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万里: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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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里  
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75.161页。)

   二、全球化时代的跨国公司

   从1986年开始,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超高速增长,1986-1990年均增长23. 6%,1991-1995年均增长20%,1996-2000年增长率达40.1%,其中在1998年、1999年、 2000年、分别出现40.8%、56.3%、37.1%的增长率。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达 到创记录的12710亿美元。(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概述) 》,2页;下载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网页http://r0.unctad.org/wir/)由于"新经济"神 话的破灭、跨国兼并热的降温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在200 1年出现了-50.7%的负增长。不过,2001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仍然高达7350亿美元 之巨,是1982年的12倍。在国际直接投资爆炸性增长的同时,跨国公司的数量、规模、 资产和产出也出现了快速膨胀的局面。2001年,跨国公司的数量已经发展到65000家, 在全球大约有850000家子公司。从1982年到2001年,外国子公司的雇佣员工从17987人 发展到53581人,总资产从19590亿美元增加到249520亿美元,总产值从5940亿美元发展 到34950亿美元,出口额从6700亿美元增长至26000亿美元。(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概述)》,2页;下载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网页http://r0.unctad.org/wir/)

   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飞速发展之后,全球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无论在数 量、规模上,还是在质量、影响上都已经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和水平。在信息革命的推 动下,随着冷战的终结,世界经济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生产世界化、贸易自由化、 资本国际化和市场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这一不可逆转的浪潮为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 创造了条件,而通过跨国投资、经营活动,跨国公司把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优 势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聚合起来,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市场化、自 由化和一体化趋势。很多人都认识到,跨国公司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的新发展和新特点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模式产生了 影响。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理论的辐射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跨国公司研究出现了新的 概念结构和语境。事实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围绕"全球化"这个概 念展开的一系列理论纷争。英国学者戴维·赫德尔等人把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划分为三 个宽泛的流派:极端全球主义、怀疑论和变革论。(注: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 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01。)在这场大辩论中,跨国公司三大理论模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和转型。

   1.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神话

   20世纪90年代一度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弹冠相庆的时代。弗朗西斯·福山的"终结论" 认为,苏联的解体和共产主义破产标志着自由民主主义战胜了它的最后一个对手,人类 社会从此不再有能与之匹敌的意识形态。(注: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中译 本),远方出版社,1998。)从自由主义到极端全球主义只需要简单地跨过一个门槛,两 者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极端全球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前研一在1995年发出了"民族国 家终结"的宣言。他认为,投资(investment)、工业(industr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个体消费者(individual consumer)这四个"I"预示着国 界的作用正在消失,民族国家正在终结。"简单地说,从经济活动的真实流动角度讲, 民族国家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中不和谐的,甚至不可能继续存在的活动单位。"(注:Kenichi Ohmae,The End of Nation State: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p.5.)在全球化时代,把这四个"I"联系在一起的跨国公 司将成为民族国家的"终结者"。

   极端全球主义者的看法遭到了怀疑论者的嘲弄。一些人观察历史,认为当今的国际经 济相互依赖程度并没有超过19世纪晚期的水平,"充其量只是表明了高水平的国际化" 。(注: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 等译),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另一些人观察现实,认为当今世界经济的 趋势与其说是走向"全球化",不如说是变成"区域化",世界经济正分化为三个主要 的金融和贸易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英国牛津大学的国 际商务和战略管理专家阿兰·鲁格曼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中开宗明义地宣布:" 我相信我们正目睹全球化的终结。……事实上,全球化只是一个神话,它从来没有真正 发生过。"(注: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对全球化及其商业影响的全新激进 的分析》(常志霄等译),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他认为"跨国公司 是国际商务的引擎,但是它的思维区域化、行动本地化",跨国公司的经营是以美国、 欧洲和日本三极为基地展开的。例如,这三极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总量的71%,而其 中64%的投资是发生在这三极内部或彼此之间的,三极之外的国际直接投资只占世界总 额的7%。(注: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对全球化及其商业影响的全新激进的 分析》(常志霄等译),147-1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依附论:全球化的批判

   90年代人们目睹了依附论在理论上的困境和实践中的衰落。这一理论曾经在70年代唤 醒了第三世界的经济独立意识,并成为指导很多发展中国家走向自主工业化道路的指南 。然而,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它们一方面失去了跨国公司的投资, 另一方面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80年代末,在美国政府以及西方经济学家的影响下, 拉美国家纷纷皈依"华盛顿共识",重新转向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 主义"政策。但是,相当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努力并没有改善它们在世界经 济结构中的不利处境。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 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无一例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使很多学者质疑并批判自由主义所憧憬的全球化。美国学者 詹姆斯·H·米特尔曼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由"转型与抵制"共同构成的"综合症"。 他指出:"鉴于全球化为一些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它也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重 新排列贫困的发生率。"在国家内部,由于阶层、教育、性别、地域等原因,一些人群 被抛向"边缘化"的贫困;在国家之间,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的因素使某些国家 "不自觉地脱离"全球生产体系。因此,"全球化和边缘化是相互联系的过程,前者驱 动后者。受超级竞争的驱使,全球化将一些群体推至边缘……这进一步确立了贫困。" (注:詹姆斯·H·米特尔曼:《全球化综合症》(刘得手译),106页,新华出版社,200 2。)这些学者站在全球化受害者和抗拒者的角度,对自由主义鼓吹的普世主义全球化观 念提出了批判,并再度提出了社会公正、社会责任和"全球化的伦理学"问题。在这个 意义上讲,当年依附论学者提出的问题及其秉持的批判精神是永不泯灭的。

   3.重商主义:全球化下的主权(霸权)

   90年代,重商主义学者继续从国家、主权、霸权的角度考察全球化背景中的跨国公司 。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尽管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举足轻重,但民族国家依旧 在唱主角。"(注: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杨 宇光等译),169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无论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关系,还 是跨国公司与来源国的关系,"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争权的斗争中,优势仍在民族国 家那边。"(注: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杨宇 光等译),179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吉尔平还指出:"基于自由市场之上、 对外开放和成功的国际经济有赖于稳定和友好的政治基础,"而构成这一政治基础的条 件有三个:(1)一个或几个国家必须进行经济和政治领导;(2)稳定的国际经济必须建立 在主要经济大国合作的基础上;(3)世界各国人民必须相信自由贸易和其它形式的国际 商务对他们是有利的。(注: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 经济》(杨宇光等译),中文版前言,2-3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这一思想的 基础是"霸权稳定"和"霸权之后"的国际制度主义。(注:关于"霸权稳定论"及国 际制度主义的理论,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苏长河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他所谓的"开放且稳定的国际经济的前 提条件"无非就是美国的霸权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制度。

   斯蒂芬·D·克拉斯纳对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的研究也驳斥了自由主义的"主权困境 "说。他指出:"尽管跨国公司占有重要地位,但围绕它产生的南北冲突并不像其它方 面那么尖锐,"这是因为"所有行为体都认识到主权国家有权控制它们国界之内的经济 活动。没有国家的制约,跨国公司无法运作。"(注:斯蒂芬·D.克拉斯纳:《结构冲 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李小华译),175-17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在国家规范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游戏规则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对象国政 府的谈判权提高了"。在国际规范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改变现存的 国际体制并使主权原则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克拉斯纳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国家的主权、权力、功能和权威正在发生重组和调整。全球化带来的不是一个简单的" 主权消亡"或"主权至上"问题,事实上,国家主权"一直在随时调整自己,以适应不 断变化的历史现实。"(注: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 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三、结论

   任何观察、分析和研究当代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学者都不可能忽视跨国公司的存在 。跨国公司面向全球的投资、生产和经营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基本 结构和运行模式。虽然学者们对全球化的定义、起源、动力和影响等问题争论不休,但 即便是最极端的怀疑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跨国公司是国际商务的引擎"这一基本现实。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力和动力,跨国公司同时也是全球化时代新矛盾和新进展的集中 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是新兴的全球化理论, 都把跨国公司放在十分显著的位置上。

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苏珊·斯特兰奇指出:"近200年来,生产结构已经发生了 两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其一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成功,并左 右世界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二是"主要适应于为本国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逐渐地、 不平衡地而又显然不可抗拒地被主要适应于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所取代",跨国公 司的兴起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注: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 济学导论》(杨宇光等译),7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在她划分的国际关系四大 结构性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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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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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经济评论》(京)2003年0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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