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精神背叛与道德张力

——读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9 次 更新时间:2014-02-23 2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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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当年欧洲如果不是在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战争的磨难与苦痛之中,思想家们就不仅无须反思启蒙问题、自然法则问题,更不必反思世界和平问题。而福山不仅试图在上世纪的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悲观主义情绪中走出来,而且确实在经验层面上提供出了许多论证,诸如南欧的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的右翼独裁过程,拉美阿根廷、乌拉圭、巴西、智利和秘鲁、哥伦比亚的独裁(军)政府的纷纷垮台,东亚菲律宾、韩国以及台湾和缅甸的缓慢转型,南非的民族隔离政策的逐渐松动等,似乎民主政治确实代表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某种规律性。

   对左翼专制主义的揭示福山显然用力得多,可能也是受到意识形态批判最多的部分。笔者无意在此对意识形态内容作出具体解读,而只想指出,福山批判了以基辛格为代表的务实外交的实用性策略,同时回顾了包括“依附理论”在内的“世界普遍史”的可能方向: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制度循环的历史观到西方思想体系中的第一部真正的普遍史的基督教,从康德、黑格尔(科耶夫)、马克思的现代世界普遍史到斯宾格勒、汤因比(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以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历史研究和20世纪“最后一部”有意义的世界普遍史(以美国为主的一群社会学家完成的)的“现代化理论”等等,然后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揭示的灵魂构成中的“欲望、理性和精神”三要素进行交替分析,追溯了霍布斯、洛克的自由主义传统以及“美国的建立到处充满了洛克的思想”等,对这种“思想的钝化”福山也采取了批判立场:“自由主义还通过把欲望从占有财富的一切压抑中释放出来,与以现代自然科学为形式的理性相结合,创造出现代经济世界,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并且无限富有的奋斗场所突然展现在人的眼前。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理论,惰性的主人应当被奉劝放弃他们的虚荣世界而搬到这个经济世界中来定居。精神应当从属于欲望和理性,这就是由理性指导欲望。”(第376页)因为欲望和理性统治了世界,精神的缺失让这个世界充满了平庸,尤其是民主国家到处都是“没有抱负的人”,于是“最初之人”与“最后之人”成了现代世界摇摆的两极——而这,是福山把黑格尔-科耶夫理论与霍布斯-洛克理论进行两相比较的基本原因,同时也是引入尼采的道德理论进行深入剖析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德里达所说的“两种话语”混杂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但因此而否认福山所进行的历史化的检测和梳理甚至以为是为了达到某种本质而“非历史化”,至少是有失公平的。

   如果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确实可以争论乃至批判,但至少有某种规律性可以被发现。由“最初之人”的“野蛮状态”到“最后之人”的“文明状态”,有关“主人的道德”和“奴隶的道德”的两不性确实无法逾越。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两不性”在跟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体系相比,东西方仍然还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自由民主国家没有实现黑格尔所说的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结合。尼采认为,它代表着奴隶的无条件胜利。主人的自由和满足消失了,因为民主社会中没有人真正地实行统治。自由民主国家的典型公民是霍布斯和洛克所推崇的个人,他应当放弃相信自我优越感的自豪,选择舒适的自我保存。对于尼采来说,民主的人完全由欲望和理性组成,能通过长期自我利益的计算智慧地发现满足许多小的需要的新方法。但他却完全缺少优越意识而只满足于自己的幸福,并且不会因没有能力超越这些小的需要而感到自惭。”(第341页)福山还说:“对于一个受霍布斯、洛克、杰斐逊及其他美国缔造者思想影响的美国人来说,黑格尔对在为名誉进行的战斗中敢冒生命危险的贵族主义的称颂肯定是日耳曼人的口气,充满了邪恶。这不是这些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家们中有哪位不承认黑格尔的‘最初之人’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原型,而是他们看到,在一个只有奴隶的无阶级社会里,说服一个可能会成为主人的人去接受奴隶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政治问题。其原因在于与黑格尔相比,他们并不看重从获得认可中得到满足……”(第181-182页)而在我们这里,至今不能解决的是“主人的道德”问题。尽管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自由与平等原则不仅被拿破仑的常胜军队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之后更是传播到更为广大的地区比如中国等亚洲国家,然而,人民主权有名无实,或者假借“人民”之名行东亚传统威权之实,人民不能获得自由潜在根本仍然在于保障统治者的绝对自由或者更大的自由。特别是市场经济改革30年来,因为少数人的自由获得了最大保障,贫富差距空前严重,难怪有着很大一部分人重新怀念“毛泽东时代”,用网上一个网友通俗而典型的话说就是:如果没有民主,那么中国更需要皇帝。

   因此,黑格尔认为世界普遍史可以理解为人人获得自由的过程,并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归纳成一句名言:“东方国家发现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发现一些人是自由的,而我们发现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这句名言确实带有点日耳曼人的邪恶口气,其实却并没有大错,在我们这里甚至还没有过时。而尼采的道德谱系学说,我们似乎应该倒过来读,因为我们盛行的时至今日仍是“主人的道德”,我们不仅没有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法国革命是基督教式自由平等社会在地球上的一次实践。昔日的奴隶在这场革命中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证明他们已经战胜了对死亡的惧怕,正是这种惧怕曾让他们过去被他人当做奴隶来对待的。”(第222页)而且,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在我们这里也有着两重性,每个人都是主子同时又是奴才,每个人都想有朝一日能够“统治”,但前提是你必须当好“奴才”,因此我们所盛行的“主人的道德”是以“奴隶的道德”作为实体补充的,也即以鲁迅先生说过的以“先做稳奴隶”为基础的,二者之间互为前提并由此可以互相转化。就跟当年西人当面指出中国太监制度的愚昧和野蛮,太监们却大叫冤枉并大呼能做太监乃皇恩浩荡的道理相同,而今许多谩骂茅于轼先生乃“汉奸”、谩骂有“自由倾向”的学人们为“西奴”者,便是因为他们深知“做稳奴才”的中国道理,甚至一度还能在原重庆的“主子”那里得到一些犒赏,等等。

   话说回来,我们当然绝不能也绝不可以做“西奴”,尤其必须从西方乃至美国的“话语霸权”中解放出来,并完全应该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提出我们的主张和看法,或者为世界秩序的可欲性转型提供终极关怀——至少,相对于福山的“美国问题”,究竟何为我们真正切身而有效的“中国问题”?比如是否可能回到我们自身的道统以建立新的道学,也即必须重审康德提出的“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的老问题。但前提是,必须坚决拒绝“做家奴”,否则:我们不仅无法回避“主人的道德”谱系问题,即便“奴隶的道德”谱系问题,我们也几乎无从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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