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萍:应对怨恨情绪——国家治理中的情绪管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0 次 更新时间:2015-05-11 22: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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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萍  
情绪沟通与情绪唤醒是政治的命脉。在政治协商中,回应了人们情绪需要的协商结果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也有助于促使人们产生将协商结果付诸实施的责任感。同时,由情绪和情感参与而获得的理解,有助于使政治沟通过程成为一个培育公民同理心和互惠观念的过程,更在和谐的情感沟通中形成有助于维持政治秩序的共同的情感和道德关切。情绪的沟通价值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对怨恨这一社会流行情绪的及时了解和把握,有助于使公共权威对社会公众可能的反应和行为有所预期,并据此发现和创造适当的管理和沟通渠道,不断改善政治沟通效果,实现有效社会干预。
  政治心理学被许多人认为用科学的衣裳装扮起来,却试图隐藏其社会责任的那一面。发现和善用情绪的积极价值,正是在政治心理学与其社会责任之间所开辟的一个重要通道。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情绪,怨恨既是社会结构及其诸多影响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后果,另一方面也对更为广泛的社会情绪氛围、社会运动、政治认同以及正式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爱德华·西尔斯(Edward Shils)曾运用怨恨情绪解释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治图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希腊政治发展过程中小资产阶级怨恨情绪的分析,也非常清晰地呈现了社会怨恨情绪的重要影响。战后希腊小资产阶级在获得明显的经济成功的同时,在独裁统治下却不能取得政治上的认可,使他们不仅无法成为他们自认为是其中组成部分的“上层”阶级的成员,在政治上也被边缘化。这种长期的创痛体验使得怨恨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一种重要情绪,并在后权威时期为希腊民粹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随着希腊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怨恨情绪逐渐被其他情绪所替代,最终促进了集体认同以及政治制度与民主进程的巩固。因此,发现和运用社会怨恨情绪的积极价值,不仅非常重要,一些国家的历史经历已证明了其现实可能性。

  
  四、“怨恨时代”的国家治理
  怨恨情绪常常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与民粹主义被简单理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妖魔化有关。民粹主义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常见的政治现象,在今天更是广泛流行甚至成为一些国家政府政策的明显倾向(如近年南非的土地改革就被认为是具有民粹色彩的政治行动而广受批评)。民粹主义是怨恨情绪大肆流行的一个观念或意识形态基础,而怨恨情绪又为民粹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动力。民粹主义没有明确和稳定的内涵,在意识形态谱系中的位置也很模糊,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流行社会情绪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观常被当作怨恨等社会情绪的粉饰,并使这些情绪不断累积和强化。可以预见,怨恨和其他消极社会情绪将长期存在于现代社会,由这些情绪所塑造的社会氛围则成为影响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事实上,国家治理已经越来越难以摆脱社会情绪的困扰,情绪管理(emotional governance)也因之而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其中,个人、社会(一定程度上或可具体化为家庭及其他不同类型的群体或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应承担各自的情绪管理职责。
  现代文明的发展似乎正在创造一个在心理上日益软弱因而需要悉心照顾的人类。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琐碎的诉求作出回应,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微政治”的特点。于是,“微政治”议题主导了国家政治议题,高度情绪化的社会也在普遍的“微政治”关切中得到抚慰,而“治疗(型)国家”(therapeutic state)则在人们的情绪化生存中应运而生了。“微政治”并不是使国家变得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而是要求国家以不断变化的方式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
  在情绪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需要与他人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急迫的政治问题进行有感情的接触,而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则是驯服我们无法避免而现实理性又难以完全超越的激情。虽然情绪具有对于政治过程极为重要的适应价值、信息价值和沟通价值,但政治过程中的情绪绝非多多益善。理想的政治过程既不需要注入更多的情绪和情感,更不是纵容情绪在公共空间泛滥和恣意纵横。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情绪管理首先是一个情绪教育的过程。在政治协商中,借助于法律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有助于使存在天然不足的人们的同情机能得以升华,在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方向上培养人们对于其他人的同情和尊重,从而形成日益具有包容性和敏感性的道德情感机能。
  怨恨以及其他消极社会情绪似乎已主导了人们的情绪生活和社会公共空间,从而也提出了有关政府管理的诸多新的思考方向。在政策层面,基于情绪的信息价值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回应民众基本关切,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纾解公共情绪,特别是因一些具体问题而产生的社会情绪至关重要。同时,政府管理还要避免迁就民众不良情绪,避免使公众不合理的要求影响决策过程和结果,导致消极社会情绪的恶性循环;在制度层面,建立稳定和畅通的沟通渠道有助于民众情绪和情感的自然而全面的表达,是政治沟通过程中消除情绪赤字、实现有效的情绪管理的重要途径;在价值层面,应超越“微政治”关切,以充实、明确、稳定和富有吸引力的社会共有价值引导人们重视情绪的自我管理,并在具有反思性的公共空间对个人际遇进行理性思考,在培育和涵养包容性公共文化的过程中抒发情绪,成为一个有情绪但更理性的政治人。
  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处于一个“情绪时代”。由于情绪具有深刻的社会性,以及在“个人麻烦”与“公共”问题之间建立联系的重要功能,情绪管理已成为国家治理的崭新维度和重要内容。关注怨恨情绪的适应价值、信息价值和沟通价值,发掘这种消极情绪的积极效用,有助于找到解决这一情绪症候的有效路径,并在有效的情绪管理中改进国家治理。
  可以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基本人性的一部分,怨恨情绪将与人类长期共存。因此,永远不要奢望人类可以摆脱使人道陷于低潮的怨恨情绪,学会与怨恨共处、努力发掘怨恨情绪的积极价值才是更为务实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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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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