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海田: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有益尝试

——论《东吴学术》“年谱研究”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 次 更新时间:2014-12-03 13: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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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海田  
王侃的《余华文学年谱》仍然是《东吴学术》所发的19篇“年谱”研究中的上品,其为文风格甚至有溢出“年谱”研究因受“年经月纬”的时间框架的阻隔而难有贯通全文的统一文脉的局限。王侃凭借对余华文学品质的精准把握而能在浩如烟海的众说纷纭中选摘出使人惊异的“文句”,这些“文句”本出自不同批评家之手,但却神奇地于文前节后遥相呼应;它们虽都闪烁着强烈的主观特质,但却“荒诞”地以“最客观”的身份坐在“述而不作”的阵营里。这的确是单纯的文学批评难以达到的一种研究效果。因此,当下的“年谱”研究,视为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变体与补充亦无不可。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鸿的《阎连科文学年谱》(26)、梁海的《阿来文学年谱》(27)、何平的《范小青文学年谱》(28)、廖述务的《韩少功文学年谱》(29)、朱厚刚的《劳马文学年谱》(30)、汪雨萌的《史铁生文学年谱》(31)、张学昕的《苏童文学年谱》(32)、张光芒的《铁凝文学年谱》(33)、李桂玲的《莫言文学年谱(上)》(34)等均偏向此种向度。这些“年谱”的撰者,如张学昕、张光芒、梁海、梁鸿、李桂玲、王侃等,原本都是国内有影响的批评家,他们的“年谱”虽保持了最基本的年谱体例,但仍时时隐现出批评的锋芒。这自然也与部分“谱主”正值创作盛年有关,许多史料价值方面的考虑,已在撰写者的潜意识中移至“论评”之下。

   三

   杨斌的《李泽厚学术年谱》(35)篇幅甚巨,总字数达8万余字,分“上、中、下”三期刊出。其在“细至月日”的详尽一面乃为《东吴学术》已刊出的19篇年谱研究文章中之最(36)。李泽厚作为一位有相当影响的重要学者,至今已84岁高龄仍健在长寿,为杨斌撰写出这篇长逾8万字的年谱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不过,“谱主”李泽厚经历复杂,世界观与思想前后转变多次,其所历与参与的重要文学与学术事件亦难以计数,这为该年谱撰写所带来的难度是巨大的。首先,“年谱”撰写者必须具备相当的眼光,才能于众多研究与大量资料之中抓住能反映“谱主”一生最主要的文学与学术活动轨迹的“关节点”。这些以具体的“年月日”所呈现出的“文学与学术”的“时间点”,并非是简单对应的“生理学意义上”的“时间点”。撰者若能对之准确抓取,并以简洁恰切的评叙,勾画出“谱主”一生主要文学与学术活动的清晰曲线,则基本可以视为一部优秀的“年谱”文章。可以说,杨斌的《李泽厚学术年谱》基本做到了上述几个方面,堪称是一部合乎“年谱”传统撰写标准的优秀之作。因“年谱”纪事简略,其在勾画“谱主”形神上略逊于“传记”体例,但好的“年谱”依然可以在极少的文字与空间里传达出“谱主”的风神,而这往往依赖撰写者有特别敏锐的直觉去选取看似“闲笔”的细节:

   三月,六日,朱光潜逝世,七日晨五时匆草《悼朱光潜先生》(《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日),忆及“文革”中两人喝酒聊天情景,只叙友情,不谈美学。

   三月,冯友兰赠大字对联一副:泽厚同学迁入新居戏题以为补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一九八六年三月冯友兰时年九一。

   五月,在杭州发表讲演《文化讲习班答问》(刊台湾《中国论坛》一九八七年第二百九十六期),提出:“我喜欢萨特这个人,他的哲学我并不太喜欢。我不喜欢海德格尔这个人,但对他的哲学更喜欢一些。”时萨特风行。(37)

   这几处“摘录”并非“择要”,即非关学术,亦无涉思想,若按一般“年谱”撰例,通常不会录入。但杨斌凭借难得的天赋与直觉而曳其入文,方收获如此毕肖的勾画人物形神的效果。将李泽厚“学者与思想家”的“外衣”脱下,而呈现给我们一个“天性率真,重感性与直觉,有江湖热力”的“好汉”形象。

   史国强的《葛浩文文学翻译年谱》(38)因“谱主”身份的殊异而别有风貌。葛浩文作为海外汉学界著名的翻译家与重要学者,其译著丰厚,研究甚巨,其声名早已海内皆闻,而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因其对莫言作品译介出力最多而声名大噪。史国强凭借其英文系教授的语言根基,对葛浩文的生平与涉英文出版的文献均有清晰的描述与整理。葛浩文以翻译研究萧红作品成名,后对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均有不同程度的译介,大陆作家如苏童、毕飞宇、贾平凹、王朔,台湾作家如黄春明、李昂等。可以说,葛浩文对华语文学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功绩十分显赫。史国强的《葛浩文文学翻译年谱》基本包纳了上述所有方面,而史料之扎实详尽也在19篇“年谱”中居于上品。尤为可贵之处,《葛浩文文学翻译年谱》在时间上多推进到“日”,这无疑已为后世的海外汉学研究封存了一份珍贵的史料。下面略引片言,以示明证:

   一月二日在香港岭南大学,一月三日在香港浸会大学,发表题为“我为何恨亚瑟•韦理”(Why I Hate Arthur Waley)的讲演(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还在缅因州的科尔比学院发表同题讲演),一九九九年在《翻译季刊》(Translation Quarterly十三、十四卷)上发表。

   四月十日和十一日在斯瓦斯摩学院和布莱恩•摩尔学院发表讲演,题为“中国文学的新面孔”(The New Face of Chinese Literature)。六月,在科罗拉多大学诺林图书馆发表讲演,题为“当代中国艺术”(Contemporary Chinese Art)。九月七日,在丹佛发表题为“中国”(China)的讲演。十二月,成为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发表《说出来》(Speak Out, The World & I,十一月)。

   一九九六年。五十八岁。年初再次访问香港。三月十六日,在科罗拉多学院发表讲演,题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同月十九至二十日,在科罗拉多的福特科林斯发表讲演,题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39)

   史国强的《葛浩文文学翻译年谱》引英文注释多条,“谱主”身为美国人,且所撰为“翻译年谱”,这对“年谱”这一正宗的中国史学研究体例来说,亦可称是一个新的尝试。不过,“翻译年谱”也好,“学术年谱”也好,“文学年谱”也好,其体例上的“年经月纬”与“述而不作”的基本品质是不变的,这有效地保证了它们的“史”的品质与学术上的“客观性”。

   此外,金理的《陈思和学术年谱》(40)也是写得较为平实的一篇。盖因“谱主”亦为“学者”,其为文少绮丽之句,多扎实陈述之语。唯在时间上止于年月,“年谱”所勾画出的学术时间图谱略显粗疏。

   邢丽凤的《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2001-2004)》(41)与《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2005-2007)》(42)为编年体的“文学大事记”,其体例借鉴了“年谱”的“年经月纬”结构,对所记文学事件亦偶有评介,其本质仍可视为一部不时变换“谱主”的“文学年谱”。这一体例,除为后世文学研究留存史料的价值以外,也对当下文学批评过于主观情绪化之风气有一定的抵制意义。

   注释:

   ①武新军:《关于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编撰的几点想法——以〈韩少功研究资料〉为例》,《文艺争鸣》2013年第10期。

   ②③④杜蒸民:《年谱学的一个新创例——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述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⑤王侃:《余华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2年第4期。

   ⑥(26)梁鸿、蒋书丽:《阎连科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3年第5期。

   ⑦(27)梁海:《阿来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2年第6期。

   ⑧(28)何平:《范小青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2年第3期。

   ⑨(29)廖述务:《韩少功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2年第4期。

   ⑩(30)朱厚刚:《劳马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3年第6期。

   (11)赵凌河:《施蛰存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2年第5期。

   (12)(31)汪雨萌:《史铁生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103年第3期。

   (13)(23)(32)张学昕:《苏童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2年第6期。

   (14)(33)张光芒、王冬梅:《铁凝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3年第2期。

   (15)(34)李桂玲:《莫言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4年第1期。

   (16)(40)金理:《陈思和学术年谱》,《东吴学术》2013年第1期。

   (17)杨斌:《李泽厚学术年谱(上)》,《东吴学术》2013年第1期。

   (18)(37)杨斌:《李泽厚学术年谱(中)》,《东吴学术》2013年第2期。

   (19)杨斌:《李泽厚学术年谱(下)》,《东吴学术》2013年第3期。

   (20)陈舒劼:《南帆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3年第4期。

   (21)(41)邢丽凤:《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2001—2004)》,《东吴学术》2013年第4期。

   (22)(42)邢丽凤:《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2001—2004)》,《东吴学术》2013年第6期。

   (24)(25)王侃:《余华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2年第4期。

   (35)杨斌:《李泽厚学术年谱(上中下)》,《东吴学术》2013年第1、2、3期。

   (36)据有关资料,《莫言文学年谱》亦达8万余字,上篇已刊于《东吴学术》2014年第1期,其余“中、下”2篇将陆续发表于该刊。

   (38)(39)史国强:《葛浩文文学翻译年谱》,《东吴学术》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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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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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成都)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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