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召:延安时期的陈伯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9 次 更新时间:2014-05-14 22: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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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召  
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影响,遮蔽了艾思奇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问题上的学术影响。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特点,关于抗战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功能定位,等等,艾思奇的观察分析都切合着毛泽东的观点论述,并且每个节点都领先半步或一步。

   毛泽东思想理论内涵发展完备是一件事,关于毛泽东思想论证形成过程是另一件事。后者,用力最勤的首先是张如心。1931年8月,张如心进入中央苏区,任《红星报》主编,在直接交往中,感觉到“毛泽东对人民亲切,和蔼,诚恳,不摆架子,不耍威风,不装腔作势”,褒奖有加,心怀崇敬。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加剧,彼此相互攻讦。树立自己的革命领袖形象,成为对敌斗争的需要。1941年3月,张如心著文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概念,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张如心:《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延安),第16期,1941年3月]。同年4月,张如心撰文《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进一步认为,“说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张如心:《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解放》周刊(延安),第127期,1941年4月] 1941年8月,曾经叛变到国民党阵营的叶青公开出版《毛泽东批判》一书,比较系统全面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理论。作为对敌斗争的回应,1941年12月,张如心开始担任毛泽东的读书秘书后,更加积极地阐述论证毛泽东思想。

   1942年2月18、19日,《解放日报》连载张如心文章《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他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分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并称之为“毛泽东主义”。此文在党内产生热烈的反响。但是,毛泽东本人不赞成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4月22日,毛泽东致信时任中宣部代理部长何凯丰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毛泽东书信选集》,212页)延安学术理论界继续探讨更合适的名称,其他抗日根据地也许没有及时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出现积极响应的声音。同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随后,刘少奇、博古、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先后发表文章,表示拥戴并执行毛泽东思想。1945年5月,中共七大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

    

   路线斗争出风头

   美国学者雷蒙德?F.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7-1945)》一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论证形成过程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描述,卓有见识。但是,他以1949年后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秘书,在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运动中的作用,逆推延安时期陈伯达对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作用,是用臆测想象代替历史事实,显得生硬空疏,甚至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出现基本史实错误。比如推断陈伯达到达延安的时间为1937年7月之前(第31页);说王实味曾留学苏联(126页),实际上完全没有过;比如1942年4月中宣部第一个“四三决定”的时间(153页);又比如1943年5月刘少奇接替张闻天担任党的总书记(174页),纯属无稽之谈。这些基本史实的缺失和错误,带来大量史料空白,作者以自己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是非填充之,难免戏说之嫌。关于陈伯达在毛泽东思想论证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作者见树不见林,生拉硬扯,把陈伯达的作用过度夸大了。他不知道在毛泽东思想的背后,应该还有艾思奇、周扬、何干之、杨松、吴亮平、和培元、胡乔木等诸多延安文人的身影。

   延安时期,陈伯达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后,平时工作是收集整理抗战问题研究资料,偶尔帮助整理一些文稿,其突出表现却是在对内批判王实味,对外批判蒋介石等一批力钧千斤的批判斗争文章。

   陈伯达与王实味是延安马列学院同事。1939年2月,陈伯达在《新中华报》上发表长篇学术文章《关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杂记》。王实味阅读后,觉得有许多欠妥之处,曾约陈伯达当面交谈,不料对方很不高兴。王实味是个率直、认真、带几分偏执的人,他把自己对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不同意见写成文章《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准备公开发表。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学术观点论争,陈伯达却担心自己被学术论争后会影响到工作前途,于是亲自索要并研读了王实味的文章手稿,然后写出洋洋万言的答辩文章《写在实味同志〈文艺民族形式短论〉之后》,从王实味文章中挑选出十七个问题,逐一展开辩论驳斥。文章写于1941年2月,到1942年7月,延安中央研究院开展王实味思想斗争时,陈伯达将文章重新润色,公开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以显示自己的政治嗅觉,他是第一个发现王实味身上有所谓潜在的“托派思想”。在参加批判王实味的思想斗争会上,陈伯达引经据典、上纲上线,“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王实味的思想是包含一个反民众的、反民族的、反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替统治阶级服务的、替日本帝国主义和国际法西斯服务的托洛斯基主义”(《关于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15日)。陈伯达的这类文章,遣词造句匠心独运,文笔犀利,语气咄咄逼人,与生活中讲话带有明显口吃结巴的现象判若两人。

   陈伯达出尽风头,红遍中国的,是批判驳斥蒋介石的文章《评〈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小册子《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中宣部要求国统区党员干部人人必读,大中学校要将其列入最重要的课外读物,各级教育部门要将其列入正规考试科目。毛泽东读罢文章,召集几位秘书说:“看来,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陈伯达清楚,属于自己的机会到了。他将自己到毛泽东身边工作这几年来所收集整理的社会研究资料,全部调动起来,“立即着手写反驳的文章,大约写了三天三夜,由于心情很激动,有时边写边流眼泪,可谓‘笔泪俱下’”。文章写好后,誊抄一新,赶紧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还在休息时间,陈伯达将文章悄悄地放在桌子上就退出了。毛泽东醒来后,一口气读完,并作多处修改。原题为《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删除了“蒋介石先生的”,并删去文章中所有称呼蒋介石为先生的“先生”二字,直呼其名,耳提面命,不再有什么客气。文章中有多处修改,开头一段是毛泽东增加的。陈伯达送审的文稿上没有署名,毛泽东在文章标题下加上“陈伯达”的名字。全文审阅过后,批示“送解放日报发”几个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70、71页)。

   1943年7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以头版整版加转版的篇幅,全文刊发陈伯达的皇皇大作,堪称政治斗争辩难文章的经典。文章发表后,用内部电报拍发重庆,秘密印制成小册子,到处散发。据说蒋介石看到后,一是严令禁止发行,二是称陈伯达为“陈逆伯达”。

   随后,陈伯达又写了《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斗争驳难文章,脍炙人口,轰动一时。这些像冲锋枪一样的文章,每个字符和标点都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扫射力、威慑力。

   陈伯达为人谨言慎行,工作勤勤恳恳,生活低调简朴,不抽烟,不喝酒,像样子的衣服也没几件,购书、读书、藏书是其最大乐趣。从福建惠安乡下走出来,读书、革命,年轻时多坎坷曲折,中年时期跟随毛泽东左右,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出色扮演了思想政治斗争角斗士、狙击手的文人形象,对内对外,近乎百发百中。他信奉的为官之道是,“跟准一个人,有自己的一批人”(《陈伯达传》,135页)。当为人之道与为官之道相抵牾,他舍前而就后,翻脸不认人,事后不认账。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思想路线斗争,陈伯达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军阵前可以大打笔仗,叫骂得震天价响,个人奉命行事,没有任何担当。他曾位列中央最高领导层,排名第四。爬上高峰,又跌入底谷。他自称“小老百姓”,悔过“我是一个罪人”,痛恨“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其悲剧中吸取教训。人品不立,文品不立,就丧失了学术理论安身立命的逻辑起点。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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