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青木昌彦等:中日经济改革与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2 次 更新时间:2015-04-25 07: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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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青木昌彦等  

   如我在一开始所说明的,中国(2008-2012年)的人均GDP增长率是8.6%。刚才已经解释过,从地方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的就业转移带来的库兹涅茨效果贡献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中国政府提出的目标是,今后要进一步将一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但大约两亿的农业就业人口中,有70%已经40岁以上。此外,如蔡昉先生最近所指出的,到城市务工的40岁以上的农村人口有向农村返乡的倾向。通常认为户籍制度的不平等带来的子女教育问题和务工人员自身将来的问题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蔡昉先生认为这样的情况会阻碍政府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政策。但是,随着农民工返乡,他们所持有的生产技术也被一并带回农村,国家整体的生产效率趋于均等化。这样的积极影响也许也是存在的。不管怎样,向农村折返产生的影响需要更加详细的分析。

   此外,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在过去四年对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0.6%,几乎与同时期的人口红利相抵消。这基本上可以用升学率的全面上升来解释。此外,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需要伴随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蓄。从这个意义来看,最近的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长期来看在供给面上是一个理想的动向。因为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换来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的积蓄。根据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虽然劳动供给上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增加,但在政府刺激需求的政策背景之下,劳动需求增加的是建筑业等行业,短期内会有劳动供需的错配。不管怎样,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变化(刘易斯拐点)、劳动供给的错配等,有趣的问题非常多,值得大家去深入研究。

   魏加宁:我认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好象不能完全停留在统计数字上,不能光看统计年鉴。关于人口问题,我谈几点感受。

   第一,如果真正到农村去调研时,你就会发现,实际上现在中国能够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已经很少了,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头儿、老太太了。

   第二,我们在进行城市化研究时发现,比如北京这种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很多夫妇双方都是外地人,随着老龄化加剧,都要把父母接来北京,这些父母即使来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了。

   第三,据了解,中国的快递业目前的劳动力缺口至少有80万人。此外,过去常说中国存在着“隐性失业”,而现在,我一直怀疑还存在着很多“隐性就业”。去年我去阿里巴巴调研时,他们提供的数据显示,现在在互联网上开网店等实际上的就业人口高达1700多万,但这些是统计部门没有统计上来的。

   第四,与此同时,有一个现象并存,这就是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医疗人才非常紧缺,医患矛盾很严重,但是由于医院体制限制,一些学医的博士毕业以后反而无法就业,他们想留在大医院,但是大医院没有指标,很多学医的学生毕业以后改行进入证券公司做股票分析去了。

   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需要改革

   主持人:大家如何看待中国改革的进程?

   青木昌彦:吴先生清晰地梳理了中国经济政策理念的一步步转换,以及经济学、经济学家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此外,正如关先生所整理的,朱镕基总理在其任期内推进了银行法和公司法等的修订、财政面的改革等等。但2000年以后改革出现了停滞,这其中的原因该怎么理解呢?在本次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也有很多提案,伴随这些提案也有很多方针被提出来,今后这些方针是否真的会实施?

   魏加宁:我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经济一冷,我们就下放审批权,推进市场化改革;等过两天经济一过热,就开始“加强宏观调控”,被下放了的审批权又都悄悄回来了,在加强宏观调控名义下,很多计划经济的办法又开始恢复。对此,我想问吴老师的问题是,我们的改革究竟有哪些是可逆的,哪些是不可逆的?刚才青木教授也提到,朱镕基担任总理时中国的改革推进得很快,我们知道,当时连贷款规模控制等都取消了,商业银行甚至实行了资产负债表管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都恢复了存贷比管制、贷款规模控制等。这种改革的逆转在国外也有发生,比如韩国当年在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走得很快,但是后来金融危机一来就又回去了。所以,我们应该让改革不断往前走,避免改革成为一种可逆的循环,经济遇冷就推行市场化改革,经济一热就采取计划经济手段进行调控。

   吴敬琏:关志雄先生的演讲用了大量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论述,使得他的基本结论和具体建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但是我觉得有几个小问题好像与我的观察有些不同。

   比如是什么阻止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向紧缩性政策的转变?他谈到,可能是因为在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同时物价保持相对平稳,拖延了向紧缩性政策的转变。当然,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不觉得需要做出改变的一个原因。但是对于中国的决策者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他们的主要考虑。在我看来,不愿放弃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最主要的原因。中国原有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是靠投资驱动,这样就必然造成消费需求(“最终需求”)的不足。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效仿日本的出口导向政策,用低估本国货币的汇率、增加净出口的办法来弥补内需的不足。这种战略在上世纪9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本世纪初,这个政策需要有所调整,可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出口商,都要求保持人民币低估的政策。于是,中央银行频繁地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通过收购外汇来支撑外币,以保证人民币不升值。这样,中央银行就必然要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大量投入基础货币。我的《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变》一书讲日本和台湾的教训,和余永定教授一起呼吁改变汇率形成机制,就受到很多人批评,说人民币升值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甚至有的领导人也认为我的观点与中央政策不符,要加以批判。因此,我觉得中国不转向紧缩性政策还有更深刻的根源。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由于央行缺乏独立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直都是政府首脑决策,所以有可能由于短期考虑发生比较突然的变化。比如2003年出现经济过热以后,对于经济过热的状况,央行专业人员的估计与相当一部分学者没有什么差别,可是领导下达的任务是“有保有压”,哪些行业要“保”?哪些行业要“压”由行政部门决定,宏观经济管理就变成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

   根本问题还在于宏观经济决策的机制存在缺陷,所以要从基础的制度上着手进行改革。比如说,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提高央行独立性,其主要任务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之后建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我是第二届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成立后只是一个咨询机构,每个季度讨论会我们写一个建议,送给国务院总理参考。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建议与最后决策的关系似乎不太大。

   对于改革的前景,我不是很确定。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的责任是尽量做好研究,独立地提出意见,希望决策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60条《决定》,但是《决定》能不能顺利执行,取决于复杂的因素。会遇到许多不同意见,特别是各个部门和不同的利益集团各有自己的考虑。当然,我们希望努力找到共赢的解决办法。

   张承惠:目前在学术界达成一个共识,即吴教授提到的,威权式的政府领导经济是中国改革的一大障碍,恰恰是中间的政府部门对改革自身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都承认要改革,但是都不承认自己需要改革,而是要求其他部门改革。比如人民银行认为银监会应该放弃存贷比的监管指标,银监会则认为人民银行应该放弃贷款规模管制。

   在放权问题上,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政府不放权,或者下放一些无关紧要的权,核心权力抓在手上不放,甚至有的部门自我赋权,增加新的权力。典型案例就是,一个金融机构到监管部门去审批,在监管部门高层同意的情况下还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完成,每个环节极其烦琐,每个相关的监管部门都要走一遍流程,甚至其中还存在腐败。

   二是权力没有放到企业。现在发改委下放投资审批项目,但是权没有放到企业,放到了一些政府部门下属的相关机构,比如某个铁路项目需要铁道勘探设计院做可行性研究,全国的铁路勘探设计院是按区域划分的,一个勘探设计院负责一个地区,所以位于这个地区的项目只有到特定的铁道勘探院进行勘探,其他设计院出具的文件没有用。再比如环境评估,也必须到环保部门指定的事业单位去评估,而这些设计院、评估部门同样需要繁琐的流程。

   再举一个例子,去年我们调研发现,某个省有八条高速公路对外招标,其中有六条民营资本不来投标。问题在于,标书是由当地的国有交通投资公司设计的,社会资本不来投标,该公司愿意接下工程,但同时提出必须增加20亿资金投入,像这样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我向青木教授和吴教授提同样的问题,你们认为如何破除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是不是只有经历一场危机才能使政府有真正的改革动力?

   吴敬琏:我希望不要等危机爆发再来考虑改革的必要性,最好能先认识到这一点,自觉地进行改革,防止发生系统性危机。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决定》看,党政领导机关中还是有一些明白人的。

   巫和懋:吴教授提到一个国家调节市场的想法,即政府本身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情况变化而演化,可是中国演化太慢,所以才出问题。我赞同张承惠的观点,政府如何才能真正推行改革?诱因非常重要,纵观世界各国历史,我们不要轻信政府本身掌握权力还能不挥霍权力,各国都是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最后形成一个制衡力量。比如国企改革,一定要有一个负责对象。还有法治等其他问题,必须要有一个究责的单位。拿台湾来说,发生腐败的可能性非常小,一旦贪污很容易被揭发。吴老师刚才讲到两个问题,一是粗放式成长,民生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医疗、教育等方面还存在困难。二是腐败问题,只要有究责制衡机构来关心人民福祉就都不成问题。我们应该完善相应机制,不能指望有权力的人自己把权力放回笼子里面,这是很困难的。尤其看看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推行民主化,我们更应该推进政治与经济发展相配合。

   青木昌彦:处理与既得权益者的关系时,是否需要一个独立于利益团体的强大政府?从日本的情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一些历史方面的原因,政府的力量并不像外国人所想象的那样权威,而是致力于协调利益团体之间的利害关系。要进一步深入洞察这一问题,对德川时期和清朝时期的政府作用进行比较,也许会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

   腐败是否因为政府太强而产生?防止腐败是否需要一个强势的政府?对当下发生的这种政企钱权交易产生的腐败必须进行追究。问题发生了就必须解决,对腐败必须进行清理。但是,仅进行事后的责任追究并不能从体制上解决问题,必须对如何构建事先预防腐败的制度进行讨论。一部分腐败的政治家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为了防止此类问题的发生,需要独立于政府的董事会去行使监督职能。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强化公司治理的体制构建也是向“新常态”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

   解决政府的尾大不掉:法无授权不可为

   主持人:看来很多专家都认为政府的权力过大,很多政府部门成了既得利益者。那么如何才能将权力关到笼子里去?

井上哲也:今天的题目是经济结构改革。如果像青木先生所说的,主要的解决方法在于生产要素的“新结合”的话,那么不只劳动,各种资本设备也必须调整。目前为止的讨论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是,中方各位专家认为应该减少政府的干预,把主导权交给民间。但是在日本,谈到经济结构改革这一课题时,重视政府产业政策作用的讨论会更多一些。在与安倍经济学相关的放松政策限制论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倾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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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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