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显明 曲相霏:人权主体界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9 次 更新时间:2015-01-28 14: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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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 (进入专栏)   曲相霏  
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特权。"特权是在社会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人所享受的高于别人的权利,而特殊人类群体的权利则是在社会中最易遭受打击的人为了维护其作人的基本尊严所应享受的权利。对这些人权利的特殊保护,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权利享受方面的不平等,而是标志着人权保障的全面化,标志着对所有人的人格尊严的尊重。""一旦这类人实现人权的障碍被消除,关于类人权的单行法也会随之被废止、被增加的部分看似弱者的特权,实则是把增加的部分补充进去之后弱者才能获得的平权,向弱者倾斜.的人权原则是人权主体理论的重要内容"。类人权可以被看作是保障普遍人权的人权。妇女、儿童(未成年人)、老人和身体障碍人(包括身体残疾、智力迟钝和精神障碍)因其自然条件而成为最大数量的弱人权主体群体:难民、无国籍人、外侨、战俘、战时伤病员和战时平民等是国际人权法领域的弱人权主体:被捕人、刑事被告人、受刑人等因加入了这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在享有和行使人权方面受到特殊的限制从而成为弱者人权主体:由于宗教、语言、种族、肤色等原因而成为一国的少数者的也是现代社会的弱者人权主体。

   (二)公权力人主体

   公权力人即代表国家掌握和行使公权力的人,如公务员、政治领袖、军人和警察等。作为自然人,公权力人的人权主体资格毫无疑问,但由于其掌握和行使着国家权力,公权力人主体使他们比一般的人权主体更加"强大",如不对其行使权利施以严格的限制,公权力极易沦为其暴虐的工具,因此,以"强大"为特征的公权力人就成为人权主体中的特殊一类,而传统的人权理论也总是把公权力代表人作为人权的对立面加以约束。另一方面,公权力人为了履行职责,有时不得不放弃某些权利,如军人和武装警察,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其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等人权会受到自抑,而公务员则因其职业需要,在言论自由、表现自由、参与政治活动、兼职等方面受到限制,从而成为特殊的人权主体。公权力人在人权法上最先被承认的人权是生存权。生存权本位立法确定之后,公权力人有权为争取生存条件而为某些与其公职角色不相称的行为。如警察的罢工、请愿等。公权力人在人权法上被扩大的另一种人权是社会兼营工作的被允许。除利用职权从事可赢利的兼职被禁止外,非营利性的兼职工作在被批准后受到鼓励。这种规定在日、德等国法律中已有先例。人权主体范围扩大在公权力人身上表现的第三种走势是政务官员其它自由的逐步开禁。英、德、美、日等国的人权理论甚至认为女王、总统、首相等的与其身份不相称的"非所宜言"、"非所宜行"也属人权范围。

   (三)边缘主体

   边缘是指其是否具有人权主体的资格在人权理论中尚颇多争议,处于"是"与"非"的边缘,最具典型性的边缘主体是胎儿,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普遍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从何时开始可称之为人,未出生的胎儿是不是人权的主体,堕胎是不是侵犯人权。否定胎儿是人权主体的观点认为:胎儿的生命权(如果有的话)可能会威胁到其母亲的生命权:对意外或计划外怀孕的胎儿如不允许堕胎会侵犯其母亲的自由权或自主权:存有生理缺陷的胎儿在其出生后将会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无法享受正常人的权利:同时,胎儿作为潜在的人,其出生可能会威胁其他的现实的人的权利等等。反驳这些观点的则除了宗教学说的支持外,更富有力度的理由是:其实,所有反对将胎儿作为人权主体的观点几乎都是从现实的功利性出发而不是从胎儿是否是人出发提出来的。从医学科学的角度讲,从受孕时起,胚胎就作为生命存在,人类个体在生物学上是以连续的方式发展的,从胚胎到胎儿到婴儿及至以后的发展,本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出生并不是生命的开始,而是生命状态和生存方式的一次改变,把出生作为人与非人的分界是机械的、武断的。从根本上说,出生权利的悖论是由人权的绝对性与现实物质条件的有限性的矛盾产生的。让胎儿来承受现实物质条件的发展不足至多只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不应该成为当然的公理,更不能据此否认胎儿也是人的事实。在《国际人权宪章》中,胎儿也被承认为人。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规定,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其根据是,母亲犯罪,但胎儿无辜,应当区别对待,不应株连。在这里,胎儿是作为与母亲相分离的人而加以保护的,并不仅仅是作为母亲身体的一部分。联大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也提出"儿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后,均需特殊的保护和照顾,包括法律上的适当保护。"1969年《美洲人权公约》也明确规定:"每一个人都有使其生命得到尊重的权利。这种权利一般从胚胎时起就应受到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压任何人的生命。"1975年,联邦德国最高法院判决取消允许怀孕初期流产的法律,因为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权利,是违反宪法的。胎儿的生命权利在西方道德和法律传统上,始终被认为是一项绝对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传统在当代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由此,对人的克隆(被克隆出的人是被作为备用体对待的)及利用基因技术而对人体胚胎的取舍在人权学家看来,都是反人权的,因为它不是否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就是把人客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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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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