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宪明:中国近代思想史文献的基本特点及研究方法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1 次 更新时间:2015-02-16 19: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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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宪明  
其基本意思主要是指处于宗法社会阶段的“宗族”、“家族”、“宗法”或以此为特点的社会组织,是建立近代国家过程中所必须扫除的过时之物。严复在《社会通诠》正文中所加出的与原文没有对应关系的“民族”以及按语中所提到的“民族”或“民族主义”基本都是在“宗法”、“宗族”、“家族”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而与后来流行的“民族主义”的“民族”完全不同。(34)史华兹等著名学者在研究严复的“民族”思想时发生误解误译,(35)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了解严复在《社会通诠》中所用的“民族”一词的特定语义,不了解近代翻译术语的不统一性或多元对应性,而习惯于简单地把一个中文字词对等于一个外来字词。严复如此使用“民族”一词,使该词不仅与今天所理解的“民族”概念有着天壤之别,与一般把“民族”一词视作英文中的“nation”等词的对等词的做法也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与严复同时代人,特别是留日学生与保皇党人及革命党人所用的“民族”概念也有着非常大的不同。而不少研究者根据此点,把严复说成是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革命,从而对严复思想形成误解。

   六、用“洋典”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评中国旧史之大病之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时,说中国旧史所记,“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至如《新五代史》之类,以别裁自命,实则将大事皆删去,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其可厌不更甚耶?”(36)中国历史上有关猫的典故很多,如正史《新唐书》中就有“堂产芝草,犬乳邻猫”之说(37),民间传说中更有“狸猫换太子”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但是,梁启超此处所说的“邻猫生子”,却不是土产,而是洋货,出自英国著名学者Herbert Spencer所著《论教育》。斯氏在该书中说:“Were someone to tell you that your neighbor's cat kittened yesterday, you would say the information was useless. Fact though it might be, you would say it was utterly useless fact—a fact that could in no way influence your actions in life—a fact that would not help you in learning how to live completely. Well, apply the same test to the great mass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you will get the same results. They are facts from which no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unorganizable facts; and therefore facts which can be of no service in establishing principles of conduct, which is the chief use of facts. Read them, if you like, for amusement, but do not flatter yourself they are instructive.”(38)梁启超将此段译作:“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则思过半矣。”(39)

   晚清时人的书信文章中常出现“佛兰金仙”,如黎汝谦《致王雪岑观察书》中有“海内人士大梦将醒,佛兰金仙沈眠渐起”(40),叶德辉批驳梁启超《保国会第二集演说》文中有“昔曾惠敏作《中国先睡后醒论》,英人乌理西谓中国如佛兰金仙怪物”(41)。严复、梁启超等人的作品中也有论及“佛兰金仙”的。(42)但是,查遍中国的“仙人谱”,却无法找到该仙,弄不清他是哪方神仙。原来,此仙并非中国的“土仙”,而是外来的“洋仙”,是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1818年出版的小说Frankenstein中的主人公,一位“科学狂人”,曾用墓地和解剖室中的尸体组装成一个没有姓名、没有灵魂的怪物,怪物被注入生命后,渴望伴侣,不得,遂不断杀人。晚清时人使用这一典故,是想证明中国虽暂时被列强宰割、瓜分,但一旦觉醒,就会起而反抗,其力量将无人能够抵御。

   这样的例子很多,无需多举。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胡适倡导“不用典”(43),但实际上,“不用典”并非真不用典,典还是要用,只不过是用外国之典而已。

   七、弄清时代差异

   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把西方近代以来数百年间的各种文化思潮和学说介绍进了中国。要准确理解这种经过大大浓缩、压缩以后的思想史文献,就必须弄清其时代性,否则,就难以对思想家、思想流派或思想文化运动的性质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历史定位。

   例如,自从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先生批评严复“看得激进的人多了,反有点偏于保守的样子”(44)之后,严复及其思想常常被人说成是“保守主义”。但是,新发现的严复批注本Burke(45)(《柏克传》)(46),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与上述结论不同的证据。从严复所留下的360多条批注中,有关于法国革命的,有关于传统的,有关于柏克的保守主义的。这个批注本让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严复从柏克那里受到了某些启发,然而,在对待革命、保守主义等核心问题上,严复的思想却与柏克不属于同一个时代,更不属于同一体系。

   柏克视传统如生命,反对一切革命,代表的是欧洲18世纪的保守主义的传统。严复虽然批注过《柏克传》,但从其思想体系看,却与柏克的体系和价值取向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严复的思想如果说有体系的话,其性质基本上属于19世纪中后期的进化论。严复并不反对革命,但是,在他看来,在民德、民智、民力程度均未足时,强行革命亦无益,革命以后又会重新恢复到原有的旧状态。他相信“国之进也,新旧二党,皆其所不可无,而其论亦不可以偏废。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认为“天演有必趋之程,非人事所可以大易”,“天演有程,而时不可举,虽有至美之政,至善之教,而群之进也,以人格之不可以大逾,亦特如其所当然而已,不能骤变而速化也”。(47)在政治领域,“治制本无优劣,视与其民程度相得何如。民如躯干,制如衣服,以童子而被贲育之衣,决其不行而蹶耳,何可用乎?故不察国民优劣,而徒于治制争之,只成戏论。”(48)因此,维新也好,守旧也好,都应该知道,“群之差数功分,皆取决于其民德之何如,使本弱也,而忽强,本贫也,而忽富,本僿野也,而忽文明,必无是也。民德未孚,虽以术为之,久乃废耳。又使知政俗礼刑,所以成其如是者,一一皆有其本源,则图进步者,知旧法皆有一时之最宜,言率由者,知成功之宜退……是故用天演之说以方群者,将所以除愤解嚣,而使出于中庸之道而已。”(49)这些基本上都是源自19世纪中后期英国思想家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与柏克的思想有着质的差别。严复晚年最容易让人将之与保守主义联想到一起的那几篇文章,几乎没有引用过柏克。例如,《思古谈》(1913年4月)表彰“孔子信而好古”,引用的是19世纪“英之文豪而兼美术家”“刺士经约翰”(John Ruskin,1819-1900,今译罗斯金)(50)。《“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1913年9月)虽使人回想起严复在《柏克传》中所做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及“有治人无治法”等批注,但是,严复自称“杂引旁行鞮寄之书,以为吾说之助”(51),在整个讲义中,却并未提及柏克或柏克的作品,他所提到的,反倒是“西哲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西国法家”Sidgwick(Henry Sidgwick,1838-1900)、“西哲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斯宾塞尔”(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52)《读经当积极提倡》和《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1913年)两文,提到了英国文学家“曹沙尔”(今译乔叟)、“莎士比亚”、“弥勒登”(今译弥尔顿)及哲学家斯宾塞等,但未提到柏克。这些都足以证明,严复的思想从体系上说,主要源自19世纪英国的思想学说,而受18世纪柏克所代表的保守主义的影响非常有限。

   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常常被人评介为“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53)但是,在西方,发生在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主要内容是复兴古学,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主要是倡导自由、平等、博爱,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革命”、“伦理革命”等,呼唤“德先生”、“赛先生”,主张“国权”、“群己权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进化”、“进步”与“秩序”、“互助”等(54),从一开始就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孔家店”和儒家思想,指向了“旧文学”、“旧伦理”,而这些内容在西方,恰好属于“反文艺复兴”和“反启蒙运动”,而不是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是19世纪后半期新出现的进化论等。

   总之,中国近代思想史文献不同于传统的古典文献,是一种“新文本”,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要整理、研究、使用这样的文献资料,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之外,还要根据这些新的特点,引进新的研究方法。所谓“新方法”,简单说来,就是从中外学术文化交汇处,从源头处入手,运用跨文化、跨语际研究的方法,努力弄清相关文献的语际、国际、时际等关系,只有这样,我们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才会更清晰、更加真切一些,理解才会更加深入、更加到位一些。

  

   注释:

   ①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鸿章全集》第2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页。

   ②《黄遵宪集》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③语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页。

   ④《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页。

   ⑤《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册,第325页。

   ⑥《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9页。

   ⑦《李大钊全集》第2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11页。

   ⑧《李大钊文集》上册,第180页。

   ⑨《李大钊文集》下册,第179-180页。

   ⑩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页。

   (1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册,第61页。

   (12)On Human Longevity and the Amount of Life upon the Globe, London: H. Bailliere, 1855, pp. 64-65.

   (13)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册,第157页。

   (14)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0页。

(15)详见James Harvey Hyslop,(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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