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0 次 更新时间:2014-04-12 00: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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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压迫有着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从而阶级政治也代表着被压迫民族的利益,阶级解放也包含了民族解放的意义。"领导"这一概念指称的是社会全面性运动的政治驱动力,并不能等同于作为统治的政治官僚体制。

   在今天,20世纪的政治逻辑已经退潮,知识分子大多以实证主义的方式看待中国社会的分层及其政治。不但右翼,甚至也包括一些左翼,都相信在20世纪,相对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工人阶级成员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非常有限,资产阶级尚不成熟,因此,现代革命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工人阶级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原理。这套实证主义的政治观点共享的是一个结构性的、本质主义的"阶级"概念,而不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分析而产生的能动的"阶级"概念。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阶级概念,但并非全新的发明--"文革"时期的"血统论"和唯身份论(或成分论)就是奠基在去政治化的阶级概念之上的。

   "阶级"的概念一旦取消了政治性,就会沿着实证主义逻辑滑向结构性的"阶层"概念,从而即便还在使用阶级概念,其内涵已经与当代社会学的阶层概念没有多少差别了。社会分层的概念以国家为中心展开,阶层被视为客观性的社会构造,而不具备政治的动能,而阶级概念是政治性的,它与国家的联系--如工人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是通过先锋政党及其阶级性联盟来体现的。在结构性的分层概念之上,一种结构性的代表制可以相应地建立起来,比如在政党、人民代表大会中实行代表比例制。相反,20世纪的阶级概念虽然包含了社会分层的内涵,从而其政治也包含了代表比例制等要素,但它同时也是政治性的,与政治代表性或政治领导权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所谓群众路线就是这一政治代表性和政治领导权概念的体现。这便是为什么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既无法解释当今代表性的危机,又无法解释20世纪代表性政治得以产生的动力。在去政治化的条件下,即便在政党、人大等制度内增加某些阶层(如工人、农民)的代表席位(这是必要的,也是积极的),也并不能解决代表性断裂的困境。重建代表性与重新政治化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表达。所谓重新政治化意味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及其不平衡的再分析,从而形成改变其逻辑的政治议程和社会动力。

    

   三、"后政党政治"的条件

   若回到20世纪阶级政治形成这一视角,中国20世纪的阶级政治已经具有超代表性政治的要素。在国共斗争和抗日运动中,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而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则是这一"超政党的"或"超级政党的"政治得以形成的主要路径。在根据地建设和全国执政条件下,这一政治实践继承或借鉴了19~20世纪在西方诞生的代表制的某些形式和内涵,如代表的选举、政党(不仅是共产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性表述等,但同时包含了超政党的或后政党的要素却是显然的。政党政治的超政党要素也可以解释为代表性政治的"超代表性"要素,它集中地体现在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政党与群众的关系这两个方面。

    

   四、理论辩论与政党的"自我革命"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化运动塑造了新政治的基础,而政党又试图对文化运动进行规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政治代表性和政治主体性的产生与文化运动和理论斗争紧密相连。现代政治的活力之一来源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从而其活力的丧失也部分地来自政党对于文化运动的过度干预和规训)。在今天,文化已经被界定为一个与政治及经济相互区别的领域,而不是新的政治主体性得以持续发生的空间。所谓文化产业,标志着文化在一个经济社会的位置。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过,在落后的国家,理论常常是第一性的。要想塑造新的政治,没有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谓创造理论不是闭门造车,理论斗争的成败最终取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及其教条主义政治,还是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理论及其实践?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并不是要否定思想辩论、理论辩论、路线辩论的重要性,而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以避免政党的政策趋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

   在中国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理论辩论是积聚政治能量和调整前进方向的方式之一。但即便在那个时期,理论辩论也是与群众路线密切结合的。理论辩论不能被视为孤立于政治实践的抽象讨论,它不但是对实践的总结,也包括了对新的可能性的探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来纠正过去的错误,从而为新的方案和新的实践创造前提。

   中国革命中的路线斗争与理论辩论密切相关,而新政治道路的产生恰恰是通过路线斗争完成的。改革的过程在事实上也充满这样的斗争。强调这一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在革命政治中的纠错作用,与批评这一过程中的暴力和专断并不矛盾。政治迫害是理论斗争的终结,是路线辩论的终结,也是党内竞争性实践的终结。在今天,政治权力和媒体势力对于思想辩论的压制,也正是政治的终结。许多以总结历史中的暴力相标榜的著述,恰恰以否定必要的理论斗争和路线辩论为宗旨,它导致的是政党自我纠错机制的失灵和政治领域的自我封闭。这类研究无一不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产物。真正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理论辩论,尤其是上升到政治路线辩论的理论辩论,更易于转化为暴力性的压制?这一问题不可能绕开政党国家化过程来加以解释,即政治领域与权力领域完全合体,导致政党不再拥有相对自主的理论空间。在当代条件下,这一问题也不可能绕开媒体政党化过程来给予说明,即媒体势力试图扮演国家或资本的某种政治代理人,对公共空间进行殖民和操控,从而取消了理论辩论和政治辩论。

    

   五、人民战争与群众路线

   在国党条件下,中国国家和政党体制的官僚化是空前的,仅仅依靠政党的力量削弱官僚化显然力不从心。因此,群众路线不仅是政党维系其政治活力的途径,而且也应该获得新的内涵,即政治的开放性,或者说政治参与性的大幅度提高。

   群众路线最初是在1929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信中提出的。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是一种政治、军事的战略,而且也是对于一种有机的革命政治的描述。和"人民"一样,群众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内含着通过政党与大众的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政治主体性。在群众路线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党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塑造。

   北伐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转向以农村为基地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一个政治范畴,不是一般军事概念。人民战争是创造政治主体的过程,是创造政治主体的政治结构的过程,也是创造政治主体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在人民战争中,产生了人民群众这个斗争主体,一切政治的形式和性质(如政党、边区政府等等)都是视其需求而产生或转型的。传统政治的代表性关系由于这一范畴的出现而被根本地转化了。离开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转型是不可思议的。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军队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红色政权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改变,都提醒我们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我将这一政党称之为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人民战争在北伐战争中已经萌芽。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这是人民战争得以展开的里程碑。在根据地,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成为政党政治转化为大众运动的基本方式。井冈山斗争的中心问题由此变成了革命战争条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党和军队的结合,党通过军队跟农民运动、土地改革之间的结合,不但改变了革命的具体内容和中心任务,而且也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农民运动的多重结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相对于政党、政党政治等源自19世纪欧洲和20世纪俄国的政治现象,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中更具原创性的发明。

   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个说法值得思考。第一,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第二,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而且还必须有地方的武装和民兵;第三,兵民的范畴是在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产生的。所谓群众路线,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包括这样一些内容:首先,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次,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问题,切切实实改良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粉碎围剿。表面上看,群众生活由苏维埃组织,但在实践上,共产党人必须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完成这个组织群众从而也是重新组织自己的任务。因此,一方面,如果没有组织,我们就不知道群众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的过程,组织就是没有活力的、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结构。苏维埃是群众在其中得以形成的形式,而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得以自我表达的一个政治组织。在广阔的、尚未工业化的乡村,无产阶级却在政党运动中获得了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是政党创造了阶级的自我表达,从而也创造了政治性的阶级,但这个政党并不是展开人民战争之前的政党,而是通过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建设、通过群众路线而重构了的政党,前一个政党不可能创造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而只有在人民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政党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使命。总之,群众路线是人民战争的基本策略,而人民战争最终改变了或者说重构了政党的含义。这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独创性之一。

   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了谁"与"怎么为"的文化政治,涉及的是政党与群众、社会的关系问题。现代政治的基本外壳是国家,也正由于此,政治运动不可能脱离政治权力单独运行。代表制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政党与国家发生紧密关联的条件下产生的,即政治体系必须通过一定的代表形式而形成。普选、地方选举、党内选举、推举、轮换或抽签等机制,都是这一代表制得以运转的不同形式。这些形式的优劣不是绝对的,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其前提是存在着活跃的民众的和为民众的政治。

   但今天人们在讨论代表制问题时,往往忽略了代表性政治中包含的超代表制内涵。事实上,群众路线就包含了这样的内涵,群众路线是一个政治过程,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概念包含了有待出现和有待形成的政治主体的内涵。群众是形成中的政治能量,而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化,两者的关系逐渐地转化相对一体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完全是代表性的关系,或者说,常常超出了代表性的关系,两者通过这一关系而相互塑造,从而群众路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的创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成为政治的范畴,而政党也成为大众政治的一部分,两者水乳交融,但并未取消政党的先锋性。因此,如何回应时代变化及新条件下不同群众的构成,就成为政治组织重构政治代表性的主要议程。没有这一进程,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政治代表性都会面临空洞化的危险,从而产生政治体制与大众生活的脱节。代表性政治中的超代表性方面是讨论代表制问题时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伴随着阶级政治的退潮,政党政治向后政党政治转变。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重构阶级构造却压抑阶级政治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与阶级政治极为活跃而工人阶级规模却相对弱小的20世纪形成鲜明对比。在"后政党"的条件下,什么是"群众路线"的政治内涵?在中国革命、尤其是人民战争中,群众路线大致可以这样描述:完备的、内部有高度严明纪律性的政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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