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群贵:反腐倡廉与依法治国体制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2 次 更新时间:2014-11-21 00:03:53

进入专题: 反腐倡廉   依法治国  

徐群贵  
也就是封建主义残余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及其文明的国家。

   中国就是这样的一直到二十一世纪也不愿意让“行政权”的执行人,与“司法权”的执行人,各自来源于不同的选拔渠道,并且在入职以后实施不同的新陈代谢模式包括管理模式。当然,立法权在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认为它是“制订游戏规则”的更高一级权力,是皇帝权力的最突出表现,不像行政权、司法权可以委托给其他人去行使,从而成为官员的主要权力。值得指出的是,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浑然一体状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军管会”体制,它是封建主义暴力打天下时代也一样通行的暴力政治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直都是突出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离,以至于让政府主要是拥有发展经济的权力,而执政党的各级党委会才是司法权和人事权的掌控主体。这两者之间的干部交流日常化,使得中国的官员专业化水平不可能长足的发展,反而是容易形成官场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让“人事组织权力”从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里面“剥离出来”,成为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权”,成为党委会独一无二的垄断性权力,没有人能够有效地约束它,买官卖官也就成为政治腐败的流行病。这种情况下酿成的中国特色“权力腐败”,在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格局里面,官场操作市场,权钱交易不仅仅是容易实施,而且形形色色的方便之门大敞大开,出入自由,贪官污吏应运而生,何乐而不为呢?正是如此,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需要“执政党组织部”的体制改革,需要把“权钱交易”最容易发生的官场掌控市场那些“政府审批项目”部门下功夫改革开放,让市场配置资源。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官场腐败,如果你在这样的基本格局之下开展“民主选举”,就能够大势所趋的让袁世凯替代孙中山,就顺理成章的在农村让黑社会恶势力首先被选举成为村干部。因此,西方的“民主模式”在中国不仅仅是不能反腐倡廉,反倒是误入歧途,发生奇怪的变异和扭曲。

    

   三,法治在民主纠错与反腐倡廉之间做什么

   截止今日的中国理论界、执政党都没有超越“笼统的说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成因”,反腐倡廉工作路线图也是笼统的在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之间穿来穿去,至少是“反腐败的行之有效办法还不是法治”,依法治国还做不到“依法反腐倡廉”,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确定的依法治国框架,依然如故的是把司法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良性循环作用机制忽视了,片面性的在司法权、立法权领域展开各自为战的改革举措,缺乏总体性的统筹兼顾。例如,真正的掌握中国大陆“反腐倡廉”最高权威之中央纪检委,并不是一个立法权机构,也不是一个司法权机关,而是执政党的权威部门,直截了当的显示出来“执政党部门权力高于法律机关职权”,检察院在中国没有权力直接刑事拘留县委书记以上的党政机关领导人,必须首先是由共产党纪检委以“违反党纪”的名义剥夺这种官吏人身自由,而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上都没有授予任何一个政党行使“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尽管这一点现在是执政党的纪检委争取及时性地让检察院反贪局介入,实施刑事拘留或者逮捕。

   反腐倡廉实际上应该是一种纠正错误的政治能力,在西方被定义成为“民主问责机制”,它不仅仅是司法权的一个主战场,而且更加突出了“新闻自由化监督公权力”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新闻媒体监督”的“反腐倡廉”亮点,尤其是“网络反腐败”的民间化曝光丑闻活动,让中国大陆的官方机构纷纷设立“舆情检测”岗位,实施对于网络的越来越大限制。问题是中国特色的省市县乡镇村领导人以权谋私拥有一个“草头王”政治体制支撑力,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大陆政权的时候,沿用了各个“红色根据地”的区域“内部党和政府一元化领导权”模式,不同于封建主义皇帝的中央集权制度是法律执行力体系垂直贯通,红色共和国在毛泽东思想里面就是让省市县法院、检察院之类司法机关归属于同级党政领导权,一个省委书记能够大包大揽法院、检察院的法制权力,譬如江西省新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建华检举揭发省委书记苏荣的老婆操作房地产项目、拿着省委书记苏荣的权力去索取贿赂,就被省委书记苏荣操纵检察院、法院判处死刑。最典型的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不仅仅能够一手遮天的实施“唱红打黑”举措,把新闻媒体监督权力在重庆市进行全面扼杀,更重要的是把警察权力、法院检察院权力变成制造冤假错案的“黑打”棍子,形成司法权的背叛人民利益格局,使得薄熙来夫妇敢于瞒天过海草菅人命,面对重庆市副市长兼任公安局长王立军立案调查薄熙来夫人薄谷开来杀人案,就能够以市委书记的特权操纵市委常委会议不允许王立军分管政法工作,操纵市人大常委会免去王立军的公安局长职务,调动秘密警察软禁王立军。客观上,这种地方党政领导人成为“公权力霸主”的权力垄断性模式,在战争年代是适用于打仗的实际情况,却是不利于和平年代的经济建设环境,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地方党政一把手领导人“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权倾一方,炙手可热,轻而易举的就把“公权力”变成自己的“个人特权”,拉帮结派,封官许愿,建立以权谋私的小集团,怎么会不酿成权力腐败现象的普遍性问题呢?

   这是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制度明显存在着致命性缺陷,看一看美国联邦制政治体系里面,联邦调查局是从中央政权一竿子插到底的侦查案件,让警察权威归属于中央,还有独立检察官制度,不允许每一个州拥有独立自主的警察强制力、监督官员的检察权力。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法制问题上要比美国的联邦制还“碎片化”,造成了地方党政一把手领导人就是“诸侯王”的体制,再加上中国特色的国家立法权力、司法权力千篇一律行政化,尤其是执政党权力行政化,把战争年代军事化权力转型行政权力作为“母权力”一直架空“宪法之母法权力”的体制先天不足,直接恶化成为地方党政领导人权力凌驾于中央制度权力之上的“草头王”格局。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顶层设计”里面形成了恶性的权力结构,地方党政领导人在江泽民时代就是“一把手在各个行业各级党政机关腐败成风”,结党营私已经让中国大陆无官不贪,清正廉洁的官吏反倒是“不入流”的孤家寡人。老百姓深恶痛绝的歪风邪气让“包养二奶”成为中国大陆官场共产党人的流行病,道德沦丧,法纪废弛,政令不通,严重削弱了中央代表人民主持正义的可操作性,酿成“政策不出中南海”的深刻政治体制僵局。这方面,最危险的是“地方党政机关一把手领导人权力垄断性制度”让地方分裂势力在党政领导层容易形成,例如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的成因就是地方党政体制乃“诸侯王”权力割据状态,酿成了自下而上的每一个基层党政机关都能够背离中央,自成一体,也就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政治体制让苏联被出乎意料的一瞬间四分五裂,而中国大陆模仿苏联的这种“地方党政体制诸侯化”怎么能够保证一定会超越苏联的土崩瓦解风险呢?这种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司空见惯的最突出情形,就是地方党政一把手领导人的政绩观被扭曲,制造出一系列违法乱纪的假冒伪劣征地拆迁文件,以犯罪手段与民争利,坑害老百姓,激起民愤而让共产党整体信誉成为牺牲品。也就是说,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政绩越是彰明较著,就越来越方便的形成地方领导人欺上瞒下的实力派对抗性心态,包括形成地方实力派党政领导人架空上级领导权的格局,山西省煤炭政绩突出的吕梁市就是地方实力派架空省委控制权的典型,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路上从大连市领导人位子上就开始了架空中央权威的“割据势力”,造成中国共产党官场的人缘关系网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把法治弃之如蔽履破鞋。这样的领导人升迁到中央机构,势在必然的祸国殃民,葬送共产党的大事业。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对于主流媒体的管制,压制了社会科学研究揭示这样的制度弊端,官本位的社会科学院除了文过饰非的歌功颂德就无所作为,还要拿着政治帽子打压民间化社会科学研究,时时处处高举阶级斗争的陈词滥调,连花样翻新都不会做。

   当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发展经济方面,需要给予地方足够的自主权,问题是地方党政机关不应该成为“做生意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只能是地方公共管理的执行者,一步步让政府退出操控市场的官商一体化角色,让市场经济成为民间化的事物。这种情况下,中央统一口径的法制权力,才能够成为反腐倡廉的制度规范,才会把现在的共产党纪检委充当反腐倡廉一把手状态,变成人民战争的反腐倡廉汪洋大海,让贪官污吏被大浪淘沙,无法站稳脚跟,彻底的防治以权谋私。

   所以,法治社会秩序就是在不会削弱中央政府强势权威的情况下,也不会削弱地方政府的强势组织能力,让民主生活能够沿着法律轨道向前进,能够保障老百姓检举揭发贪官污吏的行为及时获得中央的追查,及时性的实施官吏淘汰制,促进官场的吐故纳新良性循环进程。这是法治、民主、反腐倡廉三位一体的制度设计,值得中共中央和中央纪检委调查研究,把反腐倡廉工作纳入法治框架,尽快终止“依靠执政党的政治特权在超越法治的行政化模式上面反腐倡廉”格局,实现民主法治社会的反腐倡廉积极作用。

    

   四,反腐倡廉在中国创新政治学研究

   围绕官府权力腐败的问题,有一个恶性循环理论,认为官吏以国家名义成为剥削者,是贪官污吏能够批量化产生的大环境,一定要轻徭薄赋、让利于民、藏富于民,严禁官方搜刮民财。所以,要精兵简政,任何政党都不能吃财政,不能让纳税人供养,保障官员没有了吃人族的特权。现在中国大陆的官员腐败现象背后,都是政治腐败的第一根源在于统治者集团拥有了法律赋予的特权,这种特权能够顺利的以权谋私,而且反腐败机构不能及时性接受公民的举报,不能及时性立案查办。原因是这种法律及其执法权本身就是一种腐败特权,就是扼杀民主的。没有了民主,所谓的法制,就是专制,就是独裁者的胡作非为,就必然的腐败乱象丛生。现在,香港“占领中环”的学生运动,就是要求修改香港基本法,要求“港人治港”的人民当家做主原则首先就是全民普选领导人,就是全民公决基本法,如同宪政体制要求的宪法必须通过全民公决来成为母法,决定其他的法律法规由此产生,能够实施对于任何官员、任何官方决定的宪法审查,以此保证人民拥有的当家做主权利不受侵犯,把“代议制”的立法权关进宪法的笼子里,不允许中央权威褫夺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而泛滥成灾。所以,“依宪治国、依宪行政”的根本基础就是全民公决产生宪法,就是宪法审查制度约束中央的权威。

   这是不能回避的尖锐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工作自身是不是具备“正义属性”?也涉及到一个紧迫性很强的现实问题:如何设计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主法治化的反腐倡廉权力体制?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大陆老百姓在中央反腐倡廉一系列成果当中,没有获得一分钱的利益,更没有争取到更多的政治权利,一如既往的被基层贪官污吏瞎折腾,感觉不到政通人和的惠风和畅。这就是反腐倡廉得人心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着眼下这样的反腐倡廉模式能不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清王朝后期的欧洲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也把西方政治的思维方式输入中国,让中国人在对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强大军事能力和富裕程度以后,自然而然的把西方关于国家权力的划分思想也变成了自己的思维定势。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民主绝对美好,民主才能制造出来法治,民主法治社会才是最美好的格局,才能够制止官本位的腐败泛滥成灾”,所以民主必然能够让大多数人遏制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拥有一个民主与反腐倡廉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同。而事实上这样的“民主与反腐败之间因果关系”是没有可操作性的,民主的可行性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话语权和表决权、选举权或者说综合性的“决策权”,而每一个人的认识能力、利益诉求都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千差万别的,正如中国传统的俗话所说的:百人百姓老百姓,家有十口,王八鬼子都有。也就是说难于形成整齐划一的“选择”或者“决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反腐倡廉   依法治国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032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