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20 次 更新时间:2014-06-05 23: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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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便可知《垦令》篇作者的愚民论主要是为了防止知识分子和国外发生联系,影响到国内的政治路线。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注此段首句云:

   权,势也。《管子·君臣》篇:以援外权;《任法》篇:邻国诸侯,能以其权置子立相。此管仲政策,禁臣民借外力干政得官。故商君亦用其策。言不以民之有外交势力者,而任爵与官,则民不贵学问,从事游说,而重农。(1974年重印本)

   朱诂引《管子》为旁证,使我们知道法家路线的贯彻必须以禁止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与国外交通为其先决条件。理由很简单,法家是政教合一的,国内只有一种思想的标准,故能收“万众一心”之效。但国外的多重标准则无法加以控制。国内知识分子和国外的接触一多,在思想上便有了其他的立足点,就不免要对法家的路线提出种种疑问以至批评了。

   《商君书》中的反智论以《算地》篇所言为最具代表性,其说如下:

   夫治国合势而任说(当做“谈”)说,则身修而功寡。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其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智)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按:“民”字之形误)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按:末段自“故民愚”以下可参看《开塞》篇)

   这段议论中特别提出战国时代五类分子(“五民”)来加以攻击。“诗书谈说之士”显然是指儒家,“勇士”则是游侠。儒、侠两种人是法家路线的大敌,故韩非子有“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五蠹》篇)的名言。“处士”当指一般不做官的知识分子,自然可以包括一部分的儒家和道家在内。最后两类人即是工与商,法家和儒家同把他们看做社会上的寄生虫。所以韩非又说:“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工商游食之民少。”(《五蠹》篇)但在这五类分子之中,知识分子(包括在朝的和在野的)显然是攻击的首要目标,因为喜欢批评的知识分子对法家政权的危害性最大,他们会导致人民“轻视国君”和“诽谤朝廷”。至于其他三类分子,细察其罪状,也都是属于动摇政权的基础一方面。追溯到最后,这五类分子的政治危害性无疑是来自一个共同的根源,即他们的专门知识或技能。所以最理想的情况是人民都普遍地愚昧无知,这样他们就可以俯首贴耳地接受有智慧的君主的领导。但是如果情况不够理想,国内已有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和专门技术人才,又怎么办呢?法家也并不在乎,他还有一套最后的法宝,那就是用武力来镇压。分析到这里,我们才能真正的懂得,为什么在法家政治路线之下,只有两类人是最受欢迎和优待的:农民和战士(可看《商君书》的《农战》篇)。在法家看来,前者不但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而且还比较地缺少知识,安分守己;后者则是政权存在的最后保证。至于知识技能,虽然也很需要,但终以坏的影响太大,只好割爱。“故遣贤去知,治之数也。”(《禁使》篇)

   用武力来镇压上述五类分子仍不过是法家路线的消极的一方面。法家另有一套巩固统治的积极办法,更值得我们注意。《商君书》的《赏刑》篇说:

   圣人之为国也,一赏,一刑,一教。一赏则兵无敌。一刑则令行。一教则下听上。

   什么是“一赏”呢?

   所谓一赏者,利禄官爵抟(专)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皆知尽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

   这是说,高官厚禄之赏专保留给有军功的人,使人人都肯为政府拚命。什么是“一刑”呢?

   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

   这是说,所有的人,除了君主以外,如有犯上作乱之事都一律判处死刑。纵使以前立过再大的功劳,做过再多的好事,也不能减轻刑罚。

   最后,同时也是和本文的论旨最有关系的,什么是“一教”呢?

   所谓一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破)。锐者挫。虽曰圣知巧佞厚朴,则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

   我们记得,上面曾经分析过黄老学派的“一道”论,法家的“一教”在精神上正是和“一道”相通的。“一教”便是统一教育、统一思想、统一价值标准。“一赏”和“一刑”则是“一教”的双重保证。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合起来便相当于黄老的“一道”。反过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一赏”、“一刑”、“一教”是“一道”的“一罴化三清”。那么谁才能制定这种统一的教育呢?当然只有那位“治国”的“圣人”了。《农战》篇云:

   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

   《靳令》篇云: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

   这岂不就是黄老“十大经”所说的“握一以知多”的“正人”吗?“圣君”既掌握了一切事物的规律,他所立之教,人民便只能遵奉,不许批评,也不许向君主提出“独立私议”。现在“圣人”除了农业劳动者以外,只需要战士,因此法家的政权只对有军功的人开放。此外对于一切有德行、学问、技能的人,政权的门则永远是关闭的。

   在这些主张的后面,暗藏着法家对于人性的基本假定。第一,法家假定人性是好权势、好财富的。因此只要“圣人”全部控制了这两样法宝,他就可以诱导人民追随他的政治路线。第二,法家假定人性是贪生怕死的,因此“圣人”的严刑峻法便可以阻吓人民不敢乱说乱动。在这一点上,法家是和老子分歧了。他们不接受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论断。韩非子《解老》、《喻老》两篇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相反地,《解老》篇还对老子“祸兮福之所倚”作了如下的解说: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心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

   恰好可以证实前面所指出的法家关于人性的两个基本假定。而且这里还透露了法家对于人的思想的看法:人的思想是永远在趋利避害的。这又是法家相信思想可以通过威胁利诱来加以控制的理论基础。法家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公开提倡反智论,其一部分的根据也在这里。

   法家的反智论是和他们要树立君主的领导权威分不开的,用法家的名词说,即所谓“尊君”。在君主的心中,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最不可爱的性格之一便是他们对于国家的基本政策或政治路线往往不肯死心塌地接受;不但不肯接受,有时还要提出种种疑问和批评。对于这类疑问和批评,即在今天号称是民主国家的执政者也不免闻而生畏,至于大权独揽的极权国家的领袖及其党徒更是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感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曾特别提到知识分子的异端是苏联最感头痛的一个问题。近来索尔仁尼琴和萨哈洛夫的言论便充分地证实了赫鲁晓夫的说法。以今例古,我们就更能够了解古代法家“尊君”论的心理背景了。

   “尊君”论包括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内容。在积极方面,君主必须把一切最高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不能容许有大权旁落、君弱臣强的情况发生。在消极方面,君主必须超乎一切批评之上,君主纵有过失,也要由臣下来承担责任。所以在实践中“尊君”必归于“卑臣”。臣愈卑则君愈尊,而且非卑臣亦无以见君之尊。《管子》的《明法》篇开头就说:

   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夫尊君卑臣,非亲也,以势胜也。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故君臣共道则乱,专授则失。(文字据戴望校正)

   《明法》篇有“解”,当是较早的法家著作,至少当在《韩非子》之前。(罗根泽《管子探源》定此篇袭自韩非子《有度》篇,但举证不坚,未可从。)可见法家“尊君卑臣”的观念在战国中晚期已经出现。《明法》解释之云: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

   这是主张君主用绝对的权力来制服臣民,使他们不敢稍有异动。《韩非子》的《主道》篇说: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尊君卑臣”论发展到韩非才真正鞭辟入里,深刻周至;反智论发展到韩非才圆满成熟,化腐朽为神奇。“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这就是后世所谓“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尊卑之分还能过于此吗?西方基督教徒说:“一切荣耀皆归于上帝。”韩非的“明君”正是这样的上帝。“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这才真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只要肯听“明君”的话,规规矩矩地“考虑”、“守职”,他们的知识、才能便都变成了“明君”的知识、才能。“富贵”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如果居然不识相,自高自大,兴风作浪,乱提意见,妄发议论,那么,不要忘了,“明君”还有镇压的力量在后面。(世智,力可以胜之。)眼前的例子,像上面提到的萨哈洛夫,早年为苏联的氢弹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得过斯大林奖金,三度被封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但后来忘了分寸,讲什么“学术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讲什么“人类生存,匹夫有责”(No one can shed his share of responsibility for something upon which the existence of mankind depends)。现在呢?萨哈洛夫垮了,臭了,头上的帽子正式换了牌子,叫做“反爱国者"(antipatriot),叫做“反动分子”(reactionary)。这样的反智论才合乎“人尽其才”的经济原则。苏联的文化沙文主义是出了名的,什么东西都说是俄国人第一个发明的。但是惟独在发明一套控制知识分子的精密设计这件事上,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再争第一,中国的法家确确实实地比他们占先了两千年。

   法家的反智论从来不是玄想,也不是情绪,它是从战国(特别是中晚期)的政治经验中逐步发展成熟的;韩非则运用他的冷酷的理智(cool reason)总结了以往的一切经验,而加以系统化:使它变成了专制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之一。秦始皇和李斯则又根据韩非所总结的原则而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开创了一个反智的新政治传统。“焚书”和“坑儒”这两件大事便是法家反智论在政治实践上的最后归宿。“坑儒”一案另有曲折,而且是偶发的事件,姑置不论。“焚书”则是秦代的基本政策,让我们看一看它的具体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的奏议说: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之制,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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