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交代我在对毛主席态度问题上的罪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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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 (进入专栏)  
认为这已经是太长太重的处分了。1961年的摘帽是大批摘帽而不是1959年与1960年那样的小批摘帽,在此以前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是极少数,而在此以后,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倒成了极少数。在我看来,当时的摘帽似乎没有多少原则标准,而主要是政治考虑。大概从1960年年底或1961年初起,我以我的政治敏感,已经感到政治形势有一种“松动”的迹象。农业十二条的下达给了我第一个这样的印象。当时中央规定,农业十二条要向每一个社员宣读,不得遗漏任何一个人,要使党的政策一竿子到底,直接与群众见面,这种做法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的。我认为这一定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毛主席才能这样做。我还记得在大礼堂听到传达说:十二条下达以后,有的农民不相信是真的,要求再听一遍又一遍。同时在农村中传开了一个“谣言”,说毛主席一定到过我们村里,要不哪能对我们的情况了解那么清楚,句句话都说到我们心里。这种感情,我曾引以自况。我把这看成是党在“纠偏”,而且是毛主席亲自出来“紧急纠偏”。我当时继续站在右派立场上,从自己的不服罪思想出发,觉得这种做法也会同反右斗争联系起来。1961年内,我明显地感到群众对我们的态度好起来了。在我们还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群众就称我们为“同志”。有许多自从57年以后见我就掉头不顾的人,也同我打起招呼来。1961年夏天,组织上指定我负责右派分子的学习,明确宣布对我们也实行“不抓辫子,不拿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方针”,对于在社会上继续疯狂反党的顽固右派分子,也指示我不要反击,反而说“他能谈出自己的思想来就是好的”。那年“七一”,是党成立四十周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报告,其中列举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成就,惟独到1957年,却根本没有提到反右派斗争这几个字,而只说“取得了政治思想战线上决定性的胜利”。我认为这是政治观察家们所常说的“有意的忽略”,有“深长的意味”,显然是暗示“中央”已在重新考虑对反右派斗争的估价。1962年“八一”人民日报全文重新发表黑修养,我也认为是党在向党内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招呼。所有这一切印象,汇集拢来,到1961年底给大批右派分子(包括我在内)摘帽子的时候,就形成了对自己前途的极大幻想。等到1962年春天看到外训班组织上宣布给在反右倾斗争中受批判的同志“百分之百”平反,而且听说新华社内也是如此的时候,就确定地认为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已经是在议事日程上的事情了。

   1962年春夏之交,我听到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引用的一段司马迁的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其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又听说毛主席在引用了这一段话以后又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犯错误受处分有好处。当时我再没有听到这段话的上下文,也不了解全面的背景,更不像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毛主席这一文件的全文后能认识到毛主席大讲阶级斗争的原意,完全断章取义地认为毛主席已经看到了我们这类人的处境,要解决我们这类人的问题。我完全从封建时代所谓“孤臣孽子”的感情出发,觉得毛主席真是宽宏极了,伟大极了,跃跃欲试,满心准备着跳出来要求给自己“甄别平反”了。

   按照我当时的认识和觉悟,我还并没有想给反右斗争翻案。反右斗争的伟大的国际国内意义,我是看到了的,而且确实可以说愈久而愈清楚。我只是觉得自己还不是“敌人”,对自己的处理是“重了”。我并不认为对右派分子可以“一风吹”,因此,我总是想摸党的底,弄清楚“甄别平反”的范围有多大。我虽然“不服罪”,但是我也确实常想,我这样的人比起许多青年人来更“像”是一个右派分子,因为我的言论都是政治性的,而且是尖端的。如果我在1957年,还可以以铁托、卡德尔、陶里亚蒂,哥穆尔卡以至赫鲁晓夫尚被称为“同志”这一点作为比附而原谅自己的话,到1962年形势已经大明,这些人统统遭到揭发批判,我已再也不能援例自解了。我所可以认为自己是“好人”的唯一根据,只是我主观上还没有想与党为敌,在鸣放时期并没有想与党“较量”,在反右斗争中也没有敢与党“辩论”。正因为自己可以提出申请的根据是如此“单一”,如此“微妙”,我的胆子是不大的。我估计要是甄别的话,也只有到最后,才能考虑到我。我在57年以后,往日的交游几乎全部断绝,所往来的只有同过一段改造生活的几个右派分子。我觉得他们的问题都比我轻,所以千方百计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一点有关右派分子“甄别”的迹象。在1962年夏秋之间,我从李正凌那里得知,摄影部副主任张磊曾经同他谈过话,告诉他可以对自己的问题提出“甄别”申请。李正凌也确实递上了申请书。李正凌还告诉我,国内部政治部主任宫策,曾经找在新华社大名鼎鼎,被认为是最疯狂最恶毒因而也是最不冤枉的党内极右分子戴煌谈过话,说:“我们还能不知道你是一个老同志?!”据说戴煌曾经写过几万言的揭露北大荒右派改造工作的“黑幕”的材料,得到宫策和其他人的赞赏和鼓励,戴煌也公然申请要求给自己平反。李正凌还告诉我,调查部的党内右派分子鲁逊(此人曾在柏各庄同我一起改造过,我因鄙薄其为人,从未同他交过一言)曾去问过当时的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此人与我在新华日报同过事),许涤新告诉鲁逊:“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只是时间问题。”(李正凌还告诉我一些情况,但是后来证明是谣言,这些却都不是谣言)另外,我从庄重那里得知,国内部党总支书记张荫先曾经要他“解放思想”,重新看待自己的右派问题。特别是缪海稜曾当面同他说过:“你的问题不是重新入党的问题,而是恢复党籍的问题。”庄重在这样“权威”的鼓励下,也写了材料,为自己申辩。我也曾从陈适五那里得知,缪海稜曾示意他(我估计是通过林宁传的话),他的问题根本不是右派问题,编委要加以重新考虑。陈适五也因此写了申请书。郑德芳也告诉我,她的爱人蒋齐生曾问过王天章能否给郑德芳甄别,王天章认为可以,蒋齐生因此而“代妻告状”。所有这一切,我都认为是“过硬的”根据,足以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年七八月间,听到总理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更加加强了我的看法。这时,我的心情浮动已达极点,着手给吴冷西写信。我认为他最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毛主席在批评我们时还说过我们是“好同志”的话,也曾在1957年8月间我交上第一个检查时给我讲过毛主席关于“五不怕”的话(“不要怕摘掉乌纱帽,不要怕丢掉党票,不要怕老婆离婚,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掉脑袋”)。但是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句话可说:“你也知道,我是什么人”。后来又觉得单是说这样感情的话没有用处,也没有必要,这样的事情与其我去找他,不如他来找我,因此既没有写出来,更没有发出去。不过,我当时的反党情绪正已达到了陈伯坚所说的“信心十足”的程度,以为自己的翻案已经“指日可待”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绪的支配下,我把57年以后党的工作中的一切错误与缺点都同我心目中所谓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联系起来,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历次政治运动,以至于认为毛主席犯了“左”的错误,重新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我过去已曾交代过,我现在所得到的严重教训是,只要自己不真诚服罪,自己的世界观不彻底改造,就随时可能重新犯罪,最后堕入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深渊。

   1962年秋天,吴冷西在大礼堂向全社作关于八届十中全会的传达报告,明确提出毛主席指出要反击单干风和翻案风。我过去的检查中总是说:“这是毛主席给我敲起了警钟”,其实只是把我疯狂的反党气焰压了一下。我心里还在想,对像我这样的右派分子还是要甄别平反的,不过,大概是党看到“真正的敌人”又猖狂起来,出于“实际政治”的考虑,把步骤推迟了一些而已。

   1963年春天,我听说凡是在前一年提出申请的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都受到批判斗争。戴煌在受到批判以后,加重了处分,送去劳动教养去了。陈适五受到的批判比在1957年还重。这时,我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我的反党反毛主席的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我在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堕落了。

    

   二、六二年以后

   关于62年的翻案风和对翻案风的打击,我当时并不能像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根据全面的事实认识到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我看到新华社那些前领导人明明示意别人翻案,后来却又翻过脸来整人,自己一点也不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实在是“出尔反尔”。我记得,1963年的春天,我在外训班听到一个学员讲陈适五挨了斗,后来我去看他,他对我说:“你比我聪明”,意思是说我没有提出甄别的申请。我回答他说:“不,我比你坏。”我的意思是说,他还相信党,因此吃了亏,我则多少对党有些戒备,因此侥幸免于挨整。

   应当承认,我当时并没有看到是刘邓黑司令部在刮翻案风,吴、朱黑编委是在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也没有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体会1957年以来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从根本上说,都是我可以做得到的,但是由于自己立场未变而没有做到),反而把我认为“出尔反尔”的诬蔑,归到党的身上,而且归诸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在灵魂深处所犯的最大的罪。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痛心。我感到这不但是我个人政治上堕落最深刻的标志,而且是我在思想感情上跨上刘邓贼船的标志。我过去只崇拜毛主席,而从来没有崇拜过刘少奇,这是事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揪出了刘邓黑司令部以后,我意识到刘少奇已经在我的思想上打下了一个钉子,一旦他篡党篡国篡军的阴谋得逞,我就有可能跟着他走反毛主席的罪恶道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报上揭发前黑编委“招降纳叛”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往往举我为例,我内心是不服的。我自小向往革命,长而献身革命,是“降”?是“叛”?黑编委那些人的资历地位与我也差不了多少,哪里说得上“招”我“纳”我!但是,刘邓司令部被揭出以后,我就感到自己确实已经成了他们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夹袋中人物”,成了他们反党黑线的“预备队”。若不是毛主席发动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明白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我就真有可能犯更大的罪。想到这一点,我真是感到“不寒而慄”。

   从1963年起,我翻案的幻想破灭了,入党的幻想破灭了。我虽然摘掉了帽子,成了“人民”的一分子,但是,按照我过去所有的政治地位来看,我总觉得自己还是很“臭”,总觉得右派的帽子老是贴在脑袋上。我觉得周围的同事都是“牛鬼蛇神”(我当时主要在业余外校工作),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政治、思想的内容,鄙陋之极,庸俗不堪。当时,我表面上是“老实”了,但是内心对自己的前途,看不到多少光明,因而充满了阴暗的情绪。在这种苦闷与无出路的感觉中,我一头钻到中国的老庄、佛学,与西洋唯心主义的哲学中去,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我觉得自己的一生真是一个悲剧,在现实生活中,我已无所作为,只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或者还可以在精神上得到一种“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的境界,得到佛家的所谓“涅槃般若”或者黑格尔的所谓“意志自由”。我自己也知道这只是一种“空虚”,是“究意无得”。但是却可以使自己思想平静,“宠辱不惊”,祛除苦闷而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我就是这样以这些精神上的鸦片烟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与革命的道路相去越来越远。不过,我自己还没有到“放辟邪侈”,无所不为的地步, 我自己在主观上还正是要竭力防止自己在世俗的堕落的道路上滑下去,我自己想的正是要“穷理尽情,以至于命”。我力求在未来或者会有的严峻考验中,使我一生的悲剧能有一个无负于我早年献身革命的初衷的结局。在这一点上,我自以为我还始终没有忘掉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我灵魂深处始终不能熄灭的一点火花。

这个时期,我的个人打算是想离开新华社,特别是怕回国际部,因为我觉得我已“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是想不再教英文,因为我觉得这不是“用我所长”。我计划去某一个研究所,做一点学术研究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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