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兵:我国贿赂犯罪体系的整体性反思与重构

——基于法治反腐的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7 次 更新时间:2014-12-18 15: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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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兵  
也规定了相应的行贿犯罪。三是现实生活中,行贿人往往无缘亲自接触到国家工作人员,不得不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情人、朋友等关系密切的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而转达请托事项的人借机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如果仅处罚收受贿赂的中间人,而不处罚提供贿赂的人,显然不利于打击、遏制此类贿赂犯罪。此外,跟斡旋受贿一样,为避免人们将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当做该罪的实行行为,也应对该罪进行适当修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接受通过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请托,索要、约定或者收受请托人任何不正当好处,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

   (四)介绍贿赂罪的废除

   笔者注意到,仍有学者认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介绍贿赂罪的规定具有合理性,因而主张保留该罪名。[81]基于保留论,有不少学者不遗余力地区分介绍贿赂罪与行贿、受贿的帮助犯。[82]例如,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介绍贿赂是以行贿者或者受贿者的名义,为行贿者或者受贿者的利益,同时在两者之间进行沟通,而不是单纯地为自己的利益帮助某一方,所以其与受贿罪、行贿罪的帮助犯、教唆犯都不相同。”[83]这种根据行为人是站在中间立场还是站在一方的立场进行沟通,区分介绍贿赂罪与行贿、受贿共犯的观点,存在明显谬误。“因为就法益侵害的程度而言,同时站在双方立场的行为(所谓站在中间立场实际上也是站在双方立场),比只站在一方立场的行为更为严重;将这种法益侵害更为严重的犯罪反而认定为较轻的介绍贿赂罪,导致了刑法的不协调……总之,对于帮助行贿或帮助受贿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介绍贿赂。”[84]

   笔者认为,既然难以区分介绍贿赂罪与行贿、受贿罪的共犯,事实上也没有其他的国家规定介绍贿赂罪,所以不如干脆取消介绍贿赂罪。

(五)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受贿罪。这种情况下,根据现有法律,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收受贿赂的,可能既不构成受贿罪,也不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85]对此,有学者指出,“《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将为获得或者保留国际商务中的业务或其他不正当好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为确定为犯罪,但并没有将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规定为犯罪,这一疏漏尽管有现实的考虑,仍不免遗憾,条件成熟时应予以补充。”[86]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我国不宜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理由是: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受贿行为并不必然侵害我国刑法保护之法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在其他国家立法中存在可资借鉴的类似规定。[87]笔者完全赞成后者的观点及理由。事实上,域外立法例中通常也仅规定行贿犯罪,而没有规定受贿犯罪。例如,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307条,虽然规定了向外国官员的行贿罪,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受贿罪。

  

   五、贿赂罪条文的具体设计

   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罪  事后受贿罪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基于其职务,为自己或者第三人索要、约定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且因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或者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判处死刑。

   国家机关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职时接受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请托,离职后(不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索要、约定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依照第一款的法定刑处罚。

   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处罚) 删除

   第三百八十七条(单位受贿罪) 删除

   第三百八十八条  斡旋受贿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基于其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通过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请托,而索要、约定或者收受请托人任何不正当好处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接受通过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请托,索要、约定或者收受请托人任何不正当好处,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八十九条  行贿罪

   基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的职务,任何人给予或者许诺给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任何不正当好处,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不以犯罪论处。

   第三百九十条(行贿罪的处罚) 删除

   第三百九十一条(对单位行贿罪) 删除

   第三百九十二条(介绍贿赂罪) 删除

   第三百九十三条(单位行贿罪) 删除

   第一百六十三条  非公务受贿罪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基于其职务,索要、约定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六十四条  非公务行贿罪  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基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或者公司、企业或者单位的职务,给予或者许诺给予其任何不正当好处,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或者许诺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任何不正当好处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不以犯罪论处。

  

   【作者简介】

   陈洪兵(1970-),男,湖北荆门人,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从事刑法解释学研究。

   【注释】

   本文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成果之一。

   [1]由于司法解释未将斡旋受贿确定为独立的罪名,故本文将其作为一种受贿类型进行讨论。

   [2]虽然从理论上讲,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非权力性影响力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或者收受财物时,也有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可能,但从司法实践看,该罪的主体基本上是非国家工作人员。

   [3]参见李翔:“论影响力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简评《刑法》第388条之一”,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09年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页。

   [4]张智辉:“受贿罪立法问题研究”,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164页。

   [5]参见孙国祥:《贿赂犯罪的学说与案解》,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56-357页。

   [6]参见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955页;陈兴良:“新型受贿罪的司法认定:以刑事指导案例(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视角”,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53页;孟庆华:“王立军案件的刑法罪名适用探析”,载《法治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7页。

   [7]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30页;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8页。

   [8]参见陈增宝:“新型受贿的裁判尺度与社会指引——指导案例3号《潘玉梅、陈宁受贿案》评析”,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93页。

   [9]陈兴良:“新型受贿罪的司法认定:以刑事指导案例(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视角”,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54页。

   [10]李洁:“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成为受贿罪的成立条件”,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1期,第89-90页。

   [11]参见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第四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9页。

   [12]张斌:“浅析受贿罪的‘谋利’要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41页。

   [13]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刑二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刑二终字第110号刑事裁定书。

   [14]参见薛进展、张铭训:“贿赂犯罪慎改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9月号,第52页。

   [15]参见孙国祥:“国家工作人员‘灰色收入’刑法规制的误区与完善”,载《江海学刊》2011年第4期,第153页;张智辉:“受贿罪立法问题研究”,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164页;李洁:“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成为受贿罪的成立条件”,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1期,第90页。

   [16]参见吴雯:“前瞻与能动:破解受贿犯罪客观方面司法认定困境——以C市某中级法院审理的收受型受贿案件为切入点”,载《人民司法》2013年第5期,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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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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