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03 次 更新时间:2014-06-05 23: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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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按:引文据李斯传校订)

   显见“焚书”令是完全针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批评法家路线而起。儒家当然首当其冲,那是毫无问题的。但诸子皆在焚毁之列,也已由“百家语”三个字完全证明了。(也许法家的著作是例外。)明令不去的书籍只有秦代史乘和技术性的东西,则这一措施的思想性之强烈可想而知。秦廷发动“焚书”的惟一理由即是“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于下”。那就是说,如果让以“私学”攻击皇帝所立之“法教”这种运动继续演变下去,上面将损害人主的威信,下面将造成知识分子的团结,其必然的结局便是“君弱臣强”。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法家的“尊君”论被它自己的逻辑一步一步地推向反智论:尊君必预设卑臣,而普遍地把知识分子的气焰镇压下去正是开创“尊君卑臣”的局面的一个始点。

   “焚书”政策的实施是韩非的反智论的彻底胜利。李斯的奏议不但在精神上完全忠实于韩非的理论,而且在用词遣字等细节方面也谨守着韩非的原文。这一点,郭沫若在“韩非子的批判”中早已举例证明了。《韩非子》的《和氏》篇曾提到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此说虽不见于《史记》或其他先秦典籍,然后世学者多信其为实录。这样说来,秦国已早有焚毁儒书的传统,韩非思想的影响也许不像想象中那么大。但是我很怀疑这是后世法家或韩非本人的“托古改制”。秦国一向是所谓“西戎之地”,在文化上很落后。在纪元前四世纪的中叶,儒家的诗、书纵已传至秦地,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影响,以致成为商鞅变法的阻碍。若说《尚书》中有“秦誓”、《诗经》、《国风》中有“秦风”,即是商君所燔的诗、书,但那是秦人自己的东西。以“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一条推之,可断其必无此事。所以我认为“焚书”的观念虽未必始于韩非,但李斯、秦始皇的推行焚书政策则恐怕正是受了韩非“燔诗书”一语的启示。

   两千年来,韩非对于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影响,远超出一般的常识了解之上。

    

   五  儒学的法家化

   秦朝亡了,汉朝代之而起,而法家所建立的制度却延续了下去。汉代一直被古今历史家认作是儒学得势的时代,尤其是从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贤良对策,正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的思想界似乎已成了儒家独霸的局面。因此近代学人攻击儒家在历史上与君主专制互为表里,便往往以汉武帝的“复古更化”为始点。

   在秦始皇时代已不容存身的儒学,过了几十年,在汉武帝的时代不但卷土重来,而且竟“定于一尊”。这真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说明了在这几十年中儒学本身和客观的政治情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详细解释这一段历史发展势将远远超出本篇的范围。我现在只能以本文论旨为中心,简单地说一说汉初儒学在政治性格上所发生的一种基本改变。为了讨论的方便起见,我姑且把这一改变称之为“儒学的法家化”。但是我必须郑重地补充一句,“法家化”只是汉初儒学发展的一种特殊的方面,决不是它的全部。

   所谓“儒学的法家化”,其意义不是单纯地指儒家日益肯定刑法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远在先秦时代,荀子《王制》和《正论》两篇已给刑法在儒家的政治系统中安排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汉初儒学的法家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现乃在于君臣观念的根本改变。汉儒抛弃了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而代之以法家的“尊臣卑臣”论。

   汉代第一个在政治上得意的儒生是高祖时代的叔孙通。我们知道刘邦是最鄙视儒生的,但叔孙诵居然用“朝仪”这件事得到了刘邦的常识。原来刘邦虽做了皇帝,而同他一齐打天下的功臣却都不知礼节。史称“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史记·叔孙通传》)于是叔孙通提议由他到鲁地去征召他的弟子来“共起朝仪”。他说他愿意“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他是否有“古礼”作根据似乎大为可疑,因为鲁地有两个儒生便拒绝受召。他们对叔孙通说:“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但是叔孙通曾任秦廷博士,他所说的“秦仪”恐怕确是货真价实的。由此可见他为汉廷所订的朝仪其实即是秦廷那一套“尊君卑臣”的礼节。难怪在施行了之后刘邦要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南宋时朱熹便看穿了叔孙通的把戏。朱子说:

   叔孙通为绵蕝之仪,其效至于群臣震恐,无敢失礼者。比之三代燕享,君臣气象,便大不同。盖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语类》卷一三五)

   叔孙通的“尊臣卑臣”手段尚不止此。后来汉惠帝继位,在长安的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造一条路,已经动工了,叔孙通向惠帝指出这条路设计得不妥,会影响到高祖的庙。惠帝倒肯接受批评,立刻就要毁掉已造成的路段。但是叔孙通却又不赞成,他说:

   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次坏此,则示有过举。

   这就是说,皇帝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即使真是错了,也不应公开的纠正,使人民知道皇帝也有过错。所以皇帝必须用其他曲折的方式来补救自己已犯的过失。“人主无过举”这句话从此变成皇帝的金科玉律,皇帝的尊严真是至高无上的了。(这句话据褚少孙补《史记·梁孝王世家》是周公对成王讲的,但我看正是叔孙通一类儒者造出来的,为的是和法家争结帝王之欢。)太史公说:

   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这位“与时变化”的“圣人”把“尊君卑臣”变成儒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他是汉代第一个法家化的“儒宗”。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侯拜相”的儒生是汉武帝时代的公孙弘。《史记·平津侯列传》说:

   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字季。少时为薛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闲,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

   公孙弘真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传统中“两面派”的开山大师。他的“人主广大,人臣俭节”的主张把“尊君卑臣”的原则更进一步地推广到君与臣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不肯“面折庭争”便是要阉割先秦儒家的“谏诤”传统。总而言之,在任何情形之下他都不愿意损伤君主的尊严。

   清代的学者如何焯和沈钦韩都力辨公孙弘本是杂家或刑名(法)家,并非真儒者,其实这一点并非关键的所在。公孙弘的同乡老前辈,即景帝时和黄生争“汤武受命”的辕固生,曾同他一道被征到汉庭,辕固生那时已九十余岁,他警告公孙弘道:

   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史记·儒林传》)

   可见这位坚持原则的老儒早已知道公孙弘是靠不住的了。但是公孙弘之所以能致身卿相,却正是由于他打的是儒家的招牌。《儒林传》中保存了他请立太学的一篇文献,读起来岂不句句讲的是儒家“礼乐教化”的道理?《儒林传》说:“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大批的法家改头换面变成了儒生,更加速了儒学的法家化。

   汉武帝最欣赏公孙弘以儒术缘饰吏事,而《汉书·循吏传》序也说:

   孝武之世……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儿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

   那么什么才是“缘饰”或“润饰”呢?《史记·张汤传》说:

   是时上(即武帝)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传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

   据《汉书·儿宽传》,儿宽便是因习尚书而补为张汤的“廷尉史”的。可见帝王要杀人,除了引据法律条文以外,还要在儒家经典中找根据。现在让我举一个实例来说明“儒术缘饰”的作用。《史记·淮南王传》:

   赵王彭祖、列侯臣让等四十三人议,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胶西王臣端议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

   懂得汉代法律的人一定知道,“大逆无道”、“谋反”等罪名已足够置淮南王于死地,而胶西王更引春秋“臣无将,将而诛”之文,显见为架床叠屋,似无必要。其实不然,中国历史上有些帝王杀人,不但要毁灭人的身体,更要紧的是毁灭人的精神。戴震说: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

   又说: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

   汉代的“经义断狱”比戴东原所说的还要可怕,人不但死于法,而且同时又死于理。这才是“更无可救矣”!董仲舒著了一部《春秋断狱》(又叫《春秋决事比》),把《春秋》完全化为一部法典,更是“儒学法家化”的典型例证。王充说:

   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而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论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暗蔽也。(《论衡·程材》篇)

   所以“缘饰”两字,我们万不可看轻了,以为只是装潢门面之事。其实法律只能控制人的外在行动,“经义断狱”才能深入人的内心。硬刀子和软刀子同时砍下,这是最彻底的杀人手段。清代的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所以才要用“经义断事”(《廿二史札记》卷二),那简直是不着边际的历史断案。叔孙通尝“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见《晋书》三十卷《刑法志》)这显然是在为统治者扩大并加密法网,竟至傍及律外,更不可视为“法制未备”了。马端临论《春秋决事比》时曾沉痛地说:

   决事比之书与张汤相授受,度亦灾异对之类耳。(武)帝之驭下,以深刻为明;汤之决狱,以惨酷为忠。而仲舒乃以经术附会之。王(弼)、何(晏)以老庄宗旨释经,昔人犹谓其深于桀、纣,况以圣经为缘饰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杀乎?其罪又深于王、何矣。又按汉刑法志言,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下,张汤以峻文决理,于是见知腹诽之狱兴。汤传又言,汤请博士弟子治春秋、尚书者补廷尉史。盖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陋儒酷吏遂得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按:公羊、毂梁)中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圣贤之意岂有是哉!(《文献通考》卷一八二)

   这才真正揭破了汉代“春秋断狱”的真相。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到的无数“文字狱”不正是根据“诛心”、“腹诽”之类的内在罪状罗织而成的吗?追源溯始,这个“以理杀人”的独特传统是和汉儒的“春秋断狱”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它是儒学法家化的一种必然的结果。马端临责备董仲舒的话也许太过。董氏在主观愿望上很可能是想因势利导,逐渐以“德”化“刑”,但就此下汉代历史的实况说,马端临的论断是很难动摇的。汉以后虽不再用“春秋断狱”,但汉儒既已打开了“诛心”之路,程、朱的理学便同样可资帝王的利用。明太祖和清雍正便抽象地继承了汉武帝的传统。章太炎解释戴震“以理杀人”的历史背景道:

明太祖诵洛(程)闽(朱)言,又自谓法家也。儒法相渐,其法益不驯…… 洛闽诸儒制言以劝行已,其本不为长民。故其语有廉峻,而亦时时轶出。夫法家者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与行己者绝异。任法律而参洛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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