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群贵:反腐倡廉与依法治国体制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2 次 更新时间:2014-11-21 00: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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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群贵  
随后就是正式的《宪法》产生于全国人大,所有的法律也是出自于人大机构,并且由国家主席依法颁布,光明正大的公告天下:“立法权就在这里”。至于法院、检察院与政府的“三权分立”就已经是中国特色的“第三层次”分权制了,这样的“三权分立”实际上还是“党政分开”的另一种表演,各级党委的政法委才是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监狱局)的真正领导者。如此叠床架屋的“繁文缛节政治结构”,只有“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权”才能够一统天下,否则就是一把乱麻。在这个虚虚实实的中国特色政治体系里面,贯穿始终的就是“党管干部”的组织体系,它是远离民主选举方式方法的。就像“暗流涌动”一样的机制,在中国是“低调潜伏”的那些权力才是决定性的,与它如影随形的就是“潜规则”支配“显规则”,让“秘密斗争”出身的共产党把“秘密政治”进行到底。这种“秘而不宣”的政治运行机制,让人民大众和普通党员干部没办法拥有知情权,阴谋诡计就顺理成章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行其道,贪污腐败就是政治阴谋诡计的“提款机”和支付宝。由此可见,反腐倡廉如果也是走一条“幕后操作”的路,那么它就难以获得大多数人的信任感,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容易成为排除异己的“选择性执法执行纪律处罚”行为,就没办法树立一种正气,就不可能让清正廉洁变得光明磊落。

   反腐倡廉的“反腐败”是手段,目标是建立“廉洁高效”的政治体制。这方面,“后发优势”是中国能够从发达国家的廉政经验教训当中获得启发,减少了“试错成本”,例如共产党不要抱住“行政化”的习惯不放手,不要死死的依靠“官本位”模式开展“党的建设”,下功夫把共产党基层组织进行改革开放,与群众打成一片,实施公开竞选产生党员干部制度。干部晋升实施公开竞选,不允许一把手个人决定人事权,任期制的干部必须至少有三年以上离开官场,回归民间社会,就像张居正回家“守孝三年”,亲身体验了民间疾苦的悲欢离合,然后才能够下定决心开展改革。特别是邓小平被毛泽东打翻在地,到江西省的农场劳动改造,认真反思中国的问题,才厚积薄发,开启了震撼世界的改革开放事业。高高在上的高官厚禄人们,哪一个在历史上有所作为了呢?他们不知道人民大众的艰难困苦,坐享其成的以特权剥削者自居,优哉游哉,固步自封,必然的绞尽脑汁保护既得利益集团,成为贪官污吏的保护伞和受益人。对此,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说,现在是反腐倡廉的治标阶段,为治本争取时间和创造条件。言下之意,就是过去的反腐倡廉工作“治标不治本”,浪费了时间。那么,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治本”方案究竟是什么呢?多年来一次又一次中央纪检委的会议公报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实践早已经检验过了,以权谋私的政治腐败越来越厉害。

   于是,中国的学术界有一大批人推崇西方的“宪政民主”共和国体制,老百姓也煞有介事的拿出来欧美国家成功的“民主反腐败”,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那种“人民战争”模式,反复论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反腐倡廉的真正生力军。”问题是“人民”这个群体太大了,过于笼统,没有反腐败的可操作性。尽管如此,民主派坚定不移的认为,法治能够支持平民百姓实施民主问责制,从而实现民主法治社会把贪污腐败连根拔起,真正的使得“反腐败的标本兼治”双丰收。其实不然,西方成功的反腐败主体依然是司法机构,是包括拥有宪法审查权力的立法机关,让官员以权谋私比较集中的“政府”机构处于“上下夹击”的状态,没有能力做出来权力腐败的事情。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法治、民主问责才能够有效地遏制强政府以权谋私,仅仅是“法治”并非局限于司法权,平民百姓与达官贵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是法治的起码标志性形式。民主问责,就不仅仅是“选举权”的任免官员可操作性了,更重要的是“新闻舆论监督”能够让人民大众拥有“言论自由”,开展检举揭发曝光官员以权谋私的活动。这就是说,“三权分立”的刚性权力结构以外,还必须要有“人民的舆论平台”之民间化权力,在西方称为“第四种权力”,再加上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社会“高科技权力”——第五种权力,就能够让“强政府”的权力滥用行为被控制住。

   于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本身,是需要不吃财政的民间化舆论自由权来补充约束力的,形成一个共和国政治的“四面体”,新闻监督权或者说民间化的舆论自由权就是四面体那个“底面”,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就是竖起来的另外三个面,底面的大小决定了整个四面体的空间格局大小。行政权是国家政权四面体的正面,立法权和司法权是另外两个侧面,这三个面的高低大小,决定了四面体的大小,也就是政治体制的生命力强度广度。如果没有立法权的高度,就没办法让“依法行政”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如果没有司法权的刚正不阿,就不能维持社会秩序,让民主沿着正能量的方向大发展,不至于酿成你一言我一语的众说纷纭一片混乱,防止毛泽东那种造反有理的民主运动卷土重来。如果没有行政权的为人民服务,官本位的政治体制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那么“公权力”为官吏集团谋利益的整体性腐败就是坑害人民大众的罪魁祸首,国家的“公权力”就沦落成为“官吏集团的私权”,或者说成为一个政党的“特权”,就是祸国殃民的窃国大盗。这里面,每一种权力的机构人员选拔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不能由一个政党的组织部垄断起来。因为,任何一个“组织部”都不能超越人民大众的集体智慧和当家做主权力,需要在官员的吐故纳新机制方面考虑反腐倡廉的需求,让“买官卖官”的腐败断子绝孙,被斩草除根。

    

   六,组织人事体制腐败是反腐倡廉的死对头

   人亡政息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短命鬼劫难,说明了“政治就是人治”,一朝天子一朝臣,缺乏制度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这种政治悲剧在欧美发达国家同样的并不是稀罕事,只不过联邦制国家确实是基层民主化“自组织能力”容易形成人心一致性,保障了万众一心的政策快速上升到法律高度,具有了刚性约束力与作用力,例如美国重新振兴制造业的政策,跨越两党的竞争性壁垒,从里根总统到老布什、小布什以及克林顿总统、奥巴马总统进行接力赛,的确让美国的实体经济拥有了崭新的崛起,与中国的制造业衰退相映成趣,令人刮目相看。而共和国体制就没有联邦制对于民主的依赖性强,有钱有权的集团裹挟着暴力强势,形成了“寡头联合”的“共和”,不需要“民主”来搅局,总是把“民主”看成是“不怀好意的危险分子”,酿成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共和国”都没有联邦制国家的活力充沛。其中,法兰西共和国是一个更像“联邦制”的“共和国”,它的中央集权制度牢固建立在全民竞选基础上,“多党共和”以纵向的政治组织贯穿全国,区域自治的横向“行省”与美国的“州”还是不一样的,没有“区域宪法”的那种权力。进一步的,法国与德国政治体制的对比,就显得德国“内阁制”更加具有活力,“总统制”的法国更加稳健,而北欧国家的“一党制”则要比“内阁制”、“总统制”更加活力四射和稳定与开放,这样的“一党制”政治尤其依赖于“公开选举”之前的“公民社会”,及其财产权民间化。最重要的是,它们三种类型的政治体制共同崇拜“宪法政治”而做到了“清正廉洁”,也就是“依宪治国、依宪行政”乃“反腐倡廉”的“标本兼治”体制。这里面,关键是他们的“官员选拔”都没有成为“官场难题”,都是公开化选举的“民主内容”,让贪官污吏没有立足之地。

   那么,为什么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从袁世凯时代就是贪官污吏的练武场呢?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场内部选拔官员”体制,包括科举制度,为什么一定会“批量化制造出来贪官污吏”呢?难道中国人没有廉洁奉公的从政当官基因吗?中国有一句民间流传千百年的俗话说得好:无官不贪,只是你们没当官,当官都是一般般,肯定贪!

   揭示这样的“贪污必然性”,有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中国特色的“官本位”体制注定了以权谋私才能够显得官员是老爷,这样的“官本位”体制让当官就是拥有“特权”,中国的官吏就是高人一等的老爷,凭借着“特权”和暴力来统治老百姓,必然的贪污腐败。问题是,官员如果没有特权,在中国就没办法开展工作,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乡政府、县政府官员就不被农民老百姓当一回事,甚至于老百姓认为官员来找你就没好事,“官与民是两个阶级”,至少是两种等级的人,社会保障不一样,户口和工资收入更是大相径庭。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国家的官员是凭借“法权”进行社会管理,官员来自于老百姓,当官任期制,期满以后还要回到老百姓当中,没有官员的特殊待遇“超国民水平”,不存在老百姓“不待见”官员的事情,何况民间化自治的老百姓本身就是社会管理的主体,没有“官民对立”的态势。

   这种说法的核心理论是“官本位体制害死人”,只有消灭“官本位”体制,才能够根治中国的贪官污吏癌症。问题是,中国的资源与人口数量对比以后相差悬殊,只能是首先给官员分配利益,等级化的政治是共产党绕不过去的门槛,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必然是首先给自己捞一把,实施“官本位”体制才能够让共产党人当官,名正言顺的享受“官老爷”的特权待遇。这样的“官本位”体制,要求官员必须是官场内部产生的“近亲繁殖、党同伐异”,理所当然的能够有利于共产党垄断全部国家权力,这才是“红色政权”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成为国家的统治者,掌控国家财富,就是新的资本家和大地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官场”拥有高于市场、高于民众的“血统”,是国家精英的特权小圈子。所以,官员的优越感是当权派腐败心态的第一步,它的关键在于官本位体制是“等级化社会”的统治模式,是暴力崇拜所必须的政治格局。

   放眼世界上古今中外的“官本位”体制,都是存在于“农业社会”及其遗留成分严重的国家地区,例如朝鲜与韩国的对比分析,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比较研究,哪里的“等级森严”那里就是“官本位”体制的天下。更进一步的,凡是一个政党具有垄断性权威的情况下,就拥有“官本位”体制的强势,它让北欧国家“一党制”的政治仿佛绝不是“党的领导权领导一切”状态,“官本位”体制需要模糊不清的“领导权”范畴实现浑水摸鱼,让官员滥用公权力的行为可以蒙混过关。倘若官员的权力边界是法律界定清楚的,就像今日中国的各级政府“权力清单”公示制度,让每一个官员不能故意不作为,也不能滥用权力乱作为,再加上官员任期满了以后必须回归社会平民身份三年左右,那么“官本位”的铜墙铁壁就不攻自破,贪官污吏的数量就大为减少。毕竟,下台以后被平民化,以权谋私就会被秋后算账。这样一来,任何人当官都是洁身自好的奉献者,平民百姓的身份证才是永久化的标志。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就要求干部下乡,能上能下,竭尽全力把干部队伍的吐故纳新,变成“批量化”的“官民交流”,应该说是一个很好地尝试。美中不足的是“造反派”那些司令官,成为了毛泽东欣赏的革命接班人,例如王洪文之类打砸抢头目粉墨登场,善良的人们受到压制,知识分子被秋风扫落叶。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愚民政策成为主流。这一切,都是通过“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方式实施的,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治权力腐败日益严重,“党的领导权”在各级一把手书记腐化堕落案件当中难辞其咎,说明“党委会集体领导”在官员选拔当中需要更大范围的“党内民主”保驾护航。否则,党委的常委会讨论官吏人事任命问题,就蜕化变质成为分赃会,干部升迁的制度缺陷造成了腐败从经济领域进入政治核心的“脑血栓”。于是,就迫使我们调查研究“官本位”与“党本位”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网上舆论指出,如果共产党在中国不是“官本位”的政党,那么“官本位”体制就不会成为中国特色的统治体系,就没有横行霸道的能耐。共产党为什么在中国要实施“官本位”体制呢?这才是反腐倡廉必须面对的实质性难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历史条件规定了的,是共产党不能超越历史局限性的“党天下”,共产党从“共匪”变成了“执政党”,只能是以政党建立政权,就这样形成了今日中国的“官场”,使得共产党及其军队进入“官本位”的状态。这个历史性的过程,并没有共产党自己的官方研究院研究过,总是千方百计地证明共产党与生俱来的远离“官本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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