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群贵:反腐倡廉与依法治国体制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2 次 更新时间:2014-11-21 00: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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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群贵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是高雅的模式了,要想通过民主的方式方法形成军事化的整整齐齐战斗力就肯定不行。欧洲的民主形成过程,与小国寡民的碎片化政治传统利害攸关,期间的中世纪宗教信仰对于国王权力约束之“政教合一”体制,又一次把家族势力及其家长制弱化到了中国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酝酿产生了欧洲的“社团政治”传统。这样的“社团政治”传统远远不同于中国特色的“交朋结友”闯荡江湖,或者说中国特色的“帮派帮会”包括东林党人组织,都是以“皇帝特权”为潜意识的,不像欧洲的“社团政治”是谋取“社会自治权力”,也就是“区域自治权力”,它与中国人的“占山为王”不一样,是没有“山大王特权”的。这种“社团政治”在欧洲从土地权力,发展到征收税赋的权力,要求国王及其政府不能擅自增加赋税,更不能随心所欲地剥夺平民百姓的土地权力,随后就形成了“宪章运动”,开启了宪法治国平天下的“民主法治社会”格局。相比之下,中国式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切从“家庭”血缘关系出发,没有“社团政治”的文化基因。

   民主,在中国首先是不能行之有效的形成“凝聚力”,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被军阀袁世凯窃取,随后又多次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民主,需要拥有组织能力,在中国的第一组织化实体就是家庭,家长制本身却是第一个扼杀民主生活秩序的体制,直接受到孔孟之道仁义道德的意识形态支撑。这是中国的农业社会及其封建主义一种历史必然性,中国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城市化快车道以后就把“家长制”肢解了,民主的土壤在日新月异的增长,民主的克星——人心离散状态同样的日益增长,思想混乱和一盘散沙的公民社会又一次遏制中国的民主可操作性。问题是,“民主”的潜意识早已经在半殖民地时代深入人心,进入了中国人的骨子里面,任何政党及其暴力都已经没办法通过否定“民主”来给自己寻找一套口实,例如“以德治国”的传统中国理念,就有孟子所说的“民贵君轻,社稷次之。”仍然是把人民放在了执政党的特权利益之上。“天下为公”成为中国至高无上的政治标准,迫使每一个政党领导人都需要深思熟虑:人民以什么样的认同方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合理合法的?暴力革命打江山的共产党政权不能说“我能打仗我就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这种暴力政治崇拜及其强盗逻辑是不应该成为“得人心”依据的,人民选举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程序有利于保障政治合理性与文明属性。关键是“怎么样实施选举?”选举权与民主,成为在中国最具有敏感性的政治范畴。

   事实上,选举权是一种直接决定官员人事任免权的民主权利,它首先要求政党与政权机关的人事管理两条线,也就是“党政分开”,党内的领导权由党内选举产生,国家的领导权由公民选举产生。这里的艰难之处在于“选举”并不是政治问题的“万能钥匙”,在选举活动完成以后的持续性、日常化有效性监督权的可操作性,才是重中之重。这方面,又一次要求对于政治权力——国家公权力进行细分,要把西方民主体制的“三权分立”看清楚,立法权是西方最重要的权力,所有的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政治权力大厦当中首屈一指的是“立法权”,它从“全民公决的宪法至高无上权力”出发,以“代议制”的众议院、参议院两个职业化政客群体勾心斗角,来保障“国家政治制高点是一个强势精英群体”而不是“一把手”领导人,相应的“立法工作”制定出了一系列“制度”作为政治精英群体的权威,必然高于任何领袖人物个人的权力。对比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权”高于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立法权,就能够让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在“以政策治国”,所谓的“依法治国”总是一种陪衬,是处于配角定位的“赔钱赚吆喝”雷声大雨点小“政治表演节目”,让“党和政府”的碎片化、实用性“政策”支配形成了“国家权力行政化”的“人治”压制“法治”格局。中国特色的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特权”,显然的就高于“法权”,政治腐败油然而生。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政府”转移到“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领域,是中国反腐倡廉的第一步“标本兼治”措施。它在实质上就是要改变“党委组织部”以“行政考察”之类手段进行“干部选拔”的模式,要求共产党在选举产生各级领导人方面有一个反腐倡廉的实实在在进步。

   说实在话,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把重心,从军队转移到政府,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布图就是沿着政府权力分布图描绘出来的,党委书记作为军管会一把手就在后来成为行政一把手。电影《陈毅市长》就十分清楚的昭示了共产党的“行政化”,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让政府官员处于经济建设领头羊地位之后,权钱交易就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怎么能够让官吏“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呢?贪污受贿、吃喝嫖赌就是共产党最容易在政府经济项目上面感染“传染病”的流行色,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的立法权让位于行政权”,制订游戏规则的政治主体成为“退二线官员进入人大代表常委会”的弱势群体,作奸犯科的强势人群集中在党和政府领域。政治权力的彼此制约能力,失去了应有的平衡。

   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如何摆脱“官本位”的行政化体制束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所有的“官本位”现象背后的体制支撑力都是暴力革命形成的“强制力”崇拜,都是军事化转型成为“行政化”以后出现的,根源就是中国共产党被迫变成了一种“行政化”的组织。在行政等级管理模式拖累之下,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扼杀了党内民主生活,不仅仅是酿成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十年浩劫之类危害性,而且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接班人”选拔模式,也是陷入了“需要一个忠于上一届领导人”的“接班人”思维定势,使得现任的领导人决定“接班”的领导人,陈陈相因,变相的“世袭制”成为权力腐败的避风港。就像赫鲁晓夫那样的苏联领导人,敢于完全彻底揭露上一届领导人斯大林惨无人道罪恶的领袖,在中国难以出现,中国特色的“知遇之恩”高于党和国家利益之潜意识,早已经背叛了共产主义信仰和大公无私的“党性原则”。所以,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的失去了对于共产党的心悦诚服信任感,这才是最大的政治隐患,足以恶化到亡党亡国的悲惨境地,亟待中共中央和中央纪检委列入议事日程进行穷根究底的调查研究。至少,有利于我们弄清楚周永康、徐才厚、苏荣、刘志军等等案件“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一连串“窝案”背后,一个“一把手领导人”能够提拔上来多少个下级“领导干部贪官污吏”,期间的组织人事权力究竟是怎么回事?

    

   五,反腐倡廉需要再造共和、再造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讨论过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什么样的?仅仅是旗帜鲜明的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任何一个鼓吹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共产党人都是假冒伪劣分子,都是背叛共产主义信仰的坏分子。列宁主义第一次明确苏维埃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要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代议制”,要学习巴黎公社的公开选举制度。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书里面大声疾呼中国需要“宪政民主”的“共和国”,用以取代贪婪成性、腐败无能的国民党蒋介石独裁政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与黄炎培谈古论今,说共产党能够依靠“民主”,来超越“腐败亡国”的封建主义改朝换代“恶性循环”。这种“腐败亡党亡国”的观点,蒋介石退到台湾偏安一隅之后,更是痛彻心扉的赞同。可是,千万不要忘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也是倡导“铁血共和”,坚决反对皇帝制度的。

   中国特色的共和国体制,要追根溯源到孙中山民主革命的目标定位上面,当时流落国外的孙中山看透了独裁专制的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残酷无情,却卖国求荣地向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卑躬屈膝,割地赔款。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国家列强都是政府需要礼贤下士的,毕竟官员是选举产生的,政党之间的竞争性并没有排斥它们的“共和”,使得列强国家对外则是万众一心的强硬派,不像中国统治者是“外柔内刚、吃里扒外”。所以,孙中山和“兴中会”的仁人志士坚定不移的要在中国实施“共和体制”,废除封建主义皇帝制度。遗憾的是,中国的政党社团发育不良,暴力打天下的改朝换代传统根深蒂固,军阀是最大的实力派,导致了中国特色的“共和国”一开始就不是“多党制共和国”,而是军阀割据势力的“共和国”,至于“56个民族的共和国”更是无稽之谈,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是实行“种族独立自治国家体制”的权力主体,中国特色的“共和国”权力是按照行政区划展开中央集权制度的“金字塔”,或者说是国家权力“树形结构”的分支以地缘板块为坐标系。这样的“共和国”之“共和主体”只能是“暴力寡头”,维持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让“共和国”仅仅是强势达官贵人们的“共和”,亦或是“平民百姓被边缘化、有钱有权群体大权独揽”的格局。造成了“共和国”背叛民主的先天不足,酿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社会力量两极分化状态,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即便是共产党号称“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成为执政党以后就“富得流油”,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第一大地主、大资本家,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让政府招商引资、买卖土地矿山和工厂等等国家财产,“官本位”的特权成为捞钱快枪手,无所不用其极,贪得无厌,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官场里面让每一个官吏独善其身呢?官场就是中国特色的第一名利场,贪污腐败的官员圈地拿钱是制度使然。如果要想真心实意的反腐倡廉,就必须摈弃中国特色的现有虚假“共和国”体制,再造共和,设身处地的为人民服务,让共产党返璞归真。

   在“共和国”这个舶来品里面,西方政治学与西方经济学一脉相承的贯彻落实“三权分立”体制,让政府行使“行政权”,政府的官员主要是通过公开选举产生,由国家全体公民来依法按照程序决定,当选的政党叫做执政党。这种执政党没有军队权力,也不是国家财富的大老板,而中国特色的执政党从国民党蒋介石时代开始,就是“以党立国”的执政党垄断军队权力,还有执政党垄断政府机构,而且以政府名义垄断国家金融和公共资源,成为第一地主资本家,美其名曰“党国一体化制度”,简称“党国体制”,就是以党代表国家、垄断国家政治经济及一切资源。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以后,虽然与国民党高举资本主义国家旗帜不同,是改换门庭叫做“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党国体制”没有改变,“共和国”的招牌菜依然如故的是“唯党独尊”,执政党享受着不受约束的权力,党员干部是具体拥有不受约束权力的个人,权力腐败自然而然的深入骨髓。所以,共产党脱离“官本位”的至高无上“皇帝”定位,回归“民间化”社会,不吃财政资金,不让纳税人供养,直接与底层社会的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就必然的清正廉洁。

西方政治学家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等等一系列著作里面竭力突破“三权分立”的传统政治架构,却没有弄明白中国特色的“政府”自古以来就是产生军事化战争机器,从古到今都是“三权不分立”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统一归属于皇帝及其群臣家族体系。所以,中国的“政府”要比西方的“政府”强大的太多太多了。应该说,弗朗西斯?福山强调指出的“强势政府”对于一个国家很重要,在中国的暴力崇拜传统里面,是家喻户晓的小常识。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良治社会”三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成立的,例如大唐王朝是当时全世界最发达、最文明又开放的“良治社会”,它没有“民主问责”,它的“法治”其实就是“皇权治理”放诸四海而皆准,日本韩国西域都要效仿中国的大唐王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才第一次破天荒的让中国大陆政治体制在“渗透”三权分立模式,开启了“一府两院”的中国式“分权制”时代,同时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为“顶层设计”的第一轮最高处“三权分立”,每一个机构都是实权派,然后是“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三权分立”处于第二层次,是“有名无实”的虚职机构,主要是“荣誉性质”的“国家最高权力”,专门用来对接人民大众、各个界别知名人士,也是表现选举权的主战场。但是,红色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来自于政协,就是《临时约法》或者说《共同纲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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