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

——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2 次 更新时间:2015-03-02 16: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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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冬娅  
然而,伴随着国家基础权力的成长,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penetrationcapacity)不断增强,针对国家的社会抗争发生的可能性也渐渐降低。古德温和斯考切波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社会抗争的研究中就提出,国家渗透能力越强的国家,其社会抗争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亦然(Goodwin&Skocpol,1989)。

   在社会革命发生后,即便所有国家都力图加以镇压,但是,国家能力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种镇压是否能够成功。戈德斯通(Goldstone,2001)认为,一个强大的政权在面对弱小的反对力量时,往往能够通过妥协或者镇压幸存下来,反之,一个在财政或者军事上很虚弱的政权,很难通过妥协或者镇压存活下来。在他看来,镇压想要获得成功,国家就必须是强势的,否则,镇压只会进一步侵蚀公众对于政权的支持。

   王国斌(2008)在比较欧洲和中国的国家创建过程时也发现,国家能力的不同发展程度造成了欧洲和中国社会抗争的重大差异。在欧洲,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国家对地方事务的干涉以及新税的征收都促发了粮食骚乱和抗税运动。然而,随着中央集权化的不断加强,国家不断增强其渗透能力,当民族国家建立起征税能力的时候,欧洲抗税运动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抗税斗争中,国家并没有成功地增强其渗透能力来吸纳、瓦解和控制这些反对力量,相反,中央在各种形式的抗税运动面前则变得越来越脆弱,从而显示了国家统治的不稳定性以及发生激进政治变化的可能性。

   (二)国家战略:吸纳/排斥

   当有潜在或实际挑战性的社会力量出现时,国家需要决定是否将这种体制外力量以及领导它的社会精英容纳到现有政治架构之中。

   政治吸纳常常是瓦解社会挑战力量的重要手段,反之,将这些反对力量和社会精英排斥在体制之外,将可能使得他们成为社会抗争潜在的发动者或支持者。

   李普塞特在分析工人阶级政治时提出,影响工人阶级行动的因素有两个。其一,工业化之前社会阶级模式的性质。身份地位划分越严格的国家,就越有可能出现激进的工人阶级政党。其二,国家是否回应工人经济公民权和政治公民权的诉求。当工人阶级争取政治经济权利,而国家又明确拒绝赋予这种权利时,就会增加工人阶级的剥夺感,增加他们对于革命和极端主义的支持;反之,如果工人阶级很快被纳入现存秩序,政治权利的享有就会加强他们的自我尊重、社会地位认知和政治效能感,他们的意识形态就会缓和很多(Lipset,1983)。

   政治吸纳被认为总体上有助于缓和社会抗争。即便在权威主义国家,那些具有包容性的权威主义也不大可能发生革命;相反,排斥性的威权政权是非常可能发生革命的政权。其一,被排斥在政治系统外的精英的不满会迅速政治化;其二,封闭的政权为社会群体和阶级提供了高度集中的反对焦点以及共同的敌人,合法性经常成为问题;其三,它会限制武装革命者充当政治反对派角色的可能性,因为它总是选择镇压来解决可能是最为温和的政治和经济调整问题(Goodwin&Skocpol,1989)。

   这在工人运动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压制性和排斥性的劳动体制被认为会迫使工人运动激进化,走上与国家对抗的道路。在这种劳动体制下,政治体系的封闭阻碍了劳工领袖政治目标的实现,使得他们必须依靠发动和组织劳工来获得自身的力量。因此,封闭的政治往往会促进劳工和他们的政治领袖之间的联系,催化劳工的政治动员和劳工运动的兴起。相反,如果政权政治开放,就有可能使得劳工领袖更倾向于去追求其自身政治目标的实现,而非劳工的具体经济利益,从而分化劳工和他们的政治领袖。也正是由于此,国家吸纳和制度化工人运动已成为世界潮流。基于各国历史和政治传统而产生的国家吸纳工人运动的不同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Valenzuela,1989)。

   政治吸纳虽然总体上有助于缓和社会抗争,然而,它的后果有时也具有两面性。吸纳策略有时似乎并没有带来政治的稳定,反而催生了更广泛和更频繁的社会抗争(Meyer,2004)。政治吸纳之所以是一个极具挑战的双刃剑,不仅仅由于它会导致社会动员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它会使得政治精英分化,并让政治反对力量进入政权推动所谓“内部的革命”。政治吸纳就被认为是墨西哥和台湾政治转型的重要因素(Huntington,1970;Dickson,2000)。

   此外,克瑞艾西(Kriesietal.,1995:37)提出,考量吸纳与排斥策略的政治后果还需要我们将国家力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当国家力量强大的时候,吸纳策略是国家消释政治反对力量和瓦解社会动员的有效手段;当国家力量虚弱的时候,吸纳策略却反而会导致社会动员水平上升,不过抗议的暴力水平会相应地下降;在力量强大的国家,排斥的策略可能会导致社会动员水平降低,但暴力和破坏性抗议的可能性增加;在力量弱小的国家,排斥策略则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社会抗议和社会动员。

   (三)国家策略:包容/镇压

   当社会抗争已经出现之后,国家还必须立刻决定对于当下的这种挑战究竟采取包容还是镇压的应对策略。如同政治吸纳的两难一样,镇压同样是双刃剑,国家必须审慎地决定其采取的镇压策略。

   第一。包容有助于走向政治稳定。从短期而言,如果国家对社会抗争采取包容的态度,会降低社会抗争的成本,从而使得社会抗议者走向街头,激发社会动员;但是,从长期而言,包容释放和缓解了社会的不满,一些社会抗议者更有可能转向更为常规的政治活动,缓和自身的立场和策略,有效地使得异见者被制度化,从而从根本上有助于政治的稳定(Tarrow,1991)。

   第二,镇压的风险。相对于包容而言,镇压无疑具有巨大的威慑作用,它构成了社会抗争不得不考量的机会成本;并且,国家的镇压可以迅速扭转本来极易进行大众动员的社会形势。然而,于国家而言,镇压也是有成本的。它还可能刺激其他行动者走向街头,使得反对者从涓涓细流演变成滚滚洪流。因此,达致稳定的目标往往需要国家采取多种策略的组合。

   首先,全面镇压和选择性镇压。全面镇压是对所有社会抗争都进行镇压,而选择性镇压是只对那些被认定为“非法”或者有政治挑战性的抗争行动进行镇压,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那些“合法”或者不具有政治挑战性的抗争行为。相对于选择性镇压,全面镇压可能加剧抗争的政治化和极端化。由于缺乏表达公众意见的渠道,就连温和的反对者也成为政权的敌人,一般行动也都染上了政治色彩。马克思谈到相对自由的法国君主制和专制的普鲁士政府的区别时就指出:在法国,部分的解放是全部解放的基础,在普鲁士,全国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塔罗,2005)。此外,全面镇压可能会推动反对者的政治结盟。在工人运动中,如果国家采取全面镇压策略,甚至连行业或工厂内部的小范围经济诉求都要镇压,那么不同行业和工厂的工人利益就会趋于一致,工人之间在认同感上的隔阂就会逐渐减弱,从而联合在一起。此外,全面镇压还会推动普通工人和劳工领袖之间的紧密结合。

   在强硬的镇压下,普通工人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小规模的抗议来获得满足,他们就更可能与那些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领袖结盟,通过政治转型来追求具体利益的实现。相反,如果当局的立场较为温和,允许运动劳工通过集体组织和行动发挥他们在市场上的权力,往往可以缓和劳工动员,分化普通劳工和劳工领袖(Valenzuela,1989)。

   其次,镇压与改革。研究者发现,有些情况下,改革与镇压的结合有效地瓦解和终结了革命运动。当社会抗争发生时,国家可以有几种组合策略。国家可以镇压社会抗争,同时推行改革。在社会抗争具有巨大威胁,并形成了重大挑战之时,国家往往采取这种方式来控制局势;国家还可以镇压社会运动,不进行改革。这主要是针对规模小但却很激进的抗议运动;国家也可以容忍或者鼓励社会运动,这主要是针对影响力小、没有形成大规模抗议浪潮的抗争行动(戈德斯通,2009)。

  

   四、变化的政治背景与社会抗争

  

   虽然“较稳定的政治环境”涵括了社会抗争中国家策略选择的不确定性,不过,这种视角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往往将国家想象成为具有统一利益和意志的单一理性行动者,他们根据一定的得失考虑来作出一致的选择。然而,国家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政治精英内部的分裂与权力重构,以及政治精英是否与社会抗争行动者结盟都对抗争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对于特定的社会抗争而言,“变化的政治背景”是更为直接的政治机会结构。它包括了封闭政体的开放、政治联盟的稳定性、政治支持存在与否、政治精英的分裂以及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五个要素。

   (一)封闭政体的开放

   抗争政治常常被看作是民主转型的推动力量,反过来,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系统的逐步开放也提供了抗争政治以重要的机遇。没有社会运动,也可能有民主化,但是,一旦民主化得以发生,社会运动往往会接踵而至。民主国家的罢工率几乎是极权国家的3倍,示威行为是极权国家的2倍(Vanhuysse,2004)。总体而言,民主化深刻地影响了抗争政治。

   第一,民主化有助于社会抗争的兴起。首先,民主化促进了公民权利的保障。工会、非政府组织、政党和游说集团等的建立以及合法权利的获得,能够极大地促进诉求的动员与协作,推动社会运动的发生;其次,民主化让掌权者和选民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空间距离趋于紧密。传统的庇护关系在政治上的作用削弱,公民与国家之间不再处于一种间歇、间接、强制和特殊的关系之中,而是建立了更加制度化的关系;最后,政治企业家获得了新的重大机遇,成为政府官员与社会抗争者之间的联系人(蒂利,2009:51、74-77、82-83)。

   第二,开放与封闭并存的“中间状态”更容易导致社会抗争。有研究者认为,不管是封闭还是开放都不容易产生社会抗争,社会抗争往往发生在那些处于两者中间地带的国家,开放和封闭混杂的体制最容易出现抗议。艾辛格的经典研究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美国城市有广泛的骚乱,而另外一些城市则没有。他发现,有制度开放空间的城市可以通过传统或者常规的政治参与途径解决不满从而防止骚乱,而那些政治结构最为封闭的城市也往往通过镇压或者压制异见者从而防止抗议的发生,而那些同时具有“开放”和“封闭”特质的城市最容易发生暴乱(Eisinger,1973)。蒂利发展了这种观点,他也认为,在政治开放度的两端,即在政治系统完全开放和完全封闭的情况下都不容易发生抗议。

   在政治系统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公民甚至不能够发展出必要的认知和组织能力来提出他们自己的诉求(Tilly,1978)。

   (二)政治联盟的稳定性

   在民主国家,特别是在多党制体系下,选举政治会使得政治联盟处于摇摆之中。旧政治联盟破裂或者新政治联盟建立的时候,往往也是政治机会到来的时候。政治力量平衡的打破,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政治精英向体制外寻求支持,从而增强了社会挑战者的政治影响力,为社会抗争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它使得挑战者可以利用那些被排斥或边缘化的政治力量来实现自身的诉求。例如,在美国民权运动中,民主党政治联盟的变化,使得它不得不为了赢得选票而寻求黑人选民的支持,从而为民权运动提供了重大政治机遇(塔罗,2005)。

在考察20、30年代的美国失业工人运动时,皮文和克洛尔德也发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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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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