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宪明:中国近代思想史文献的基本特点及研究方法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1 次 更新时间:2015-02-16 19: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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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宪明  
而不是过去有学者所指的那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

   同时,跨文化、跨国际的语境也是理解近代文献的重要线索。例如,李大钊《不自由之悲剧》一文中有“往者余居日本,美国马秀士博士东游抵东京,所至辄有演讲,大致皆为关于民主政治与舆论(democracy and public opinion)之问题。神田中国青年会亦招博士为吾国学生讲演,是日讲题为《美国制造舆论之渊源》,余亦往聆听焉。”(13)这个“马秀士”,过去曾有学者认定“应为美国评论家和教师马修斯(Mathews〈James〉Brander,1852-1929)。但是,查阅此人的回忆录及著作等,虽然此人曾经指导过日本留学生,但并无到访日本的记载。美国学者之中,发音为马秀士,或具有博士头衔,或发表过有关民主政治与舆论之间关系的论著的人并不少见,但是,同时具备李大钊文中所提到的所有条件的人,即跨越太平洋,于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到日本进行过交流并做过演讲、李大钊又有机会听到的,则只有Shailer Mathews(1863-1941)。首先,此人是美国著名教育家,著有《法国革命简史》、《历史的精神解释》及有关圣经、神学、教育、妇女、周日工人学校等论著多种,主编过《今日世界》等杂志;其次,此人曾作为全美教会联合会的代表,携带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信件,前往日本,就此前美国社会上出现的排日舆论等作解释,并表达美国人民愿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于1915年1月底抵达日本,所到之处,受到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隆重接待,在日访问一个月,发表演讲百余次,其中就包括2月6日在李大钊留学所在的早稻田大学所做的演讲;第三,论著及在日演讲中多有涉及宗教、教育、戏剧等与公共舆论和民主相关的内容等。实际上,马氏此次代表美国教会和威尔逊总统访日,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向日本政府和社会解释美国公共舆论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寻求从公共舆论入手改善美日关系的对策和良方。

   三、追索来源文本,明确思想影响源及其性质

   中国近代思想史文献中常常引用外国学者的著作,找出这些被引用的著作,无疑对准确理解和把握思想家的思想有很大帮助,反之,如果弄不清这些著作,就会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这些思想家们的思想,而如果弄错了他们所提到的著作,更会导致对思想家们思想的曲解。

   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中曾说过:“从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教授叫做喜斯罗,他著了一本书叫作《自由》。他说宪法的三权是不够用的,要主张四权。那四权的意思,就是要把国会中的‘弹劾权’拿出来独立,用‘弹劾权’同‘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作为四权分立。”(14)在孙中山先生的其他演讲稿中,“喜斯罗”亦作“希斯洛”。过去曾有学者将此人注作“Hugh Richard Heathcote Gascoyne Cecil,今译西塞尔,纽约哥仑比亚大学教授,其主张四权并立的著作为《自由》(The Liberty)”。这里,西塞尔虽曾撰写过一本题为The Liberty、中文确实可以译作《论自由》的著作,但其中并无孙中山所提及的与弹劾制度相关的内容。我们顺着孙中山所提到的线索去查找,结果发现,所谓“喜斯罗”并不是“Cecil”,而是James Harvey Hyslop(1854-1920),是美国逻辑学与伦理学、神经学教授,1889-1902年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先后在该校哲学系担任过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教授,著有专著近30种。孙中山所提到的《自由》,是他于1899年出版的Democracy:A Study of Government(《民主:一项有关政府的研究》)。全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为《问题的性质》,第三章是《可行的补救措施》。其中,第三章主张在传统的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之外,另设Court of Impeachment and Romoval(弹劾与罢免部),专门负责限制与惩罚相关官员等。(15)弄清了此人此书,我们就比较清楚地了解到,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在理论上是受到了谁的影响,否则,我们得出的结论很难与孙中山先生思想发展的实际相符。

   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中,不少人把梁启超认定为中国“第一个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理由是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八期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曾提到过马克思,说马克思是“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但是,梁启超在那篇文章中明明说马克思的主张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之,其目的皆在现在,而未尝有所谓未来者也”,而仅有现在而无未来的主张,“无有一毫之意味,无有一毫之价值”(16),看其口气不像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而按照跨文化的眼光去追索梁启超所极力赞扬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的生平及其思想学说,就会发现,此人在西方被公认为较早预言马克思主义必然破产、俄国革命必然失败的思想家,其代表作《社会进化》一书第8章《现代社会主义》中,明确反对对现代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唯物史观等。该书宣称,“在社会主义乌托邦之下,要么必须限制(人口)增长,要么不限制,两者必据其一。如果不限制,天择就会继续进行,那时,(社会主义)体系就会整体消亡。”(17)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颉德认为“并无任何新奇或特别之处,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一直存在的对社会关系的当代表述而已”(18),称马克思在劳资关系性质问题上的分析“极其错误”(19)。马克思认为,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颉德则认为这“没有分析社会进化过程深层的那些主要因素”,促使无产阶级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完全不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们所说的“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内在趋势”,如果他们真那么认为,就是在“自欺欺人”,决定社会进化的“新因素”完全在经济之外且独立于经济。(20)资本主义社会里劳资之间的关系、劳工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全新而特别”之处在于“伦理的进步”,“伦理的进步才是最基本的、最独特的”决定性因素,而它是“完全独立于经济问题之外的”。(21)其结论是:“马克思的唯物进化说是毫无说服力的”,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用被剥削阶级一方唯物的自私自利去反对剥削阶级一方的唯物的自私自利,将会“一无所成”。(22)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教会的教化来逐步实现。通过跨文本的追索,可以确证,梁启超上述文章不是一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相反,它是一篇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能因为文中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就认为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还要进一步深入到文章所引用的文献内部,才能判断该文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

   四、旧词新义,须探明源流

   近现代思想文化是跨文化的,因此,一些表面上看似地地道道的中文词语,其背后的思想内涵却可能既与古代意思有着天壤之别,也与今天我们的理解有着很大不同。例如,“专制”一词,“中国两千年专制”几乎成了中国学者的口头禅,但是,近现代历史文献中的“专制”却非土产,而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译自西文的“Despotism”。但是,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古典文献中的“专制”,指的是个人破坏制度、违法犯罪的行为。例如,《史记》所说的秦昭王之母“宣太后专制”、西汉吕后“立诸吕为王,擅权专制”(23),《旧唐书》所记载的东汉末曹操、司马懿“拥天下之强兵,挟汉、魏之微主,专制海内,令行草偃”(24),《宋史》中记载的唐安史乱后,“藩镇专制,百有余年,浸成割据”(25),指的都是官员、皇亲国戚及地方大员不守法度、违法犯禁。可见,中国古代政治中是坚决反对“专制”的,无论何人,只要“专制”,必加制裁。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找不到哪一位皇帝自诩“专制”,也找不到任何一份用“专制”来形容皇帝或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近代通过翻译而从西方传入的“专制”,指的是一种从古代以来即长期存在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君主专权、大规模存在奴隶制、没有法律、没有私有财产等等。(26)西方国家一直到近代前期都存在的那种君主专制制度,特别是一直到19世纪中期都合法地大规模地存在的奴隶制度,中国自从秦始皇统一以后从来都不存在。

   再如,“文学”一词原指文章博学,为孔门四科之一,如《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南北朝皇侃引范宁疏:“文学,谓善先王典文。”又指文献经典,如《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十一月诏:“选豪俊,讲文学。”晚清时期,该词被用来翻译西文的Education及当作“文献”讲的Literature等词。例如,1896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翻译出版了曾经担任过日本驻美国公使的森有礼与美国学者的通信集《文学兴国策》。该书中的“文学”有时容易被今天的读者理解为是诗歌、小说、戏剧之类的东西的总称,但是,该书的英文原文标题为Education in Japan,书中所讨论的,都是教育和学校问题,并非今天意义上所说的“文学”。

   经过翻译之后,此“文学”已非彼“文学”。有些虽非翻译作品,但词语含义亦因受翻译的影响而发生根本性变化。例如,“文以载道”中的“文”,是中文中最基本的词汇,在此处特指“古文”。但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一些大家就将此“文”解释为“文学”。最典型的莫过于周作人。1932年初,他在南京辅仁大学讲演,称中国文学分为“诗言志”的“言志派”和“文以载道”的“载道派”,“言志之外所以又生出载道派的原因,是因为文学刚从宗教脱出之后,原来的势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学之内,有些人以为单是言志,未免太无聊,于是便主张以文学为工具,再借这工具将另外的更重要的东西——‘道’,表现出来。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27)他的这一论点显然大大超出了“文”字原本的含义,以至于与传统的解释大相抵触。正因为如此,钱钟书撰文批评说:“‘文以载道’的‘文’字,通常只是指‘古文’或散文而言,并不是用来涵盖近世所谓‘文学’”(28),周氏是在用西方的“文学”概念来理解“文以载道”里的“文”字,从而误把“古文”的“文”,当成了西文的“文学”。

   再如,新文化运动中有关国民性问题的讨论中,流行的观点之一,就是说中国人“奴性实足”。奴隶、奴才、奴性虽然都是中文中早就存在的词汇,但是,从源头上看,拿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整个中国的“国民性”,则是来自西方。孟德斯鸠(29)、黑格尔(30)、穆勒(31)等人的有关论述,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成为中国国民“奴隶”、“奴性”说的理论源头。

   五、理清语际关系,确定词语意义

   新文本是跨国际、跨语际的,有些词语、观念翻译成中文之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同一个词,但词义却并不一定相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例如上文提及的“民族”一词就是如此。

   “民族”一词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已出现在中文文献中(32),到唐、宋时期已经比较常见。当时的主要意思是“家族”,同时,表示“家乡”乃至“故国”诸义也开始出现。(33)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但真正成为一个有影响、有势力的词语,则是在20世纪初,那时,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赴日留学,部分留日学生开始在所办刊物中大力介绍各家政治学说,将日文词“民族主义”介绍到中国。

与留日学人不同,留学英国归来的严复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西学著作的。在翻译《社会通诠》的过程中,他根据自己对中英文字及中西历史文化的理解,用“种族”与“种人”来翻译原文中的“tribe”、“race”、“blood”等词。有时严复又将“tribe”译作“种族”等。严复有时也用“种族”一词来翻译原文中的“race”、“clan”等词。而按照后来通行的理解本应译作“民族”的nation一词,严复多将之译作“国民”。可以说:严复所说的“民族”不是对应于甄克思原文中的“nation”,而是对应于原文中的“tribe”、“clan”、“patriarch”、“communities”等数个不同的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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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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