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现代权力关系的交换属性及其超越方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4 次 更新时间:2014-03-29 23: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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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  
权力制约的动态过程是可以包含在权力运行中所发生的某些妥协和相互让步之中的。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四种既相关联又有所不同的权力制约方案:第一,以权力制约权力,形成一种权力制衡机制; 第二,以规则制约权力,把一切权力都纳入到理性的和规范化的轨道;第三,以道德制约权力,通过权力执掌者的内在约束机制而使权力只发挥正向功能;第四,在权力运行中通过权力关系各方的博弈而使权力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控制力量。前三种方案都或者得到了应用,或者被学者们极力推荐,而第四种方案则是从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对权力的交换内涵的发掘中推导出来的。

   从理论上看,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对于权力的交换内涵的认识可以导向一种新的权力制约方案的提出,但是这仅仅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及组织模式不变的条件下才可以确认的方案。事实上,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以及组织模式都正面临着全面转型的任务。所以,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的所提供的只是一项“迟到的”发现。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指出,即使在近代以来的这一工业社会背景下,也一直存在着权力性质与权力运行形态上的不一致,并且出现了制度性的抽象权力和设置在职位和岗位上的具体权力。就抽象权力而言,是不包含交换内涵的,只是在具体权力之中,才可以看到交换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即便是在组织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所发现的权力背后的交换内涵不能够泛化为所有权力均如此的论断,只有在用来理解具体权力的时候,才是积极的。由此出发去想望合作制组织中的权力,将会看到,权力结构性分化的状况在合作制组织中再一次归于沉寂,抽象权力与具体权力因合作制组织的流动性和权力生成的随机性而变得边界模糊,甚至失去了稳定的载体。在合作制组织这里,由于没有维持一种具有稳定的权力的需要,由于没有需要得到权力支持的控制冲动,因而出于巩固权力需要的交换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三、合作制组织中的权力和权力意志

   现代组织中的权力关系建构主要是出于组织管理的需要,在对组织结构的维护方面,在对组织规则的实施方面,在获得组织整合力量方面,权力都是必要的,而且总会有着优异的表现。但是,在权力的运行中由于组织权力的原因而使官僚制组织具有反功能也是我们时时处处都能够看到的,“因为直接应对人类互动的最具有威胁性的构成要素———权力,所以都呈现出交流沟通与信守承诺的问题。由于权力介入其中,具有威胁性的信息将不会受到审查。科层制的诸种反功能将扩展开来。信度低的承诺、缺乏实效的交流沟通以及失当的功能运行的恶性循环,将会愈演愈烈。摒弃它们的诸种努力将把特权召回,并且将会引发其他的恶性循环。”当然,在组织重构或再造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可能设想祛除权力,至少在今天,我们还看不到组织运行中可以没有权力的支持。尽管权力对于组织成员的沟通、互动、交流而言是一种消极的力量,但是组织协调在许多情况下以及一定程度上又是必要的,而权力恰恰能够发挥组织协调的功能。

   组织的管理是需要得到权力支持的。官僚制组织对规则体系的注重其实是包含了抑制权力的内涵了,这说明官僚制组织对权力采取了理性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当致力于合作制组织的建构时,在某种意义上,官僚制组织的权力观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我们并不打算祛除权力,同样也不像官僚制组织那样去把权力纳入到规则体系的规范之中而去解决权力特权化的问题,而在构想合作制组织时所追求的是在权力运行方面谋求权力意志的消解。我们看到,官僚制组织生成的政治生态和环境,都是把反特权作为权力改造的一项重要任务来看待的,所以特别注重的是如何通过权力制约和权力运行的规范来防止权力演化成特权。官僚制组织实际上对这一时代性的任务进行了更为科学的诠释,即通过“非人格化”、“祛除价值巫魅”以及完整的规则体系的建设而有效地规范了权力,有效地防止了权力的特权化。但是由于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权力运行的表象上面,而对权力意志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也由于官僚制组织的社会背景还是一种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状态,组织的随机性信息处理能力,组织部门间以及组织成员间的互动、沟通和交流等等,都远没有组织的规则、体制、结构以及物资的和人力的资源显得重要,从而使官僚制组织的“反功能”不至于影响到组织任务的承担,而只有当组织陷入了周期性危机的状态时,才会让人们注意到组织的“反功能”,并希望通过一些改革措施和作出一些调整后解决组织的反功能问题。

   现在,当面对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时,当发现组织必须承担的任务在紧迫性和复杂性、不确定性等方面都越来越突出的时候,我们无疑会要求把关注点落实到组织的随机性信息处理能力上来,会对组织部门间和组织成员间的互动、沟通、交流等提出很高的要求。这样一来,也就使组织的反功能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权力。结果,我们发现仅仅出于防止权力特权化的要求而作出的设计和安排已经失去了历史价值,不再能够满足于在权力运行的表象层面去寻求权力制约的方案,而是需要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所以我们提出了一种把权力与权力意志区别开来的设想。如果能够使权力与权力意志相分离的话,就可以有效地防止一切权力特权化。不仅如此,还给予了我们这样一种希望,那就是从根本上避免权力反功能的出现。由于以往的和既存的各种各样的权力制约方案都或多或少地造成了权力正向功能的衰减,由于规则体系造成的组织运行僵化……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必须去探索超越既有权力制约方案的可能性。一旦把权力和权力意志区分开来,一旦通过制度设置而使权力与权力意志分离,那么权力及其运行就不再反映权力意志,也就不会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因权力意志而出现目标异位,进而也就不再会产生反功能的问题。也就是说,一旦权力与权力意志相分离,组织在行动上就会拥有灵活性,就能够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承担复杂任务的需要,特别是在承担紧迫的、不确定性的任务方面,能够显现出巨大优势。

   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看到,“统治某个组织的正式运行的结构和规则,限定了权力关系得以展开的领域。确定一些部门,在这些部门之中行动比在其他部门中更容易预测,并且建立诸种相当容易掌握的程序,以这种方式确立和限定不确定性的组织领域。”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组织的各个方面都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这时组织的结构和规则的确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即限定权力关系展开的领域,能够用确定的程序去限定不确定性,而且无论是作为“权力攀登者”的个人还是团体,都会谋求“控制这些领域,以便于将它们运用到实现个人战略的行动中去,围绕着这些结构和规则,人们建构权力关系。个人或团体在组织内部的权力和行动能力,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对影响组织是否可实现其目标的不确定性领域的控制程度,取决于该不确定性领域的重要程度,以及和其他同样能制约这种领域的对手相比他们所体现出的合理性,所以,由个人或团体控制的不确定性领域越是关键,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多。”然而,由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上述这种现象得以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地降低了,甚至可以说已经不再可能发生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自身流动性的迅速增强,不确定性程度的迅速提高,正在使领域的限定和对领域的控制变得困难重重,而且,如果强行实施控制,或轮番地使控制升级的话,其后果可能是不可预测的。既然对组织的任何一种限定和对组织内外的任何一种控制都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而且经常性地导致组织机能失灵,那么不去谋求组织的变革,其社会后果也就极可能是具有悲剧性的了。

   而“权力关系以及由之引发的多种问题,并不仅仅是重叠的权威结构的产物,它们可以是组织的产物,抑或可能是社会的产物,也就是说,是社会统治诸种模式的表现。在任何类型的社会关系之中,它们都是基本的、始终现身的构成部分,始终能够作为涉及权力的集体行动的胚胎来加以分析,并且对讨价还价活动发生着作用。绕行规避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任何企图离开这一现象对其加以界定的做法,给其贴上不同的标签,将其设定为从属性的存在,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的事实:权力及其诸种隐匿的对待存在形式,操控与敲诈,是任何集体实践都无法避开的构成部分。”

   在我们对合作制组织的探讨中,权力依然是我们必须加以关注的一种重要因素。对于合作制组织而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削弱权力的功能,也不在于如何去制约权力,而是要从根本上去解决权力异化的问题,从而保证权力正向功能的最大化。所以,究竟权力是一种支配关系还是交换关系,都变得不再重要。也许合作制组织中的权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支配行为的特征,甚至以支配行为出现,或者会在形式民主的组织文化中表现为一种交换关系,但是其中所包含着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认同则会日益增长。也就是说,合作制组织中的权力关系是基于知识、经验、智慧等方面的权威而生成的,人们对这些权威的接受也使他们倾向于对基于知识、经验、智慧的权力作出认同。不过,这种权力更多地存在于一些极小的微观行动系统中,不会被结构化为一种普遍性的组织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制组织的权力运行中,权力意志得到了消解。无论是农业社会中的那种具有统治属性的权力意志,还是现代组织中的那种具有管理属性的权力意志,在合作制组织的权力运行中,都不再会呈现出来,更不会在权力的运行中发挥作用。这个时候,虽然组织中会存在着权力关系,但这种关系中却并不包含权力意志。一旦权力意志消失了,权力关系中的支配属性和交换属性也都将得到完全消解。

   既然我们指出合作制组织中也同样存在着权力,那么我们就会面对这样一种质问: 权力会不会被用来强化组织过程中的支配和控制行为?会不会被编织到支配和控制行为赖以展开的组织结构中去? 会不会使组织周期性地呈现结构稳定和结构僵化的状况?显然,如果权力的性质不发生改变的话,就必然会出现这种状况,从而使合作制组织再度退化为官僚制组织。不过,我们认为,对于合作制组织而言,权力将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分化,即实现权力与权力意志的分离。从近代以来的思想轨迹看,在政治系统中实际上是包含着让权力与权力意志相分离的追求的,甚至在近代早期的人民主权原则中,就已经潜含着把权力意志转化为公众意志,让权力体现公众意志和服务于公众意志之实现的设计逻辑。但是在现实的政治行动中,当权力付诸于少数人执掌的时候,公众意志就会受到阉割,或者转化为了权力意志,或者被权力意志所征服。为了对这一问题加以防范、抑制或矫正,发展出了“以权制权”和“以法控权”两种思路,以求对权力的行使以及基于权力的支配和控制行为加以制约、规范。然而,沿着这两种思路进行的设计,重新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对权力的关注,忽视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的关系问题。结果,关于权力制约和规范的问题陷入了只顾形式合理性的发展路线之中。这是宏观政治系统中的状况,至于微观性的组织行为系统,权力与权力意志间的关系也未引发人们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政治合法性与组织合理性分化为不同学科的主题之后,关于组织中的权力及其运行也被纳入到了合理性的视野之中。结果,也就更加没有人去关注权力与权力意志的关系问题了。总体看来,无论是政治系统中的合法性问题还是组织行为系统中的合理性问题,都走向了形式化的方向,都在努力谋求形式上的可以还原为技术的制约和规范,所以,并没有解决权力与权力意志的分离问题。对于合作制组织的建构而言,近代以来的政治系统和组织行为系统建构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都必须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合作制组织必须首先解决权力与权力意志相分离的问题。一旦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合作制组织就能够避免权力被用于编织和强化稳定性组织结构,从而不再使合作制组织(像以往和既存的组织那样)成为支配和控制的行为系统。合作制组织结构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组织成员间以及组织间的关系都只能在合作的向度中展开,由于权力不再与权力意志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支配和控制的行为无法产生。而且,合作行动的机制也能够随时对产生于组织成员个人那里的支配和控制冲动加以制止,使其无法朝着结构化的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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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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