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 刘伟忠:公民身份认同——政策协商对话中的社会粘合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2 次 更新时间:2015-03-06 20: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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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   刘伟忠  

   第二,现行户籍管理方式妨碍社会成员的阶层间流动和平等。人口的流动属于个体的自由选择,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属于公民权利的一种,直接关系到公民的政治平等权。人口无障碍的自由流动能够打破社会阶层的分野和固化,为身份平等的认知及议题网络的形成提供条件。“在人类某些共同体中,我们互相分配的首要善是成员资格(成员身份)”[4]38,这样才能“使所有共同体成员能够基于那些确定他的成员身份的条件,尽可能好地生活,这是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所在,也是伙伴关系的原则所要求的。”[10]但是,现行的户籍制度追求社会稳定的目的非常明显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却极大阻碍了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户籍制度设定的人口流动的门槛和“农民工”、“外来工”、“新市民”等身份标签有可能导致社会结构僵化、在城乡以及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形成更深的差异性。公民身份权利也随之出现了城乡差异。那种与户籍捆绑在一起的受教育机会、就业、社会保障政策都应该是公民身份应该负载的权利,而现在市民显然能够享受到更优厚的待遇。世袭的户籍传承使孩子一出生就继承了父辈的社会阶层和身份,享受着相应的待遇,这种不合理性直接影响到了公民身份背后隐含的经济平等权利,在享受不到公民身份的权利时,根据“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他们是不会去履行作为公民的义务和责任的。此外,由户籍制度还派生出许多社会政策带有一定的歧视性,如高考政策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倾斜,房地产限购令与户籍的捆绑,城乡养老双轨制等。“平等一定会带来一切福利,因为它团结所有的人,提高人们的品格,培养人们相互怀有善意和有爱的情感。……不平等将为人们带来一切不幸,降低人们的品格,在人们中间散布不和与憎恨。”[11]

   第三,新型虚拟化公共社区窄化公民协商民主场域。多样化的协商民主场域是公民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具体载体,意味着聚集起来的社会成员通过协商对话进一步深化自己对公民身份的认同。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预设了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信访、听证等民主讨论场域,对于缺乏公民教育和政治实践的中国社会成员来讲,他们更青睐无门槛或低门槛的协商场域。网络和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的新型虚拟化公共社区在这一点上恰恰符合社会成员的需求。从目前的政策协商现实来看,网络俨然已经成了一个主要的协商民主场域。网络论坛上的观点交锋、网络社区的人际交往方式、网络空间的交往方式以及网络社区的价值观念形成以一种独特的以技术性特点切入,突出由技术变革导致的文化范式变迁的网络文化,似乎每一个网民都能享有独立的空间,不受他人的干扰。这种舒适感和真实身份的隐藏偷换了网民与公民之间的概念,也弱化了公民身份认同过程中对于权利和责任的强调。换句话说,网络公共论坛使公民对于协商民主的场域变窄,并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虚拟公共空间缺乏社会约束和他者审视,但人们的行为可能自由散漫和随心所欲,“标题党”、“人肉搜索”、“哄客”、群体极化现象、同质性的信息供给以及泛娱乐化的传播方式难以保证公民独立的政治判断,因而网络中虚拟的空共论坛无法避免内生性的数字鸿沟、贵族式民主、精英主义情结、网络暴力、民意塑造或捏造等问题,会对公民参与协商对话的主动性产生影响。然后,目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就是:公共事件的信息常常发端于网络传媒,在调查研究并不充足的情况下,一些网民便已经开始在公共论坛发表意见、扩大事态、错误归因,当真相还原时,社会成员已经难以形成独立的判断了。因此,网络公共论坛这种虚拟性的协商民主场域不能直接延伸到实体的物理空间,所形成的网络文化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深化公民教育有待探讨,公民身份的认知和践行是需要多样化的协商民主场域来支撑的,否则难以使公民进入政策议题的协商对话实践,也难以持续化公民的民主参与行为。

  

   三、提升公民身份认同的路径设计:社会粘合特性的强化

  

   面对公民身份认同存在困境阻碍社会粘合的现实,需要从那些可能对社会成员的在场造成障碍的要素方面进行相应的路径设计以提升公民身份认同,如自我概念的重构、公民责任与权利认知以及协商民主场域选择等,从而突破由经济地位、原有社会阶层造成的参与局限。

   路径之一:完善公民教育系统设计,强化自我概念的建构

   公民自我概念是对公民身份认同的前提,是公民意识觉醒的前提,即一种心理基础。只有当社会成员对自我有所思考,追问“我是谁”、“我认为我是谁”以及“他们认为我是谁”这样的问题时,才会将目光转向公共领域,才有和他者聚集并共同协商的可能。公民自我概念的形成其实是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如果在从婴儿时代到成熟的公民的成长过程中经常得到肯定的评价,就会有一个良好的自我概念。“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9]4因此,需要对中国社会成员的自我概念的建构进行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从目前的教育实践可见,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场所是在学校课程教学和与终身教育理念契合的社会公益性讲坛。一方面,从学校教育来看,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有助于建构自我概念的教学内容。其一可以通过教师课堂教学推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增加团队学习和任务引导型课题作业,提升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其二可以通过增加社会实践性课程,带领学生进社区,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对接。其三可以聘请社区管理者进入学校教育体系,补充教师教学中存在的直接经验不足的状况。这样,在民主参与和与他者的合作中学生能够体会到自我的存在,为进入公共生活做好准备。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通过优惠政策激励媒体、非营利组织常设公益性讲坛,如“市民论坛”、“公益大讲堂”、“世纪大讲堂”等,通过社会教育不断宣讲公共事务,进行论辩,从而强化公民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责任感。此外,作为公民身份的自我概念的建构应该贯穿社会共同体成员成长的始终,共同体需要创设一种民主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政策的氛围,以使公民从小开始就能接受到来自他者和社会的信号并受到其他社会成员参与行为的熏陶,这样可以激励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公民行动。

   路径之二: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权利与责任的认知

   价值观是一种内化于心而外显于行的客观实在,是社会成员行为选择的真正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越了个体层面,是社会发展需要遵从的稳定的标准,如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入社会成员的内心,则能彻底改变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植入应该通过主流传播渠道宏观地突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观和公民观,树立以天下富强、社会繁荣为己任的公民责任感。此中,历史文化的传播性传承和推广也是从国家层面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公民身份需要国家功能的强大作为保护这一理念也应随着国家层面的价值观通过进入公共传播。正是国家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一系列的制度建构承认了公民身份,也使公民权利进一步扩大,与之相对应的责任认知也就会得到强化。社会层面上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样的价值观是与公民身份内涵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内容,需要通过大量的案例进行认知,要充分利用网络宣传场所,通过频繁的信息输入社会成员的内心。公民的责任感是与社会层面的政策参与实践密不可分的,公民在参与实践中习得了协商对话、包容以及自我反思的能力。而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们与他者相处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一种基于道德的心理契约,邻里间标杆人物的树立和真实故事的讲述是提升公民责任感较为有效的途径,这时,社会成员间的互动形成,为邻里协商意识提供了前提,同时,重承诺并努力践行诺言本身就是公民身份内涵中的责任构成之一。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植入过程是一种宏观、中观和微观传播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的过程,也是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觉醒并意识到自己对国家、社会的责任的过程,它回答了一个关于“我应该为国家、社会和他人做些什么”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入的就是公民精神,是一种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伦理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的精神。它使公民具备了一种向善的理念,社会成员逐步具有公共责任和公共关怀,懂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理及治理公地危机的合作之道,开始了围绕公共利益的议题协商和对话。

   路径之三:拓展参与型公民文化环境,增强社会成员相互包容性

   由于对共同的民族文化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社会成员受文化环境的影响较为深刻,文化环境可以被视为公民身份认同的心理基础和活动场地。社会成员往往公开地趋向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行政结构与过程的文化;公民文化中的单个成员对政治对象的各个层次可以持赞成的或不赞成的取向。[12]因此,有助于产生公民角色认同、将社会成员粘合在一个共同场域中的文化环境应该是一种参与型的公民文化,它宣扬独立的人格特质、崇尚包容精神。参与型的公民文化环境倡导每个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诉求的表达与行动,认为任何其他的个人或群体都没有权利将他者视为异己而忽视或弱化,并且设定了尊重其他个体正当性的前提。在参与型公民文化环境中,差别化的利益主体自觉意识不断觉醒,在非均衡利益格局状态下谋求在个人利益与他人和集体利益中找到平衡点,并在此过程中学会妥协、忍让、合作,从而造就了社会成员间的包容精神。但值得关注的是,包容并不是自动实现的,需要在明确认知文化差异性后主动建构“重叠共识”或寻找中介性话语工具,或通过对话实现不同利益诉求的折中或妥协。相应地,为了公民身份认同在协商对话方面的粘合基础,需要通过政策设计来增强目前由社会分层和阶层流动受阻导致不足的参与型公民文化环境,以消解代际间的排斥性、不同族群之间的难融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歧视性、不同地域的差异性等。首先,建构不同代次成员间的对话可能。出生和成长于不同年代的社会成员由于自身的社会体验的不同,彼此之间的话语标签不尽相同,再加上网络对话方式(网络论坛、微博、空间、手机等)的普及,需要前辈的人们保持旺盛的学习力才能进行代际间的对话,而后辈的人们则需要增加阅读和重归经典来获取共同的话语标识。其次,降低文化差异性带来的不认同,提高少数族群的心灵归属感。民族间的文化和谐是少数族群参与政治事务所需要的,他们的公民身份认同需要通过文化的包容性来提升,因此,需要通过有目的的政策优惠激励少数族群对本族群遗风的保留,再进一步理解其他族群的历史文化,实现从村民到公民的身份认知。第三,加速户籍制度及相应捆绑政策的改革,增强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中产阶级和行政人员等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包容性。社会成员只有获得了公民对待,才能去社会标签,基于共同利益的考量建构出具有同一性的公共议题场域进行理性对话。只有加强不同社会群体、阶层、族群、地域,甚至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包容性才能够增强“我”、“我们”和“他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参与型公民文化的拓展来增强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包容性就是一种初步的尝试。

   路径之四:建构多样化协商场域,激励公民在场与发声的动机

当公共问题出现引发讨论和思考时,社会成员的进入门槛和渠道将直接导致他们进入公共议题领域言说和讨论的行为,因此,需要建构多样化的协商场域,让社会成员零门槛进入并无障碍发言,才能提升他们的公民身份认同。如果社会成员在进入议题网络时受挫,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会影响下一次的以公民身份采取的主动或被动行动。从世界范围来看,公民协商对话的场域通常包括公民协商大会、公民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公民议会”)、专题小组(焦点组)、邻里集会或共同行动、工作场所的民主、协商民意测验、非营利组织、利益集团院外游说以及线上对话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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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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