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交代我在对毛主席态度问题上的罪恶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98 次 更新时间:2014-05-03 23: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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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 (进入专栏)  
我心里曾微微动了一动,觉得他是向群众作某种暗示“将来惹了乱子,可不要怪我,不要怪我的‘党中央’”。当时,我认为局势很乱,思想上很害怕,刘少奇的话是在我心里钉下了一枚钉子的,使我感到毛主席可能犯错误。半年多以后,我在小报上看到揭发有的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说怪话:“过去是‘官逼民反’,现在是‘民逼官反’”,我认为这就是受了刘少奇的“点化”而产生的一种反动心理状态(刘少奇讲话的原因是宣布撤退工作组,同时说:“如何革命,今天只能说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如果我的地位是一个当权派,极可能跟着刘少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一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才明确地认识到。我当时真是倒抽一口冷气,觉得自己的思想又一次完全站到了敌人的立场上。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理解,经常在右与极左之间徘徊。我一时有“没有党的领导会天下大乱”的谭震林式思想,一时又有极左的看法,对敌人散布的谣言,我常常会当作真理接受。例如1967年初,“全红总”贴出一张传单,讲的是江青同志接见全红总代表的讲话,据说江青同志说:我见到你们十分激动,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阶级弟兄。据说,江青同志也赞成合同工制度应该砸烂,临时工不该解雇。这张传单就贴在我所劳动的新华社工地。我在当时流行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并不敢怀疑这张传单的真实性。后来在全国刮起了经济主义的妖风。我还同后来揭露出来的许多敌人的言论一样,认为这是江青同志的一席谈话引起的。一直到两三个月以后,总理发表谈话,正式辟谣,说:“江青同志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我才恍然大悟。当时,新华社曾有一批解雇的临时工前来工地“造反”,根据就是所传的江青同志的讲话。有一个工人师傅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说,你们说江青同志说了这样的话,我没有看到,你们手里的传单不算数,只有中央发了文件才算数。他跟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还给他捏把汗,认为他不注意情况的变化,很可能犯错误。到总理讲话出来以后,我才体会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与胆略就是不一样。像我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至多只能做一个不清醒的旁观者。

   对于总理,我是有极深厚的个人信仰与感情的。文化大革命中,总理以七十高龄,日理万机,至于心力交瘁。我有一次听到孩子说,总理累病了,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心里曾感到十分难过。但是,虽然如此,在1967年夏天,王关戚以“新文革”的名义对“旧政府”大放其明枪暗箭的时候,我只是在行动上与言论上还能坚持不投机取巧,而在思想上已经引起不少的混乱。七月份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听人说戚本禹认为外交部就缅甸排华所发的声明“调子太低了”,我虽然吃了一惊,却确也把他当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出笼,姚登山宣布罢官砍头也要跟着小将闹革命的时候,我已认定是要对“旧外交部”开火了。思想上准备好再给自己安上一顶“黑线人物”的帽子,到九月份康生和主席先后发表谈话才扭转了我的认识。可是,在此以前,我曾怀疑毛主席为何宠用王关戚这般“暴发户”到这样的程度,要纵容他们向总理这样的老干部开火。

    

   四、我的初步认识

   十二年来,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由惧而疑,由疑而反,罪恶的思想活动是很多的。而在1962年,这些思想已经表露为言论,构成了不折不扣的罪行,于我是极其惨痛的教训。我的许多罪恶思想还要深入挖掘,还要由革命群众批判才能彻底肃清,破旧立新,变故我为新我。按照我初步的认识,我思想上所以会走这么一条与毛主席越来越疏远的道路,一是因为我57年以后没有认真服罪,二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特别顽固。

   因为我在57年以后没有真诚服罪,我对于反右斗争总是想不通,我就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一切政治事件,老是觉得“左”了,“左”了。我诬蔑毛主席在57年以后“违反了常规”,其实,毛主席正是坚持了他老人家一贯坚持阶级斗争,一贯坚持不断革命,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常规。倒是我自己在民主革命时还能有的一点革命性,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衰退、消失以至走向反面,而成了一个反革命派。应当说,我也不是看不到,反右斗争以及其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但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有决定性的意义。虽然,现在还没有文件上的说明,但是我始终认为反右斗争是国际反修斗争的序幕,是毛主席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注”的一个伟大的战略步骤。我受过党多年的教育,也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不是不可以在一定的时候得到一定的正确的认识。在我能把自己的罪行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认识的时候,我自己也可以有平静的心情,积极的态度,这也是事实。然而这样的时候很少很少,很短很短,我的极其强烈而且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总是使我念念不忘57年以前,因而总是对现实生活不满,感到自己委屈,反过来当然就认为是党错了,毛主席错了。这就是我的思想长期陷在罪恶的泥潭里面而不能自拔的原因。我常常觉得自己比其他的右派分子好,不,正是这种思想使我比其他的右派分子更坏,更不肯改造,因而再次犯罪,接近于成为一个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

   文化大革命使我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是,我之所以犯罪,所以由一个革命派堕落为一个反革命派,由一个共产党员堕落为一个右派分子,最根本的一点是不肯进行思想改造,首先是不肯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在青年时期曾经热情地讴歌过毛主席,曾经积极地宣传过毛泽东思想,曾经似乎比周围的同志们更注意研读毛主席的著作。但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深蒂固,我只能以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能够接受能够理解的范围去理解接受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说,我只能是歪曲毛泽东思想。到1956-57年的时候,我自以为我是最最拥护毛主席的,但是实际上我所拥护的只是经过刘邓陆等一小撮歪曲过的毛主席的二百方针,它完全不是毛主席的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路线。这几年我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才觉悟到自己过去对毛泽东思想一窍不通,许多问题都是毛主席老早解决过教导过,我或者是根本没有注意,或者是虽然注意到而没有真正懂得,或者是仅仅懂得了一个短时期,就被我原有的和新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排挤到了脑后。在1956-57年的时候,我以为我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以为这是没有问题的,什么“蚂蚁”也罢,“毒草”也罢,“牛鬼蛇神”也罢,统统与我无涉,只要是我嘴里说出来的话,至少在动机上就天然不会是反党的。其实,我当时已处于痴迷状态,虽然身在党内,思想上早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成了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

   我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最严重的一条,就是不听毛主席所说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我讲过不少话,写过不少文件,开口闭口就是“工人阶级如何如何,无产阶级如何如何”,俨然自己也是一个无产阶级了。但是,套一句中国的老话:我“哪里知道无产阶级这几个字怎样写?”我自打入城以来,就没有想过要按工人阶级的面貌来改造自己,相反,倒是一心想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工人阶级。我不是工作“一贯积极”吗?我可以说在意识形态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一种明确的标准,想以此来“教育”、“提高”人民。我有强烈的“事业心”,很高的“责任感”,不过,它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我的大方向错了,跑得越快,陷入错误越深。我在划右派以后,还认为自己比往日的许多同志“好”,理由就是我的责任心与事业心比他们强,说到最根本上,就是还在拿自己反社会主义的“本领”骄人。只是到这一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自以为还有的许多“资本”才一下子被打得精光。我同工人师傅在一起劳动一年半了,说实在话,我发觉他们也有缺点,也有毛病,但是我还是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大的教育,那就是,同他们在一起,使我初步解决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革命为谁”的问题,真善美的标准由谁来决定的问题。这是任凭读多少书都无法解决的,只有置身在工农群众中才能体会到。这正是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指出的问题,使我惭愧与痛悔的是,一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理解到毛主席的这一英明伟大的指示。

   两年多以来,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起自己来,觉得最最重要的是要树立两个观点,一个是阶级观点,一个是群众观点。只要牢牢掌握这两个观点,我自57年以来的各种谬论都可以批驳得干干净净。但是一般的认识是容易的,要坚持下去,并化为行动,见诸实践就不容易了。我还只是在改造的道路上开始举步,还得在党和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才可望改造能有一点成绩。

   我还需要深入挖掘交代自己的黑思想,充分暴露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此基础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深入批判,然后再自己来清算自己的罪恶。现在还只是开头,我所能谈的还只是初步的极其粗浅的体会,请容许我在以后再作进一步的自我批判。

    

   1969.02.14

    

   (李三达提供)

   来源: 《记忆》第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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