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非鲁迅化”与当代文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81 次 更新时间:2005-08-13 01: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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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二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当代文学批评家出于为当代文学“正名”、为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这门似乎“名不正、言不顺”的学科确立“存在之意义”的目的,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寻找大师”运动。这些已经蜕变为“吹鼓手”的批评家们,希望通过塑造“当代文学之大师”,来实现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之超越。他们匆匆忙忙地将王蒙、贾平凹、莫言、余华、刘震云、王朔等作家“定位”成“大师”。某些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以为,提升了研究和评论对象的价值,自然也就提升了研究和评论本身的价值。殊不知,这是一种拔苗助长、缘木求鱼的行动,这种可笑的行动恰恰说明他们已然丧失了研究与评论的激情和创造力。与他们的期许截然相反,一个无比真实的事实是: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仍然无法与现代文学相提并论,中国当代文学内在的弊病和缺陷,正是在与现代文学的对比中得以彰显。迄今为止,当代文学并未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师。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诞生了若干大师级的作家,如鲁迅、郁达夫、沈从文、李劼人、老舍、曹禺、萧红、穆旦等等。毫无疑问,现代文学的最高峰是鲁迅。鲁迅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衡量中国作家艺术成就与思想深度的“标尺”,也是时代文化、政治思潮变迁的“晴雨表”。在一切均被“革命化”的毛泽东时代,鲁迅遭到了可怕的阉割与扭曲,被伟大领袖当作残酷的权力斗争中的遮羞布;而在全面商业化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鲁迅则第二次被置身于争论的漩涡之中。“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物质主义的享乐倾向和商业主义的拜金倾向,使得八十年代本来就很脆弱的精神原则(如人道主义原则、创作自由原则、思想解放原则、平等对话原则、介入现实原则、主体重建原则等),几乎在一夜之间,以一些事件的终结为标志,趋于瓦解。商业化的利益原则取代了超功利的价值原则。”1正是在此背景下,包括当代作家在内的当代知识分子几乎全面“下海”,争先恐后地成为官、商及大众的帮凶、帮忙与帮闲。“下海”之后的当代作家们意识到鲁迅的存在(尤其是其精神的存在)成为他们反崇高、反价值、反真理的“障碍”,因此“清算鲁迅”势在必行。一时间,“走不近的鲁迅”、“无法面对的鲁迅”和“必须打倒的鲁迅”等说法纷纷出笼,“反鲁迅”成为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文坛的一种“集体狂欢”。

  无论反对还是捍卫,无论贬损还是赞美,无论是蔑视还是尊崇,鲁迅都是当代文学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鲁迅与当代文学的关系亦呈现出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态势。痞子与贵族、左翼与右翼、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以攻击或皈依的方式向鲁迅寻求文化和精神资源。在世纪末的这场以“非鲁”为标志的“集体狂欢”中,王蒙和王朔的“反鲁言论”最引人注目。“城头变幻二王旗”,王蒙与王朔属于两代人,他们的经历、身份与创作风格均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否定鲁迅和“拒绝崇高”上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亦撰文互相声援和支持。讨究两人“反鲁”的内在动因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一件颇有价值的工作。而在彼岸的台湾,至今仍然坚持极端左翼立场的小说家陈映真,则始终充当着鲁迅的捍卫者的角色,他对鲁迅的解读定格在特殊的意识形态格局之下。陈映真的“鲁迅观”与“二王”形成鲜明对比,其内在的张力也表明海峡两岸文化人截然不同的生存处境。比鲁迅稍稍晚一些的现代作家沈从文和代表着近二十年亚洲文学最高成就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鲁迅都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他们的“鲁迅观”在另外一个时空之中展开,他们眼中的鲁迅是浸润着人道主义的悲悯的鲁迅,这一鲁迅形象可成为王蒙、王朔、陈映真的“鲁迅观”的参照系。

  

  (一)世人都成了鲁迅可不好——王蒙的鲁迅观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中,“批评痞子文学”与“寻找人文精神”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些坚持人文精神的学者批评说,王朔的痞子文学成为一种精神迷幻药,有效地慰藉了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普遍的幻灭感。对于这样的批评,王蒙站出来为王朔辩护,在辩护之余还对鲁迅顺刺一笔:“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吗?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2在《小议大师》一文中,他更是以一种王蒙式的排比和戏拟的修辞手法来消解鲁迅的价值:“例如人们认为鲁迅是大师,提到这个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精神上的父亲,大师是楷模,大师是先行者,大师是英烈,大师是光辉的旗帜,大师是某种终极关怀与绝对理念的象征,;大师是权威,大师不容毁损不容亵渎不容不敬,大师是天一样辽阔的崇敬与热爱的对象,阐释和表达对大师的崇敬本身也是伟大崇高和不容苟且的事业。”3王蒙不喜欢崇高,遂有“躲避崇高”之说,但还是朱学勤说得好:“本来就未崇高,又何必‘躲避崇高’?”4王蒙将攻击鲁迅作为一种“破除偶像”的工作,却假装不知道今日中国真正的偶像崇拜并非鲁迅崇拜,而是领袖崇拜、金钱崇拜和权力崇拜。他不敢对离他住宅不远的、躺在水晶棺中的伟大领袖的干尸发表一句议论,却不能容忍作为精神存在的鲁迅。王蒙一方面否定大师崇拜,另一方面却对别人将自己当作大师来崇拜心安理得地接受。有一个在美国开中餐馆的“文学中年”,在美国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海外作家协会”,每年都发起提名王蒙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活动。王蒙本人从来没有加以制止或者声明拒绝,相反这名“作家”却因其钦点而以惟一的海外作家的身份回国参加作协大会。最近坊间还出现了一本王蒙的夫人写的名为《我的先生王蒙》的畅销书,极写老公王蒙如何关爱小猫小狗,此种将老公当大师的写法真是肉麻之至。

  那么,鲁迅身上究竟有哪些地方让王蒙先生浑身难受呢?在某种意义上,王蒙的作品确实代表了“浮出水面”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王蒙本人的地位也几乎代表着“文而优则仕”的最高成就——文化部长、作协第一副主席等官衔不可谓不让大多数文人眼红。王蒙的创作,用文学评论家李建军的话来说就是:“他几乎始终置身体制之中;他平正、通达、热乎、幽默,乐于把事往好处想,乐于把话往好里说,虽然幽默也含有反讽的锋芒,但那锋芒决不越过宽平中正的界限,知道止于所当止;王蒙不写那种大悲大痛的文字,也很少直接写暴力与死亡的惨痛场面;他的笔是‘止于流血’的。”5王蒙的为人,用评论家王彬彬的话来说则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知道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入、痛快淋漓。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堪称“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典型。6王蒙以“宽容者”自居,他宽容贪官污吏,宽容社会不公,宽容痞子文学,宽容下半生写作,却批评不能宽容鲁迅。王蒙严厉批评鲁迅的“不宽容”,他本人却从未宽容过那些针对他的批评意见,王蒙曾经将批评过他的王彬彬侮辱为“黑马”生出来的“黑驹”,谁批评他谁的动机便是想出名。如此诛心之论,哪里有半点绅士风度?由此可见,王蒙以“反鲁迅”来“争自由”的说法,其实无比虚伪。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王蒙从来没有对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发言,从来没有对社会不公和弱势群体有任何的关心。相反,他自得其乐地写了不少“喷嚏散文”和“睡衣散文”,对于不愿写作此类文章的作家则统统斥之为“极端主义”。正是在此维度上,王蒙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直线下降,“季节系列”和《青狐》等作品,仅仅是一时的畅销书而已。王蒙的人格缺陷、思想缺陷与艺术缺陷,都深切地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危机。所谓“过于聪明”,其实也就是一种已经不自觉的奴才人格。从一九五七年因“误会”而被打成“右派”,到九十年代初卷入另一场“误会”——“坚硬的稀粥”事件,王蒙一度被人们认为具有一定的自由倾向,然而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读。当甘肃夹边沟数以千计不知名的右派在饥荒中悲惨死去的时候,王蒙在新疆的右派生活却因有高层的照顾而“瓜果飘香”。此右派不同于彼右派,毕竟还被伟大领袖亲自点过名。对于王蒙来说,“文化部长”和“作协副主席”的头衔比“自由作家”的身份更加“光荣”,这意味着权力阶层的认可。与此同时,王蒙还时常作出某种“体制外”的姿态,扮演辉煌的“成功人士”与清高的“隐士”的双重角色。其策略有两个:其一,大谈“人生哲学”,教大众如何“做人”,其“人生哲学”无非就是经过精美的语言包装的“厚黑学”;其二,为以王朔为代表的“反智主义”文化叫好,以猎取所谓“亲民”之形象。正如余秋雨对赵本山的欣赏,王蒙对王朔也大加赞扬。从骨子里看,此四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鲁迅恰恰对中国文人身上的奴性进行了最为深刻地揭露和最为猛烈的批判,鲁迅说的很多话,都说到了王蒙的痛处。因此,不否定昔日之鲁迅,则无以成就今日之“王蒙”。王蒙不仅难以面对鲁迅,就连鲁迅欣赏的古人嵇康也看不惯,经过王蒙的一番阐释,嵇康因反抗专制统治者而被杀害也成了自讨苦吃——谁让你的性格“太认真”、“和世俗对立起来”、“以世俗为污浊”呢?

  王蒙担心世人都成了鲁迅,也担心中国若有“五十个鲁迅”会发生“地震”。王蒙的担心是一种杞人忧天,今天的中国不是“鲁迅过剩”的中国,而是“鲁迅精神极度匮乏”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不缺少王蒙式的宽容和中庸,不缺少王蒙式的聪明和智慧;缺少的恰恰是鲁迅式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缺少的恰恰是鲁迅式的肩起闸门的担当和铁屋里的呐喊。王蒙精于盘算的性格近于官僚和商贾,而远离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正如学者房向东所论:“王蒙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三十年代,以他的世故,以他的聪明,以他对无聊无耻的精神赞助……他若生活在三十年代而不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那肯定是文坛奇迹,那鲁迅也将不成其为鲁迅,那鲁迅便成了周作人了。”7

  

  (二)他不是一个正经作家——王朔的鲁迅观

  

  王朔对鲁迅的“挑战”成为世纪之交的一个文化热点。在王朔的《我看鲁迅》一文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否定鲁迅的价值与意义:首先,王朔质疑鲁迅的文学成就,认为鲁迅没有长篇小说,仅仅依靠杂文和短篇小说无法确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把小说当‘作家’这一行的防伪标记看待的,因为有太多不着调的人在写散文。……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的,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这是练真本事,凭小聪明雕虫小技蒙不过去。”8

  王朔的这个观点是靠不住的。此观点流露出了强烈的文体优越感,对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文体崇拜”。如果用王朔的这一标尺去衡量,那些散文家和诗人,简直就连“作家”这一名称也不配享有了。在西方古典作家中有蒙田这样的散文大师,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有梁实秋这样的散文大师,难道他们只是因为选择散文这一文体,其成就便微不足道了吗?在我看来,文体的差异与艺术、思想水准的高下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一篇一流的散文显然比一部三流的长篇小说有价值。

  就小说内部的区别来说,长篇小说与中短篇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篇幅的长短不同。小说的价值不在乎长短,而在乎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及其独创性。如契诃夫、莫泊桑等作家,即专以短篇而著称,难道他们算不上“正经作家”吗?具体到鲁迅的创作上,鲁迅的中短篇小说,几乎每一篇在艺术形式上都有探索和创新。鲁迅在这些作品中塑造出了数十位个性鲜明而复杂的人物形象,汇集起来堪称民国时代中国社会的一幅清明上河图。鲁迅并不需要一部长篇学说为他“撑腰”。更何况,并非每部长篇小说都能像王朔所说的那样“戳得住”,如今每年出版数千部长篇小说,绝大多数都是文学垃圾,哪一部的价值能与鲁迅的一个短篇相比呢?在这个长篇小说泛滥成灾的时代,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曾经说过“长篇学说已经结束了”,“长篇小说是一种用滥了的形式,非常草率随意。人人都在写长篇小说,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于以往的长篇小说的无意识的不高明的抄袭。而真正的书是那些流传下来的书,不是抄袭。我要说我宁愿读那些具有独创性的书。”9

  其次,王朔武断地批评了鲁迅的小说技巧、人物形象和文学语言。他认为:“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有一次看严顺开演的同名电影,给我腻着了。严顺开按说是好演员,偏这阿Q怎么这么讨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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