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4 次 更新时间:2015-02-14 10: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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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华  
而进步,因而成了历史的落伍者。比如他们在政治取向上,始终都是君主立宪论者,如果说君主立宪在戊戌变法时期是一种进步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有它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到了民国初年,君主立宪则成了复辟倒退的代名词。又如大家所悉熟的“中体西用”,最早是冯桂芬1861年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来的,后来为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所继承和发展,成了洋务运动的文化观,但在洋务运动时期,它不仅不具有保守主义的性质,相反有它的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整个社会对西学缺乏正确的认识、以为学习西学就是“以夷变夏”的情况下,洋务派提倡“中体西用”,一方面强调中学之“体”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承认中学有“用”的不足,需要引进西学加以补充,从而实现以中学为本位、为主体的中西文化之间的调和或互补,这无疑是对传统的“中体中用”文化观的否定和突破,从而为学习西学扫清了道路。借用《中西体用之间》一书作者的话说:洋务派的“中体西学”,“形式上的重点是在强调中学之为‘体’,事实上的重点却在强调西学之需‘用’——从洋务派创导的这种文化新观念的主旨而言,应当说:‘中体西用’,意在‘西用’。” [7]但到了甲午战争之后,尤其是进入到20世纪之后,随着人们对中国所以贫弱、西方所以富强之原因认识的逐步加深,以及对西学的不断了解和“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局限性便日益显现出来。“当着要求全面学习‘体用兼备’的西学,在中国实行变法改制的思潮萌动的时候,‘中体西用’论式的实际作用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是作为论证采用西学的一条有力理由,这时却渐渐变成了妨碍着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方的一付羁绊。”[8]它也因此而失去了以前的积极意义,而成了保守主义的文化纲领。面对这样一种变化的社会和时代,我们在研究思想史时,就必须把研究对象放置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研究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或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能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所以,我不赞成用“进步”或“落后”、“激进”或“保守”、“革命”或“改良”等词汇对近代思想人物的一生盖棺定论,而主张分时期分阶段地评价他们。实际上,我们在近代中国很难找到一个一生都“进步”或“落后”、“激进”或“保守”、“革命”或“改良”的思想人物。比如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发动和领导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但他也不是一生都主张革命,他早年曾向往过改良。又如梁启超早年曾极积地介绍和宣传过西方文化,西方很多思想和思想家就是首先由他介绍到中国来的,但在晚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他对西方文化持的则是批评的态度,而主张中西文化的互补和调合,换言之,在文化取向上他早年激进,晚年保守。

   三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作为统一的、有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实际上,和整个自然界、生物界一样,人类历史也表现为统一的、运动的有机整体,并非偶然事件的毫无联系的堆积。因此,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思潮和思想家时,就要用整体的、联系的观念,对它或他们进行全面的分析,这样才能揭示出其产生、发展的整体过程和内在本质。列宁就曾指出:研究历史,首先“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9]毛泽东在谈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也说过:研究历史,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所谓“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也就是整体的、联系的方法,通俗地讲,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已方和彼方”。[10]比如,我们研究某一思想或思潮的产生时,就不仅要研究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还要研究它的思想或理论来源,这既包括中国固有的思想或理论来源,也包括外国输入的思想或理论来源,而且还要研究它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或思潮的相互关系。

   谈到对近代思想人物的评价,可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一是历史的评价标准,即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看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是否合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需要。什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需要呢?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需要,一是民族独立;二是社会进步。在中国近代史上,凡是对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起过积极作用的历史人物就应肯定,反之,则应否定。二是道德或学理的评价标准,即看他们个人品质的优劣以及他们提出的思想或理论是否有学理的根据,或对学术发展有何贡献。思想人物如果在这两方面是统一的,那么其评价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或争论。如果在这两方面不是统一的,出现的问题和争论就比较多。一些研究者在评价思想人物主要用的是学理的或道德的标准,而不是历史的标准,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实非。如有的人从个人品质上肯定梁济和王国维为殉清而采取的自杀行为,而没有分析这种自杀应该不应该的问题。笔者承认梁济和王国维的自杀是“杀身取义”,问题的关键在于此“义”该不该“取”。梁济和王国维之所以自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为了殉清,而按后来一些人的解释,是为了殉中国传统文化(如陈寅恪就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殉传统文化),但不论是殉清也好,还是殉传统文也罢,都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行为。因为推翻清王朝,结束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而传统文化之所以在五四前后受到人们的批判而日见衰落,是由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只有经过批判和改造,才能化腐朽为神奇,实现它的现代转型。我们在电影中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镜头:那些侵略中国、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军军官在战败被中国军民包围后,往往是拔出战刀,剖腹自杀,以示对天皇的效忠。如果仅论个人品质,日军军官的这种“杀身取义”的行为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还应肯定,但从历史的评价来看,日军是侵略者,天皇是日军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日军军官负隅顽抗,剖腹自杀,是死有余辜,不值得丝毫的同情。

   因此,我们认为对思想人物的评价,应该坚持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学理评价相结合、而以历史评价为主的原则,这样才能更客观科学地评价近代思想人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以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派与新文化派的东西文化论争为例。从学理上分析,无论新文化派,还是东方文化派,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都存在着片面性,但如果我们把他们所争论的问题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以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为其评价的标准,那么,显而易见新文化派的理论和主张比东方文化派的理论和主张更符合历史的要求,更有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比如,在中西文化差异之性质的争论上,新文化派认为是“古今之别”,而东方文化派认为是“中外之异”,就学理而言,二者都失之片面:前者强调了文化的时代性,而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后者则强调了文化的民族性,而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实际上文化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但从当时的历史要求来看,是要人们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近代文化的落后,从而奋起直追,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是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纯洁性,肯定它有其存在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这正如一位论者指出的那样:应该看到新文化派对文化之时代性的片面强调,“既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同时又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这种进步就在于新文化运动提倡者开始懂得人类社会的文化进化史是具有共同性的,由是才从狭隘的民族视野中解放出来,放眼去观察世界,把整个人类文化的进程拿来进行宏观考察,从而他们才敢于略去民族性的差异,去径直进行时代性的先进与落后的比较研究,并对外国的先进文化具有敢于‘拿来’的勇气。”[11]我们以前只讲历史的评价,忽略了东方文化派在学理上的贡献,这固然是片面的,但如今有的学者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只以学理的标准来评价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而放弃了历史评价的标准,贬斥前者,而肯定后者,这同样是片面的,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

   (三)

   作为社会意识或上层建筑,一种思想或思潮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除了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产或社会存在外,作为思想的提出者——人的素质、心理、性格、气质、情感等因素也起着一定的作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就曾指出:“人们活动的出发点是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性格和才能”。又说:“要是没有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件都不会成功”。历史表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和发生,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决策者的心理、情绪、甚至爱好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过程中,我们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前提下,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心理活动和个性特征对其思想的影响,这有助于对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做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和评价。

   心理分析法,一般可分为“个体心理”分析和“群体心理”分析。个体心理分析主要是分析思想家个人的心理活动,以及他的家庭、亲友、同事对他心理的影响。现代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个人的成长和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其家庭环境的影响很有关系,特别是青少年时代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往往成为一种“情结”,影响其一生。美国学者艾恺在《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中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即:那些破落家庭的孩子比一般家庭的孩子对社会的观察更敏感,因而也更能在文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方面取得成就,如曹雪芹、鲁迅、郭沫若、胡适、梁漱溟等人。群体心理分析法主要是研究群体的心理活动,这对思潮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已有学者将群体心理分析法运用于义和团的研究,以探讨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会有数以十万计的农民参加义和团运动,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从众心理”是促使数以十万计的农民一夜之间参加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原因。

   比较研究法,也是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都广泛地运用过历史比较方法,比如在《史记》的“列传”中,司马迁就把一些可比性的人物放在一起,写成“合传”,进行比较。在古希腊的史学著作中,如被称之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中和“具有批判精神”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也有许多历史的比较叙述。到了近现代,历史比较研究已经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马克思在回答西欧道路与俄国公社命运和社会发展前景的问题时就曾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正确的研究方法应当是,“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弄清楚这些演变的历史背景、具体情况和发生原因,“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从而“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2]因此,他与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时,就曾对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古代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进行过比较。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通过对德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封建贵族阶级与英国的、法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比较,科学地总结了德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无产阶级的力量弱小和封建贵族阶级力量的强大,导致了1848—1851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中国人最早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进行系统比较的代表作,产生过重大影响,有其重要的学术地位。

就思想史的研究而言,经常运用的比较法主要有两种:即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所谓纵向比较,是将一定时代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和他们的前辈及其思想进行比较,看他们是否提供了前人所没有提供的东西,也就是看他们在前人的基础是否有所发展、有所进步。而横向比较,是在历史的横断面上,对同一时代的思想家及其思想进行比较,看他们谁更能把握时代的主题和要求,其思想更能帖近社会的需要,从而对他们及其思想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我有时又将纵向和横向这两种比较法称之为前后(纵向)和左右(横向)比较法。我们还可以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比如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洋务运动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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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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