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显明 曲相霏:人权主体界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7 次 更新时间:2015-01-28 14: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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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 (进入专栏)   曲相霏  
也解释不了正大量出现的享有人权以后无法还原于自然人的法人以及构成法人的自然人不以自己获取利益为目的的公益法人。新的理论认为,法人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与自然人有同样活动能力的实体,法律所拟制的人格与自然人一起构成现代社会的主要要素,虽然近代人权宣言对团体曾持以敌意,然而在今天的社会,自然人的个人利益性已经有了不同的变化,法人迎合自然人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自然人通过法人的活动来满足自己、发展自己,法人与自然人之间有一种基本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法人作为自然人的手段而存在,给予法人人权主体地位还是为了保障自然人的人权。相反如果不给予法人以人权主体地位,则不能使法人的权利获得人权条款的保障,这至少在自然人和法人之间制造了区别对待的条件,同为法律上人格而不能获得法律上平等,这是有悖于人权理念的。所有法律上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其待遇也应该是同等的,不管这个人格是自然取得的还是法律拟制的。给拟制的人与自然的人以平等的宪法保护是自然人高度社会化后的法律上的结果。所以,在现代人权主体理论中,如果概括主体特征的话,用"人格"特征较用"生命"特征更准确。或曰,用"生命"特征来概括主体理论已无法表达其已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新内涵。主体理论中的人格,是民法用语的借用,其使用规则如同"法人",意在表达法律上对人拟制。这就是现代人权主体理论从生命主体向人格主体的过渡。

   法人作为拟制的人当然无须享有那些以肉体的存在为前提或其利益只能由自然人享有的人权,而且一般说来,作为人权的防范对象和义务主体的公法人如国家或国家机关是不被视为人权主体的。亚公法人,即那些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已拥有足以能够与国家权力相匹敌的巨大力量的私人团体或大型企业,也成为人权所防范的对象。而且,当法人与自然人的人权产生矛盾和冲突时,应当对团体和法人的人权有所限制。这是人权界限和人权处分中所要研究的问题。

   法人的权益自然应获得足够的必要的重视,但在给予法人与自然人在权利方面同等关注与保障的情形下是否有必要在形式上赋予法人人权主体的名称,这样的赋予是否会导致人权原始涵义的变化从而消解人权的概念贬损人权的至上性和神圣性,仍是目前极富争议的问题。但值得肯定的是,人权主体从以生命为特征转变为以人格为特征,表达了现代社会人权制度化的过程,而道德的人权只有转化为法律上的人权,人权的实现才有保障。为人权的制度化而拟制人权主体,因而人格主体是法律层面的,是操作意义上的,而生命主体才是本源的。

三、从个体到集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理论与实践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权主体不仅已从有限的某些人发展为普遍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每个人,从生命扩展到人格,而且从个人发展到集体,这是人权主体理论的又一次革命。

   二战后,人权由国内领域发展到国际领域,由单纯的国内问题发展为世人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人权的这种发展变化有着人权文化上的和人权实践上的两大因素。文化上的因素是象恩格斯所判断的那样,人权的要求一经提出即具有普遍的、超越个别国界的功能,实践上的因素是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践踏人的尊严和灭绝种族的战争罪行向所有民族提供了惨痛的教训,为防止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国际罪行发生,国际间开始联合起来共筑人权的防波堤。人权问题成为国际法调整的对象后,人权理论便发生了在主体上、内容上和保障方法上的三大变化。主体的变化表现为人权由过去单纯的个人人权发展为以种族、民族为构成内容的集体人权。集体人权的概念即是随着上述变化而诞生的。

   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的规定,已经把"人民"这个集体而不是自然人(个人)作为"平等权利"和"自决这两项重要人权的主体。1955年联合国大会作出的一项决议明确提出,自决权是一项"属于所有人民和国家的集体权利,是个人享有任何权利与自由的先决条件"。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在第1条第1款和第2款中宣称:"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所有人民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至此,集体作为人权的主体已是不争的事实。英国国际法学者斯塔克就承认,"一些重要的人权并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集体的权利,即群体或人民的权利。就自决权而言,这是很清楚的。"民族(或人民的)自决权是最早和最广泛地被接受的一项集体人权。它首先确立了集体人权的框架,堪称是各项集体人权的摇篮。随着自决权的被普遍接受,以它为标本的集体人权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诸如自然财富和资源主权、发展权、环境权、和平权、安全权、平等贸易权、裁军权、反核权等等都成为了集体人权的内容。

   为什么集体可以作为人权的主体呢?传统的人权理论认为人权是属于个人的权利,只有个人才是人权的主体。大多数西方人权学者持此观点,甚至担心承认集体人权会有助于加强非民主国家的特权,从而牺牲或贬损个人人权。其实,承认集体人权并不必然会贬损个人人权,但是,要实现个人人权却不能不承认集体人权。集体人权是实现个人人权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实现个人人权的手段和保障。在社会尚未发展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时,大多数的个人(自然人)都要以从属于某个政治实体的方式存在和发展。但是,在一个存在着以集体为单位的压迫、侵略、剥削或武装占领、殖民统治等暴行的社会里,那些受欺凌和被操纵的集体根本没有条件没有能力去实现和保障组成它的个体的人权。这样,个人的人权中包含了对集体权利的要求。"充分实现个人的人权需要全面地或部分地发展团体的某种权利。"这是一种因果关系,如果集体不能获得这样一些权利不能得到这样一种发展,那么个人就不能得到这样一些权利不能得到这样一种发展。一个人要自由,他的民族必须得是独立的,(虽然民族独立个人也未必就能享有自由):一个人要生存,他的民族必须得是有财富和资源主权,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体制、有计划地发展的,而不是受制于人仰人鼻息的。因为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被别人左右时他的利益总是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集体人权是从个人人权中推导和派生出来的。每一项集体人权都对应着一项或多项个人人权。集体人权与个体人权的区别不仅在其权利主体的不同,更在于其义务主体的不同。个体人权无疑是以国家为其义务主体:但集体人权的义务主体,既不是它自身,也不是个体,(集体的权力要求个体尽服从的义务),而是此集体之外的第三者。"在某些具体情况下自决权是国家针对外国所享有的权利。毫无疑问,自决权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权的前提。正如1952年12月16日联大决议所指出的,只有个人所属的民族是自由的独立的,个人才能充分享受基本人权。"对发展权的诠释可以恰当地说明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关系。国家为了确保个人的发展权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为之提供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国家为了尽这个义务,有权利要求其他各国采取必要措施为自己提供一种良好的国际秩序。前者表现为个人人权,后者表现为集体人权。

   集体人权是为了保障个人人权而从个人人权中推导出来的权利。相对于个人人权而言,集体人权仅是一种手段性的权利,集体并不是集体人权所包含的利益最终指向的对象,真正的受益者、作为目标而存在的人权主体永远是而且只能是个人。集体作为一个抽象的组织,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它终究是人的异化物,既有服务于个人的特性,也有凌驾于个人之上甚至压制个人的特性。把集体的这种权利叫做人权,把集体作为人权的主体,只是因为集体的这种权利来源于个人人权,与个人人权有同样的道德价值,并与集体的其他权力相区别:强调集体人权意在保障个体人权,而且只有在保障个体人权的意义上,集体人权才具有合理性。当集体作为一种历史产物消亡时,集体人权也就消亡了,但个人人权却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集体人权的概念应该在多大范围内使用呢?大多数学者认为,集体人权是在国际社会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概念,因此宜把它界定在国际人权法的领域内,以示对人权的国内保障与国际保障的区别。如下论述:"集体人权起源于种族权、民族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当时在中亚地区因宗教或一国内少数民族受到多数民族欺压而引发的相邻国入侵该国以解救该少数民族的战争频繁发生,最终导致了最早的以集体--少数民族为保护对象的国与国之间签署《保护少数民族条约》出现。由种族权利、民族权利演变而来的集体人权,在二战结束后才成为被争议、被接受的概念。它属国际人权法的范畴,国内法上原则不使用,以免引起国内法问题与国际法问题的混乱。"

   由此可见,集体人权作为一项手段性人权,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集体主要是指人民整体,也包括土著人及少数民族,他们可以通过自治的形式成为人民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集体人权和法人人权都是从自然人的人权中推导出来的。但集体人权与法人人权在权利的性质上还有不同。集体所要求的人权与它所要保障的自然人的人权之间有一种连带的关系。而法人,作为法律上拟制的"人",则直接享有与自然人同等的权利,但其范围仅限于非只能由肉体享有和行使或其利益非只归于自然人的人权。

四、特殊的人权主体

   (一)弱者主体

   所有的人权都要为主体所享有,人权作为一项普遍性权利,所有的自然人在享有人权上毫无差别。但有些人权,光是享有并不能够满足主体的要求,主体要获得其所蕴含的利益还需要实际地行使它。"享有的人权是对人已有的利益和价值的承认,而行使的人权是对人后有的利益和价值的承认。换言之,享有的人权主要指向人的既存的固定了的利益,行使的人权主要指向人的将来的可谋求的利益。"享有的人权不需要人权主体主观意识的参与,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它都客观地独立地无差别地属于每一个自然人。它是一种静态的内敛的人权,是一种无形的利益,也是世上少有的在任何一种状态下无论是对其主体还是对其他人都有益无害的权利,只要不受侵犯就自然地处于满足状态,如人的尊严权和健康权,它们是最基本的人权。而行使的人权,是动态的外向的,虽然它也普遍地无差别地为每一个自然人所享有,但并不是每一个自然人都能够行使它,不会行使、行使不充分或行使不当都会造成对主体自身或他人权利的侵害。首先,行使一项人权需要人权主体的主观意志参与,人权主体应意识到这项权利并有行使它的愿望和要求。其次,行使一项人权需要人权主体有恰当地行使它的能力,这种能力可能是天赋的,也可能是后天获得的。人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它本身有一个内在的自我限制,即利己而不损人,但缺乏行使能力对人权不恰当的行使,却可能损害他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自然人因主观或客观的各种因素,仅凭其自身无法充分或正当地行使其人权,从而成为行使人权时需要来自社会或他人的特殊照顾与保护的弱者主体。因共同的"弱特征"而归于一类的弱者主体简称为"类主体",其人权称为"类人权"。

类主体不同于集体,类人权也不同于集体人权:集体人权不能直接等同于该集体中每个个体的人权,集体人权与处于其集体中的每个个体的人权之间有一种派生的关系,集体本身是某个体人权的义务主体,当个体人权派生出集体人权之后,集体人权便具有了对抗集体之外的第三者的资格。而类人权则与其类的每个个体的人权之间是同一的关系,类人权可以直接落实为每个个体的人权,二者是相同的,没有放大、缩小或转化。因此弱者的类人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个体人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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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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