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迪:我参与的揪彭德怀行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40 次 更新时间:2015-02-05 13: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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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迪  

  

   1966年12月,彭德怀从成都被揪回北京批斗。关于彭德怀被揪回北京的具体过程,存有多种说法。我作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揪彭德怀行动”的参与者,愿意提供我所了解的内容。

  

   王大宾接到北京指示

  

   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届学生。1966年12月,我和几位同学步行串联到重庆。16日晚,我们去了“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联络站设在市中区临江门附近沧白路街边的一座小楼(文革前的重庆市政协办公楼)里。上楼的时候,偶然遇到北地东方红负责人之一的王大宾,他很热情地招呼我。我和王都是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的四川老乡,文革前就比较熟悉。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成都来,王大宾立即表示有要事和我谈。

   在二楼的一个会议室里,王大宾告诉我,东方红驻成都联络站和驻重庆联络站都接到朱成昭(北地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我们把彭德怀揪回北京。他问我:“听说彭德怀在成都,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有没有可能藏在军区大院?”我母亲在成都军区作军医,我们家就一直住军区大院。王大宾向我提出这样问题,当然因为彭德怀是元帅,曾担任国防部长,很自然会想到他在成都会住我所熟悉的军区大院。

   我告诉他:“成都军区机关已经开展‘四大’,大院内战斗队林立,抄家之风盛行。军区主要机关分布在北较场和西较场,还有一些直属单位分布在成都各地,这么大的范围要藏个把人不难。但是,彭德怀这样的大人物,要安全保密地藏起来很难,除非军区领导对他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可是司令员黄新庭、政委郭林祥已经被批斗了,主要罪状是紧跟贺龙、罗瑞卿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们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保彭德怀这样的‘死老虎’,彭德怀如果还藏在军区大院,早就被机关的战斗队抓出来了。”

   王大宾将我介绍的情况详细记录在本子上,还告诉我,说他10月下旬和十多位同学到外地串联,准备先到韶山和井冈山,然后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步行。可是他在火车上生病了,只好在武汉下车,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上大学后就没有见过面的母亲知道他生病了,一定要他回老家德昌养病,于是他买了船票回四川。不想遇到这么一个突然情况,要他在四川抓彭德怀。

   那么,彭德怀是怎么到四川的?到底是谁要把他揪回北京呢?

  

   揪彭指示从哪里来

  

   1965年9月,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要他到四川任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是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本来彭德怀不愿意去,毛泽东为让彭德怀能接受安排离开北京,当面甚至还说了诸如“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样的话。彭德怀于当年11月28日下午离京赴川。在他行前的11月10日,由毛泽东亲自布置江青组织炮制的影射彭德怀搞翻案的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此文后来被视为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1月30日,即彭德怀到达成都当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此文。一到成都就忙于工作的彭德怀是在12月4日看到的,当即大怒,说这是打了自己一耳光。(王春才:《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但他不知道,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到这篇文章时又说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1966年5月27日,彭总正在前往贵州六盘水的路上,车到四川大足县被西南三线建委以传达“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名义召回成都。传达会很快变成了批判会。会上,有人指责他“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等。彭德怀说明、检讨,三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会后,西南局书记处指示,以简报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报告批彭的情况,并将这一简报在党内各级组织传达。李井泉的报告一箭双雕:既证明他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又表示他已经和彭德怀划清了界限。

   1966年12月13日,在周恩来等人召见首都几大院校红卫兵领袖的会上,江青突然说:“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逍遥自在么!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1966年12月15日,戚本禹又对北航红旗的负责人韩爱晶说:“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三线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抓回北京,打倒在地。这是首长的指示,已经毛主席同意。”

   当年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其所著的《王力反思录》中提到将彭德怀从四川抓回北京是在周总理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的,书中这样写道:“我从秦城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地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是执行中央的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作的决定。我说,中央开会我都参加的,这个会我没参加,大概不是中央的会,是专案组的会。他们说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的决定,他们说是的。”

   这就有了朱成昭接指示后给北地东方红驻成都和重庆的联络站打电话,传达中央揪彭指示的事。

  

   王大宾决定暂不揪彭

  

   王大宾到了重庆联络站才知道中央指示,于是决定:在渝的同学除办展览的留下,其余全部到成都集中。同时又通知在成都联络站的同学,抓紧时间了解彭德怀的下落,准备行动。

   12月18日,在四川省地质局会议室,北地东方红在四川联络站的几位负责人:钱辛、王大来、谭保华、陈保堂、张华清、郑文卿等,向王大宾详细汇报了几天来的进展。正在众人为寻找彭德怀而绞尽脑汁时,郑文卿巧遇彭德怀在街上看大字报。据郑文卿介绍:他和另外一位同学根据彭是三线建委副主任的线索,专门到三线建委办公地门外守候。守到天黑,看见一老一少从三线建委大院出来,年老的有点像彭德怀,于是紧随其后。这两位一路走一路看大字报,捡传单。因为天黑看不清面目,郑文卿跟得很近,听到了老者的咳嗽声,由此判断老者感冒了,可能会到药店买药。于是他抢先来到附近的药店。这一老一少果然进来买药,郑文卿在灯光下清清楚楚辨认出这位咳嗽的老者就是彭德怀。

   郑文卿回来一汇报,钱辛、王大来等人很高兴,决定找彭谈话。第二天来到彭总住地,彭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彭总很希望与红卫兵交流。话题范围很广,从他当放牛娃开始谈到领导平江起义,再到井冈山和朱毛会师的过程,谈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历次重大战役的情况。话题的重点主要围绕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彭总反复强调他不反毛主席,说他和毛主席的争论是建设速度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毛主席的话不说100%正确,也是99%是正确的。(我们注意到,彭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说过: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谈到文化大革命,彭说:他拥护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于反修防修非常必要,群众发动起来了,通过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辨明是非,非常正确。他不怕群众,不怕红卫兵。此前,西南局保卫部门的领导劝他到内江躲一躲,他坚决不去,他说,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还说庐山会议后长期闲居在京郊吴家花园,盼望为人民做点事。谈话的气氛友好,我们的人还不断起身给彭总的杯子倒水。谈到大串联,彭总对着地图给我们的人指长征串联的路应该怎样走,路上要注意什么事。谈话结束时,彭总把大家送到门口,并表示欢迎再来。钱辛将谈话记录交给王大宾看,谈到“老头子”(即彭德怀,下同),都说印象非常好;“老头子”畅所欲言,对自己的功过认识很清楚,是个很直爽的人。

   是否揪彭?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反对揪彭占主流,王大来(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团总支书记,最早加入北地东方红的教师之一)的发言最有代表性,他说:“‘老头子’是革命功臣。刚到四川一年,表现很好。最重要的是‘老头子’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运动,赞扬青年学生的革命精神。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对防止共产党脱离群众很有必要,中国有希望,过去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可以解决了……‘老头子’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比我们还深刻,他不仅支持红卫兵而且理解红卫兵的过火行为。他还强调:你们要注意政策,要团结多数。”王大来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是老账了。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讲的是实际情况嘛,高指标、浮夸风就是不对,亩产万斤是吹牛,下面的人欺骗毛主席,‘老头子’讲的才是真话。在‘老头子’面前我们没有批判能力。”

   听到这里,王大宾有感而发,他说:“1958年高一,我当班长带领全班同学种试验田,挖地3尺,积肥十万斤,誓要小麦亩产上万斤。在生物老师的指导下,一亩地播了60斤种子,结果收了不到200斤,全班同学在试验田大哭一场。”

   经过一番辩论,双方都认可由王大宾作最后决定。王大宾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办事。‘老头子’又没有什么新问题,他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运动。可能党中央和毛主席还不了解他现在的情况,他又不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不忙去抓。”

   会上决定暂不执行中央指示,派王大来、郑文卿立即飞回北京汇报,重点讲明彭德怀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来了个“钦差大臣”

  

   12月22日上午11点,东方红总部派“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飞到成都。胡乐成身着军大衣,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一到会议室就开骂:“你们都是饭桶!右倾机会主义!连彭德怀都揪不回京!我奉中央指示:立即把彭德怀揪回北京!”他还传达周总理给朱成昭的三点指示:“一,为了确保安全,彭德怀同志回北京不能坐飞机只能坐火车;二,要和成都军区一起护送,途中要确保安全,随时向中央报告;三,不要在成都开批斗大会。”

   胡乐成自恃有尚方宝剑,对众人嗤之以鼻,也不把王大宾放在眼里。他宣布:“中央首长说:王大宾犯了严重的右的政治错误,被彭德怀征服了。”

   胡的宣布使会场炸了锅,场面一时混乱。

   王大宾站起来反驳:“我是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地院的老保也尊重我的人格,轮不到你来骂我们是饭桶。我们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没有执行上级指示,及时向上级汇报了没有执行的理由,这有什么错?你是钦差大臣,这事我不管了,你自己办好了,我要回家看老母亲去了。”

   在场的师生大部分支持王大宾,对胡乐成的骄横极为不满,双方争执不下。此时,探工系的刘志耕老师出面相劝,他说:“这是大事,千万不得有半点差错,万一出点什么事,你王大宾是没法向中央和总理交代的。”

   刘老师的提醒使大家冷静下来,揪彭是中央的决定,不办不行。既然胡乐成是专门来办这个事的,就由他负总责,我们配合他安全地把彭总护送回北京。为了落实总理的三点指示,当时还决定由谭保华、陈保堂、张华清立即去成都军区联系护送事宜;由地质局机关车队队长徐彬和地院同学一起去成都铁路局联系回北京的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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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3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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