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

——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2 次 更新时间:2015-03-02 16: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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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冬娅  
许多抗议者往往在欠缺组织的状态下卷入运动。这种相对的无组织性以及以地点为中心的特征,使抗争运动中行动者和旁观者的关系非常类似于集市中的表演者和逛集市的人群的关系,情绪表现成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Zhao,1998)。由于政治结构的封闭,抗议行为容易走向极端化,没有温和的选择,当权者和抗议者之间往往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Wright,2006)。此外,权威主义国家权力的垄断所带来的合法性问题使得社会运动往往都是针对国家,社会的诉求容易走向极端化。

   (二)国家创建

   国家创建指的是国家人员、机构和权力向社会基层渗透并实现制度化和理性化的过程(Ertman,1997)。①[这里,本文用“国家创建”涵括了文献中更为常用的“国家形成”(stateformation)和“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两个概念。蒂利(Tilly&Blockmans,1994)提出,在分析欧洲绝对主义国家演变的历史时,应该使用“国家形成”这一更具历史性的概念,以此来表达一种前所未有的组织形式的产生以及其非预定性和非方向性的发展过程。与欧洲国家不同,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经历的是“国家建设”(building/making)或者“国家创造”(creation)的历程。这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处于一个确立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之中]在分析全国性社会运动的兴起时,蒂利发现,在现代国家早期,国家与民众的斗争此起彼伏,但是它们主要是针对税收和地方粮食问题的防御性行动。随着18、19世纪国家结构在全国层面的建立和统一以及选举政治的发展,民众骚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出现了针对国家的诉求和组织化的、持久的挑战(Tilly,1984)。这种变化的发生是因为现代国家创建的过程推动了社会矛盾的政治化和社会的同质化。

   第一,国家创建推动了社会矛盾的政治化。随着民族国家的扩张,社会抗争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会或者地方行动者,国家越来越成为抗争诉求的对象。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1997)问道,为什么大革命在农民早已摆脱封建制压迫的法国爆发,而不是在其他较为落后的欧洲国家爆发?他深刻地指出,当贵族承担地方事务的时候,国家、贵族与农民的三层结构使得农民的不满指向贵族而非国家。而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就在于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国家集权的成功使得平民直接面对国家。

   第二,国家创建推动了社会的同质化。国家制定的战争、赋税和食品等政策促成了新的沟通渠道、更加组织化的公民网络以及更加一致的认知框架。首先,民族国家的创建为公民之间以及公民和统治者之间建立了联系。国家修建道路、建立通信网络、推广商业出版,使潜在的活动分子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和共同的不满,非官方的社团反映出团结力量的存在,它们促使新社团不断形成,并把地方群体与全国网络联系在一起,而运动网络则可以挑战民族国家或者世界帝国(塔罗,2005)。其次,国家创建构造了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国家创建不仅使得国家成为公民诉求的对象,而且还塑造了公民的认知框架和政治身份。税收、行政法令和户口调查类目的标准化,都促进了原本敌对或者互不关心的群体的联合。在美国国家创建过程中,20世纪早期的预算民主改革就推动了“公民”身份认同的发展:预算改革使人们以“公民”的身份参与政治生活,而非以种族、宗教和贫富等社会身份与国家发生联系;它使得公民权与宗教、贫富、移民地等脱离关系,从而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民”身份认同创设了条件(卡恩,2008:92-117)。

   (三)国家政治制度

   长期以来,政治学者都把政治制度看作社会冲突在政治生活中的表征,社会冲突塑造了国家的政治制度(李普塞特,1995)。但反过来看,国家制度并不仅仅是社会冲突的后果,相反,国家的制度结构本身就影响到社会的身份认同、群体动员和组织能力,以及社会阶级的政治能力,从而影响了社会抗争的发展及其结果。托克维尔(1997)早已经提到,绝对君主制度通过其制度与政策削弱了贵族的特权与政治能力,但却唤醒了农民与城市平民,并激起知识分子对现状的抨击。在抗争政治研究中,中央与地方关系、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和工会制度等政治制度对社会抗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政治空间

   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为社会抗争提供了不同的政治空间。总体来说,中央集权政府把集体行动者吸引到政治体制的最高层。而在联邦制下,社会抗争往往更多地指向地方层面。已有研究发现,美国禁酒运动中,运动领导人策略地放弃在联邦层面上的活动,转向在地方层面上的组织活动,这种策略的灵活性为社会抗争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Syzemanski,1997)。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政府层级之间的空间也为抗争政治提供了缓冲垫。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斗争靶子,并往往把最具挑战的因素局限在地方,将这些挑战从全国政治中过滤掉,从而有助于国家层面上的政治稳定。在美国,工人可以通过地方的政治过程来追求实际利益。

   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态中,工人很少感到公权力的压制,加上国家管理和控制的领域有限,意味着不管工人受到什么剥削与压迫,他们都不会认为与国家有关。因此,美国的工人运动较少以国家为诉求对象(陈峰,2009)。

   2.社会身份认同

   在工人政治研究中,研究者认为,虽然美国和英国都是“弱国家”,但是两国有明显的差异:英国产生出一种跨越区域的阶级政治,而美国却发展出一种以居住地为中心的工人斗争模式。为了解释这种差异,研究者追溯到两国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第一,美国的联邦制使得以群众为基础的新型政党得以创建,它们的触角延伸到每个选区和街道,将美国工人阶级中因空间、种族、宗教以及政治认同分殊而形成的各种亚群体集合到一起,使得工人很少以阶级属性组织起来。相对而言,在英格兰,中央政府的扩张则异常惊人,行政扩张将工人阶级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家及其行动上来,而英格兰工人又由于明确的阶级标准而被排除在外,因此,英国工人对投票权的要求也只能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之上。第二,法律和司法体系也塑造了两国不同的抗争政治。1925年,英国“结社法”废止后,国家动用普通法中的条款来限制工人罢工,即工人不得“限制贸易”,工人运动受到严酷压制,被迫转到社区中,从而把工人阶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融入一种共同体验的、刻骨铭心的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之中(卡茨纳尔逊,2009;陈峰,2009)。

   3.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

   在比较美国和欧洲在1870到1920年代间社会政策的差异时,斯考切波发现欧洲国家发展出了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政策,而美国却建立了侧重于保障士兵和母亲权益的社会政策。她的《保护士兵和母亲》一书指出,这并非单纯由于阶级或者不同利益集团施加不同影响的结果,反而是因为国家政治制度影响了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动员组织能力,从而最终使得一些而非另外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能够表达出来。在美国,男性公民的普选权、强大的立法会、最小规模的官僚体系以及庇护取向的竞争性政党,都使得男性更多地卷入到地方选举政治之中。形成对比的是,妇女不享有选举权,这反而鼓励了她们自身的性别身份意识,同时,美国政治制度为社团的发展让出了很大的空间,所以,作为参与到正式选举和政党政治的替代品,从地方到全国层面的妇女社团得以组建,从而为争取母亲权益保护的社会政策提供了动员组织基础(Skocpol,1995)。

   4.工会竞争与动员策略

   研究者发现,美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对工会的不同介入程度对劳工运动的差异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介入程序包括工会资格确认标准和门槛以及限制雇主反工会策略的工会保障措施等,它们直接影响到工会是否具有垄断性以及工会力量的大小。工会具有垄断性往往使工人运动趋向温和,反之,工会的竞争性往往会激化社会动员;工会力量的强大会使工人趋于克制和温和,工会力量的弱小反而可能导致突发性的大规模动员发生(奈特,2009)。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制度后果,是因为工人与工会领袖具有不同的利益目标,前者需要实现他们具体的经济利益,而后者则有谋取政治权力和推动民主化等更宏大的政治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工会竞争激烈,劳工领袖就更加需要利用、甚至故意激发动员来扩大对于劳工运动的控制,并以此作为政治转型后谋求政治吸纳和政治地位的手段,这样就可能激化工人运动;相反,当工会在其行业领域内享有某种垄断性地位的时候,工会领袖和劳工政党领袖就更可能采取克制的立场(Valenzuela,1989)。

   此外,制度安排还可以解释东欧国家工人抗争的不同发展轨迹。

   在对罢工频繁的波兰与社会抗议相对平静的匈牙利的比较中,研究者发现,两国的差别不仅受到两国经济状况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匈牙利合作主义工会制度和社会民主党的存在,使得工人和工会拥有了影响政策制定的制度化渠道。通过这些政治制度,三方机制得以建立,工会数量减少,工会竞争减弱,从而导致抗议的可能性下降;反之,工会的数量越多,竞争就会越强,竞争导致动员,从而使得抗议的可能性越大(Ekiert&Kubik,1998a,1998b,2000;Crowley,2004)。

   5.新社会运动的兴起

   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仅影响了工人阶级政治,也深刻地影响了新社会运动。奥弗(Offe,1985)敏锐地认识到1970年代以后政治议题从经济增长、分配和保障向和平、性解放、女权主义和环保等议题转变。虽然奥弗强调文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导致新社会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不过,他也强调了从“旧政治理性”(oldpoliticalrationality)向“新政治理性”(newpoliticalrationality)转变的重要作用。在“旧政治理性”下,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宪政架构使得集体协商、政党竞争和代议制政党政府几乎是解决所有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手段,高度制度化的利益集团和政党是主要的行动者,这在相当程度上压制了可能的挑战。但是,1970年代逐渐出现了一种“新政治理性”,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一样经历了三个深刻的变化,即扩展(broadening)、深化(deepening)和不可逆(irreversibility)。在范围上,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及其导致的问题向社会其他群体和部门扩散;在程度上,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大大深化,社会难以逃脱其控制;与此同时,国家的政治制度却与经济制度一样丧失了自我纠错和限制的能力。因此,只有来自制度外的运动才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这构成了新社会运动兴起的重要制度性背景。

  

   三、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抗争

  

   国家渗透能力、国家战略和国家策略构成了社会抗争“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如果说“稳定的政治结构”往往无意之中塑造了抗争政治,那么,国家的能力、战略和策略往往能够更直接地影响抗争政治的兴起和发展。比较而言,“稳定的政治结构”隐含了某种既有的宏观结构背景,而所谓的战略和策略则暗示着国家或者统治者仍然面对某种“选择”。因此,虽然理性选择的研究视角也会陷入所谓“矛盾的结构主义”之中(Hay,2002),但是“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蕴含的对“选择”的不确定性的强调,还是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结构分析所带来的弊端。

   (一)国家渗透能力

正如塔罗所指出的,现代国家创建意味着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它催生了整个社会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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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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