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枫:贵在“论从史出、整体把握”——读高放先生《苏联兴亡通鉴》有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1 次 更新时间:2014-03-14 0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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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枫  
仍很复杂,让人一头雾水而难得要领,也是令人头痛之事。苏联解体问题就是这样的,它很复杂、原因很多,学者提出了这个“说”那个“论”的,多达十几种甚至几十种,真令人头晕目眩。而我在《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明白好记的公式,这就是:合力论+重点论=内外远近因+党与体制问题(请见该书第182页)。

   这个公式的意思是:苏联解体的原因,要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而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就是指“内、外、远、近”因素的综合作用,加上“党”与“体制”这两个重点。所谓“两个重点”的提法是否科学?实际情况是“党”与“体制”(或制度)这两方面密切不可分割,没必要将其根本对立起来,承认一个就必须否定另一个。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根本性”问题未必只能有一个,不同角度和层面可有不同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说“根本原因”具有相对性,不宜将其绝对化。有学者认为,在“党和体制(或制度)这两个概念中,制度有更重的分量,是重点的重点。党的问题也是在制度设计上有问题”。但这也会招来另一种质问:就算党的问题是由“制度设计”上的问题造成的,那这个“制度设计”又是由谁设计、由谁去执行呢?好的制度设计和“不折不扣”的执行,必定少不了一个好的党。这就是说,要分清“党”和“制度”孰轻孰重,就好比要搞清“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的难。因此“党”和“制度”都是重点,角度不同,很难分轻重,这就是中国的实情和国情。著名社会主义问题学术大家赵曜老师在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肖枫同志在恩格斯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苏联实际,提出要把'合力论'和'重点论'相统一。他认为,'重点论'有两个,一个是党,一个是制度,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请见该书第3页)。

   二是将中国应吸取的教训从整体上概括为既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而要走“新路”。这与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的精神是非常吻合的。《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一书在扉页的“内容简介”中提出:苏共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苏共演变具有“长期性”,但整体质变具有“快捷性”,垮起来快得很。吸取苏共的教训,就整体而言,既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而要走新路。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必须强调“发展”。我们决不能忘却邓小平曾尖锐指出过的另一种性质的“亡党亡国”,那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些简练的概括与后来于201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精神是完全相吻合的。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认为,这既是我们党长期探索的根本经验的总结,也是吸取包括苏联兴亡经验教训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

   总之,高先生的《苏联兴亡通鉴》,对苏联兴衰的研究贵在方法论上运用了“论从史出、整体把握”。与此同时,我的拙作《苏联解体我的解读》在方法论上应该说是与高先生一致和相通的,因此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看法和语言,并使我们的研究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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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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