各有关机构的联系协作,以推进调查征集历史资料的工作,并立即着手组织政协委员中的资本家提供经济史资料、组织在押人犯提供秘密结社史资料、通过民建和工商联调查征集工商企业账册等各种文物资料(100)。

   1963年10月间,胡乔木数次找时任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的杨东莼和近代史所副所长刘大年,商量如何加强近代社会历史调查。1964年2月7日,杨东莼与刘大年联名致函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全国政协党组、中宣部、统战部,建议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信中提出,“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过去学术界也作过一些,但还不能适应研究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需要,许多有现实意义而又值得研究的东西,资料还很缺乏,需要进行实际调查。在研究方法上,调查工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工作不能限于书本知识和前人提供的资料。现在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条件很好,越往后这种便利条件越将减少,因此,需要争取时间”,并建议“调委会”应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设立办事机构,以处理日常工作,进行典型事件的调查,具体工作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调委会”主要职责为制定工作规划、草拟调查项目、组织人力和推动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工作、交流工作经验、初步审查稿件、有计划地安排出版工作等。该信初步确定应着手的调查项目:(1)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状况;(2)中国近代各阶级的发生、发展过程;(3)某些重要的政治事件的经过和真实情况;(4)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制度。(101)

   杨东莼于1964年2月7日致函刘桂五,提出“调委会”人选(102)。2月29日,中宣部和中央统战部即复函表示同意。3月26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致函近代史所,同意启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章(103)。此后,杨东莼、刘桂五等人便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建工作,近代史所王来棣、周天度、王公度以及从华中师范学院调来的章开沅、刘望龄负责具体工作。4月3日在近代史所召开筹委会成立会,杨东莼就社会历史调查的重要性做长篇发言,并批评当时史学界的几种偏向,如抄旧材料,贴新标签;有框框,无材料;找孤证;随意引用经典著作(104)。是年5月,“调委会”正式宣告成立,以中华书局为办公地点。

   在调查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杨东莼、刘大年等人提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几点意见》。该意见指出,“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旧中国遗留的文献档案残缺不全,而其中绝大部分又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歪曲捏造,仅仅依据文字记载,很难深入探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因此,只有在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社会历史调查,树立优良的学风,才能逐步克服过去研究工作中的困难和缺陷,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到更高的水平……还应该看到,熟悉历史故事的老人正在逐渐减少,某些有价值的文献材料可能有所散失,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刻不容缓地把握有利时机,迅速把历史调查工作开展起来”,并特别强调历史调查应坚持调查与研究结合、访问与文献结合、专业队伍与群众力量(以专业队伍为主)结合;调查所得材料必须经过严格的鉴别、核实,编成资料汇编,然后经过综合分析研究,形成具有较高水平的调查报告,交中华书局以《中国近代历史调查丛书》名义出版(105)。

   在“革命”叙事的制导下,十七年间的近现代历史调查虽然对近现代工商业发展也有所关注(106),但无疑以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革命”为主要调查对象。而“调委会”所列调查项目不但突破了区域限制,也远远超越了下层民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内容,且突破了以近现代历史事件为中心的调查格局,着眼的是整个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诸如农村破产和农民生活、手工业中的行会、商业资本对农民的剥削、农村的阶级分化、土匪产生的原因、秘密社会、封建迷信团体、黑暗社会、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皆为调查对象。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买办制度和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北洋军阀的兴起衰亡、租界等,亦在调查范围之内。此外,“调委会”还制定了十余种“调查意见书”(107)。由此可见,其调查规划相当庞大,颇具雄心。

   在1964年5月召开的全国近现代史讨论会上,部署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26日上午,杨东莼作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的报告(108)。在6月2日召开的全国近代史规划会议上,杨东莼、刘大年就部分重点调查项目作了明确分工部署:北洋军阀调查由天津历史所负责,买办调查由上海经济所主持,民族资产阶级调查由上海经济所主持,吸收上海工商联参加(109)。

   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开始踌躇满志地开展工作。当时根据刘大年的建议,确定先抓两个项目,“一是知识分子千人传,一是资产阶级千人传”(110)。其他项目也着手进行,如王来棣与杨东莼去天津调查黑社会、会道门、临城劫案等(111)。尽管处于草创阶段,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无疑是一件意义重大且备受学术界重视的工作。当年身与其事的章开沅多年后还深感惋惜:“如果能持续下去并正常运转,现今决不会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计划独占鳌头。”(112)可惜当时阶级斗争之弦日趋绷紧,“调委会”工作未及全面展开,便渐趋瘫痪,名存实亡。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骤起,一切均脱离常轨,“调委会”的种种设想规划自然已无落实的可能。

   注重实地调查本为中国史学传统,司马迁为写《史记》,“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113),实地调查有莫大之功。然而,自19世纪以来兰克实证史学成为主流,官方档案文献备受重视,实地调查遭到冷落。

   十七年间,不少学人从书斋、档案馆走向田野,通过实地调查以获取普通民众的史料。一个时代的学术取向无疑深受时代社会思潮的影响。十七年近现代史实地调查的兴盛,虽有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动,却不可简单归结为史学“政治化”的产物,学人投身历史调查也并非被迫。总体说来,近现代史研究者因衷心服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要义,而将实地调查作为撰写“劳动人民的历史”之必要途径,因而对之倾注了相当热情。有人明确宣示:“我们今后不能再回到埋头于书斋、文献写历史的老路,而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把走出学校在现实调查中得来的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从而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写出真正的人民的历史。”(114)

   重视历史调查的理念与实践,使十七年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呈现颇具特色的形态。下层民众反抗清政府、反抗列强的史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以及工商企业发展史料等,都通过历史调查被大量挖掘出来并受到广泛重视,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书写的重要史料依据。这些调查资料带有抢救性质,随着时过境迁后调查对象故去,尤见其价值。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史料与史学本为一体两面,近现代历史调查不仅是一种收集史料的方法,其本身也参与了十七年间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范式的构建,成为当时中国近现代史叙事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近现代史研究状况,也影响到近现代史著作的面貌。

但毋庸讳言,十七年间时代政治环境给历史调查带来的局限亦无可回避。首先,历史调查范围偏于狭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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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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