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青木昌彦等:中日经济改革与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3 次 更新时间:2015-04-25 07: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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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青木昌彦等  

   吴敬琏:这在中国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本届政府在政府职能改革里强调要简政放权,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得到民众的好评。不过,我们一定要注意汲取上一轮审批制度改革的教训。20世纪末期有过一次环绕“官倒”问题进行的腐败问题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的一项积极成果,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受到经济学家关于寻租问题论述的影响提出一个从“从源头上反腐败”的口号。什么是腐败的主要源头?腐败的主要源头就是行政审批。所以,国务院建立了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大量取消审批,而且要公布取消的数目。在两年时间内取消了几百项审批事项,2001和2002年“两会”的中心议题都是审批制度改革。但是2003年发生了经济过热,由于把过热的原因不是定为货币超发和过度投资,而是定为“局部(即部分行业)过热”,2004年开始了“有保有压”的所谓“宏观调控”,由发改委负责审核和压缩“过热行业”的投资。这样一来,审批又全面恢复,甚至比原来还要多。

   现在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从方法上来说,我认为简政放权以审批权下放到地方政府为主的做法并不太好。一种可能是“走了个王熙凤,来了个贾探春”,把地方政府管得比中央部门还要细,还要紧。另外一种可能是在反腐败的形势下,地方官员不作为。最近我们调查发现,部分企业觉得审批权从中央政府放到地方政府以后,由于地方官员怕担风险,遇事推诿,甚至避不见面,事情变得更加难办,交易成本非常之高。我认为要借中美投资谈判中引进负面清单制度的东风(这项制度与中国的行政许可法(2003)是完全一致的——行政许可法规定设立行政许可,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国务院和有立法权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力设立行政许可)以此为契机,实现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对企业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负面清单);而对政府而言,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正面清单)”。当然这个原则要贯彻,也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克服既得利益的抵抗。

   中国尚处于日本六、七十年代的水平?

   主持人:中日的差距还有多大?

   福本智之:刚才余永定讲到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处于日本1955、1956年的水平,这个判断是用什么数据得出的结论?

   余永定:我所运用的日本人均收入数据,来源于日本银行,确实中日人均收入的对比存在美元换算的问题,我利用的是美元不变价,否则没法比较。其实我这项研究并不是很细致,只是引用了这个数字。但是无论如何,我感觉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应该与日本60年代初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差不多,这是我的大致判断。

   青木昌彦:我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情况明显完全不同,即中国内部同时存在着两种经济类型。也就是说,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当于日本的70年代和韩国的90年代,内陆地区却只相当于日本的50年代,农业就业人口的比率超过了40%。因此可以说在内陆地区,由库兹涅茨过程带来的成长余地更大。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发布的各省、各产业的就业情况数据只到2010年,我的分析也只能到2010年为止。

   沈建光:关志雄对中日两国主要经济发展指标的比较很有意思,对此,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观察。前两天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周小川行长表示今年要达到资本可兑换,其实这就相当于日本上世纪80年代开放资本项目。而目前中国北京、上海的人均GDP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人均GDP水平,日本很多企业界人士也表示目前中国大城市技术人员的工资与日本现在的工资水平已经接近。

   关志雄:关于日中之间存在的差距到底是40年还是50年,对此众说纷纭。从发展阶段来说,两国之间存在的差距在40年左右。当然从具体角度和领域来比较,可能会存在部分差别。比如,从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来看,日本是在1962年左右,中国是在2010年左右,大约相差50年。

   另外,从汇率政策来看,日本经常会把现在的人民币与1985年广场协定后的日元作比较,但我觉得目前的状况其实更接近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当然要说互联网存在40年差距是不可能的,40年前还没有互联网。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40年的差距代表一种后发优势,中国应该更好地加以发挥。

   中国需要提高创新水平

   主持人:关志雄在演讲中提到中国的创新水平有待提高,缺乏活跃的思想市场。各位专家如何看?

   魏加宁:我非常赞同关志雄先生讲的:创新对未来中国非常重要。有意思的是,国内现在大多认为最具创新力的城市是深圳,但是国际上对深圳的评价好象并不高,比如加拿大的一个创新城市排名榜,就把它排在了重庆和成都的后面。原因是因为深圳缺乏高等学校的学术氛围,科技创新后劲不足。因此,我建议把北京的一些好的理工科大学搬到深圳去,在深圳设立一些好的高等院校。然后还可以把一些金融机构的总部搬到上海去,因为金融机构如果围着北京转实际上就是围着政府转,如果都往上海跑实际上就是跟着市场走。类似的建议还有,比如能不能把央企总部搬到天津去?这样,一方面可以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另一方面还可以促进深圳的创新中心建设,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和天津的制造中心、物流中心建设。

   关根荣一:深圳的特殊之处是它距香港近,离北京远,这对企业家创新十分有利。深圳有许多创新民营企业,比较著名的有华为、生产汽车的比亚迪。去年,华为的专利申请数超过了松下,跃居世界第一。可以说,今后中国创新的主力不会是国有企业,而是民营企业。现在财富500强中有90多家是中国企业,但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10年后,财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可能会超过100家,预计国有企业比重将大幅度下降。作为民营企业家摇篮的深圳,在创新方面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

   应继续推进有关土地流转的试验

   主持人:日本的农业较中国成熟,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宋洪远: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结构即城乡二元结构,从城乡关系来看,最近两年中国统计数据呈现以下特征: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10%以下,但是农业劳动力比例还占32%。农村人口比重达到46%。很显然,人口结构的变化滞后于就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化滞后于产值结构。更重要的一组数据是,根据国内学者研究,2.67亿人农民工中,63%转移到县城以上地区,即城市和中心镇,由城市产业承接。但是还有37%在乡镇以下就业,即所谓的本地就业。也就是说,这部分所谓的农业转移人口实际上并没有转移出农业。因此,我们的就业还有很大潜力。从城乡关系转换角度来看基本数据,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日本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

   关志雄:在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我觉得对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十分重要。在劳动力流动方面,日本于1889年制定的明治宪法已经保证农民自由迁移户口,而且农村居民也逐渐实现了与城市居民各种权利的均等化。然而在土地流动方面,由于用途限制,日本耕地的流动性很低。而且,如果农民继承耕地,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所以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耕地还在农民名下,但农民本人已经不务农了,土地没有得到耕种,即所谓的撂荒。虽然中国也存在这种情况,但是中国正在大胆尝试引进信托机制,促进土地流转。因此,我认为在这方面,日本可以反过来借鉴中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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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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