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中，"生产几乎是所有政治经济的基础……一 切有组织的社会都建立在生产结构的基础上，建立在劳动创造的财富上。"(注：苏珊 ·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杨宇光等译)，73页，经济科学出 版社，1990。斯特兰奇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发挥作用的权力有两种--结构性权力 和联系权力。所谓联系性权力，就是甲使乙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所谓结 构性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 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而当代世界的国家和企业的竞争中，结构 性权力比联系性权力更重要。这四大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靠、相互作用，它们之 间的交换和互动，构筑出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的大舞台，决定了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状态。 )因此，跨国公司的崛起代表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础性变革。

　　 斯特兰奇建议，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集中研究权力机构(主要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 相互关系，并着眼于分析安全、财富、自由和公正这四种基本价值观念"。(注：苏珊 ·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杨宇光等译)，21页、25页，经济 科学出版社，1990。)因此，跨国公司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权力控制跨国 公司?"斯特兰奇的观点为我们分析和评价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模式提供了有用 的框架。关于跨国公司的理论分歧和争论，反映出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大结构性 权力的影响，在其背后是学者个人对安全、财富、自由和公正四大价值的偏好与选择。

　　 在国家与市场的天平上，自由主义和依附论都把重点放在市场方面，但是两者对市场 作用的结果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在四大价值取向中，自由主义偏向了自由，而依附论强 调了公正。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的自由竞争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并实现财富的 最大化。他们认为，通过跨国公司的作用，全球资源在一体化的生产中得到最有效率的 配置，从而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所有国家都将从发展和繁 荣中受益。依附论者指出，市场的基本规律是所谓的"马太效应"，资源总是向最优化 的区域集中，越发达的地区越能够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而不发达的地区可能遭受更 多的剥夺。因此，并非所有人或国家都能够从市场的自由竞争受益。在现存的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中，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利益不能得到公平的分配。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切 走了蛋糕的绝大部分，南北差距因此越拉越大。

　　 在自由主义和依附论的理论模式中，国家被放在了被动、从属和因变的地位上。安全 和权力最多只是跨国公司市场行为的一个背景。这个被有意忽略的盲区成为重商主义的 理论基点。重商主义把国家、权力和安全因素引入跨国公司的行为范畴，指出国家与市 场、权力与财富、政治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经济活动决定了权力和财富的分 配，并且影响到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经济活动的框架 和趋向，并且决定了经济体系的性质。跨国公司的兴起和全球化的进程是同美国的全球 霸权和"美国治下的和平"密不可分的，霸权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和平和安全的环境，而 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又服务于霸权。

　　 全球化理论的兴起为跨国公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结构和语境，并指引这项研究向 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中，传统的自由主义、依附论和重商 主义的理论模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兴衰和转型。但是，全球化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国际 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安全、财富、自由和公正这四种基本价值观念仍然主导着跨国公 司研究的价值取向。国家与市场、自由与公正、霸权与财富、跨国公司与国家主权，这 一系列关系仍然决定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跨国公司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