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 王毅:关于中国科举教育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感想

——废除科举一百周年纪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4 次 更新时间:2015-02-16 0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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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教育中不必探讨新知识了,因为所有真理已经包含在圣经贤传之中,读书者只要好好去学习就行了。作为受教育者不许对这些“真理”提出挑战,否则便是非圣无法,轻则不能通过考试、获取功名,重则受到刑责。二是统治者是受教育者的当然的老师,因此对于知识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科举中最高级的考试是殿试(清代在太和殿或保和殿),名义是皇帝主持的,因此通过殿试的(殿试只是为通过会试的进士定名次)的进士都是皇帝的学生,他们自称为“天子门生”,并以此为荣。在办新式学校时,这些传统教育的特点不仅没有被否定,恰恰相反,因为科举不能很好地贯彻这些了(因为对官吏有新的需求,这是“四书五经”培养不出来的),才兴学校。因此,新式学校中保留科举制的基因也是必然的了。可以说那时办的学校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样板。有人说新式学校是“全盘西化”是不准确的。

   王毅:“统治者是受教育者天经地义的老师”,这是科举制度中最关键的东西,所以知识谱系、读书者的人生归宿,这两者都必须统一地依附在统治权力的谱系和法理之上的。反过来,这两者又必须随时为权力的谱系和法理服务,就如康熙皇帝《日讲四书解义序》说的:“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也。”他在《训饬士子文》中申明的教育制度方向乃是:天下学子的一举一动都能够让皇帝满意(“以副朕怀”)。而废除科举之后新式教育,在其起步之日却又不能不深藏着科举的这个根本性的“基因”,这是后来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格外曲折的主要原因。

   特别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道路的曲折,于是强迫教育方向重又回到了大张旗鼓“以权力者之是非为是非”这科举时代的窠臼之中。而开复辟之先且威势极大的,就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大张旗鼓实施的“党化教育”。关于“党化教育”的宗旨,孙中山晚年《致南洋三宝雁学校成立祝词》概括为:“吾党主义,是曰三民。揭橥理则,地义天经;敷为教育,本正源清。最哉诸子,竭蹶陶成。”——意思是自己一党之主义因其垄断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事物,所以不仅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而且尤其必须将它尊崇为教育的源泉、推广成为陶育普天之下一切学子的终极理念。1927年1月,蒋介石在“江西讲习会”上强调,因为“三民主义教育之重要”所以必须将其灌输给青年学生;而直到1939年他宣讲“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其核心仍是以“三民主义为我国教育的最高基准”。

   与科举时代“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教育宗旨通过皇权国家强制性法律、行政等手段而推广一样,“党化教育”也是被强大政治威权灌输的:从1924年开始,国民党在其统治的广东模仿苏联,规定一切学校如果不遵行“党化教育”就要一律强行取缔:“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设立国民党支部……到了1926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学校,都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工具。”1927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次年,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发了党化教育正式标准,规定全国各级学校所有课程都必须融会党义精神,每周必须讲授党义课(私立学校中此课也要列在课程首位),要求学生加入国民党,每个中国教员必须在每周举行的仪式上宣誓“服从党义”等等。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任鸿隽在“党化教育”盛行之际曾发表《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一文,指出这不仅大悖于“以人为本位”的现代教育原则,而且是复辟了中世纪制度:

   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在党的场合,设如人与组织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以顾全组织的利益。我们只看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对于发展教育,改良教育的计划,一点没有注意,但小学的党义教科书,却非有不可。教科书与党义有不合的地方,非严密审查不可……(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这种教育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已确定的了;他们的问题,是怎样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这个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慧上的好奇心。这种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当然的教会,不愿意一般人有自由思想,于是乎不恤用教会的法庭来压制葛里略,逼着他发誓承认地球绕日的学说,是和圣经抵触的,是不对的,并且要惩一警百,使同时的人不敢有新出的思想……自近世文艺复兴以来,专制思想与自然思想冲突的结果,总是专制思想失败,党化教育也不能独成例外。(原载《独立评论》第3期,1932年6月;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直到抗战结束后,教育家陶行之仍然疾呼:“我们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党有党办党享的教育,因为党化教育把国家公器变做一党一派的工具。”1947年1月起,国民党政府规定专科以上学校要专门成立“训育委员会”以加强“党治”对学校的钳制,这俨然就是朱元璋时代对于太学生“学规严紧”的翻版了。于是当然引起一些坚持现代教育理念者的抗议,比如翦伯赞教授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学校里,只有真理的讨论,没有暴力的威胁;只有科学的研究,没有党义的宣传;只有知识的传授,没有政治的欺骗。没有不准讲的学问,没有禁止看的书报,没有强迫读的圣经。自由讲学、自由研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这样教育才能达到神圣而庄严的历史任务。”(参见李兴韵:《民办教育在民国的兴衰》)——而对于中国在这以后半个多世纪教育史稍有了解的人们都知道,如翦伯赞这时所崇尚彰扬的现代教育准则,不幸在后来遭到了灾难性的命运。

   可见虽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时日,但是使教育成为“国家公器”而不是沦为一党一派的工具,这仍是需要恒久努力的目标;而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科举制度和科举精神的反思始终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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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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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论坛》(石家庄)2005年09A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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