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立:社会协商与社会建设:以区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为分析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0 次 更新时间:2014-07-22 16: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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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着力点不在于社会协商体制与机制的确立,而在于发育社会,建构社会治理体系,并使之成为党和政府推进社会管理的配合机制和合作力量。社会治理能够与社会管理互动与开展合作,必然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党、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能够共存、共享的界面。社会协商需要这种界面,同时社会协商也能促进这种界面的发育和拓展。正如存在于陆地与大海之间的沙滩界面创造了自然界的和谐之美、浪漫之美一样,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基于社会协商所形成的互动、合作和协商界面,也将给中国发展带来和谐之美、整体之美。中国社会建设需要这片沙滩,而且只有形成了这片沙滩,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才能真正走向和谐、稳定与一体。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68页。

   ②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用"社会系统"来概括这样的秩序,他在《社会的结构》中对"结构化"理论的阐述,提供了类似的论证逻辑。吉登斯认为:"社会理论中的根本问题,即'秩序问题',就是要解释清楚,人们如何可以借助社会关系跨越时空的'伸延',超越个体'在场'的局限性。"由此,他进一步认为:"所有的社会系统,无论其多么宏大,都体现着日常社会生活的惯例,扮演着人的身体的物质性与感觉性的中介,而这些惯例又反过来体现着社会系统。"在这"结构化"理论逻辑中,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与秩序是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而正是这种结构与秩序安排了人在时空中的位置与角色。任何社会一旦有了这样的秩序系统,人的生产和社会生活也就能正常进行,人与社会也就因此得以延续。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结构: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01-10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

   ④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有常态与变态之分,其标准就看是否顾及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以创造优良的生活。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2~13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

   ⑥秩序是社会的根本,在社会发展的任何时候,建构社会秩序都应该是社会建设的根本与出发点。福山面对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社会的大分裂,就明确提出要重建社会秩序。他指出:"适合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规范被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所打乱,而在业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社会为了重新规范自身,就不得不奋起直追。"然而,重新"形成一套合理规范,这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既需要社会行动,也需要政府作为。"通过个人和社区分散的相互作用,社会秩序是不会简单地得到重建的;重建社会秩序也需要通过公共政策。这意味着政府方面既要采取行动,又无须采取行动。"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340、341页。

   ⑦(唐)吴兢编集:《贞观政要》第一卷,论政体二。

   ⑧具体体现为国家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必须超越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而应该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整体需求。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1~158页。

   ⑨[美]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⑩参见张军、周黎安编:《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该书多篇文章讨论了地方分权对中国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11)[德]何梦笔:《市场经济中社区的作用》,见[德]何梦笔主编:《德国秩序政策理论与实践文集》,庞健、冯兴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90~438页。

   (12)[德]克劳斯·埃德尔:《理解公共领域》,见[英]古拉德·德朗蒂编:《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2页。

   (13)"公共空间"理论的主要代表哈贝马斯的有关论说,能够为理解公共空间的特性提供帮助。他指出:"由于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因此,那个永远受契约支配的领域将成为一个'批判'的领域,这也就是说它要求公众对它进行合理批判。只要新闻媒体这样一个工具的功能有所转换,公众就完全能够接受这一挑战。借助于新闻媒体,政府当局已经把社会变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事务。"而"作为私人聚积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共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这个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又是相分离的。"于是,"政府当局的受众变成了其对立面"。参见曹卫东选译:《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9~60页。

   (14)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15)林尚立:《建构民主:中国的理论、战略与议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1~394页。

   (16)参见韩福国:《民营经济制度变迁中的工商联:组织的双重代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17)台州市委宣传部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浙江省台州市民主恳谈创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2~43页。

   (18)郭宇宽:《聚焦浙江县级市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南风窗》2004年2月18日。

   (19)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20)景跃进:《行政民主:意义与局限--温岭"民主恳谈会"的启示》,《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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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京)201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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