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为丁盛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81 次 更新时间:2014-02-08 15: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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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  
以逻辑推理,言下之意,其他两个军应该靠得住,应该指挥得动(要不丁盛为什么不说三个军都靠不住,他都指挥不动呢)。六十军的军部在镇江,一军的军部在湖州,湖州比镇江更靠近上海,按逻辑推理下去,丁盛岂不是可以拿一军及十二军作资本去投资靠“四人帮”?丁盛有这样做吗?此其三。

   张春桥当时还兼上海警备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王洪文亦还兼警备区政委。上海警备区本身就有三个师的兵力(即驻市区的警备师,驻周浦的守备一师及驻松江的守备二师),即使三个野战军都指挥不动,以丁盛加上张、王,警备区这三个师总还能控制,还能指挥得动吧?如丁盛真的参与了“准备武装叛乱”的密谋,为什么不与马、徐、王议议如何去指挥调动较易于掌控的这三个师呢?此其四。

   丁盛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这么说来,所谓“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与1971年“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丁盛来说,都是子虚乌有的罪名。

    

   6、公道自在人心

   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近年在其回忆录中多处提及丁盛(还好,称其为“丁盛司令员”),多少还算从侧面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如廖说,他1975年2月接到调令去南京,“一个星期以后,我又接到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丁盛打来的电话,欢迎我速去上任”,又说:“我和彭冲,丁盛都比较熟悉”,“我和丁盛前后接触的时间更多一些。丁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后到陕北红28军当团政治委员。1937年8月红军改编八路军时,红28军与红2军团第6师合编为第120师第716团,宋时轮任团长,我任副团长,丁盛任2营党总支书记。宋时轮团长带领2营开赴雁北地区时,丁盛调到第715团任党总支书记,以后又去了第115师。1955年,我们一同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我是第2小组组长,他是组员。毕业后,他任第54军军长。1963年,我们一起到高等军事学院参加军委组织的马列理论学习班,我是班主任,他是学员。……”。〔15〕

   关于8月8日这一个晚上,廖汉生说法有别:“9月初,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当天晚上,上海市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就跑来看望。我住在同一层楼,在上海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大概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妥,于是让人向我通报:一会儿来看廖政委。

   “他们几个人在房间里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还没有出来。我本不想见他们,于是就关灯睡觉了。

   “我刚刚躺下,就听到他们一行人从房间里出来,推开我的卧室门,连着叫了几遍:‘廖政委,廖政委……’

   “我没有搭理。

   “他们自言自语地说:‘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再来看吧!’

   “第二天,徐景贤来看我,请我搬到锦江饭店去,说那里有冷气,条件好一些,对治疗有利。我谢绝了。”〔16〕

   根据丁、徐及《南京军区大事记》,这一晚应该是8月8日夜间,廖说是9月初,显然是记错了。另廖说他是8月4日乘飞机抵达上海的,这距8月8日只有四天时间,说自己在上海市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恐怕是言过其实。再说,丁盛不打电话,上海市委并不知道廖到了上海,知道了以后不是马上赶来了吗?不是第二天徐景贤又专门来请廖搬到锦江吗?廖又说:“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显然是指丁盛,但丁盛已言明,他是视察完舟山后途经上海的,并不是专门去上海看病。此外,廖说丁与马等人“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而丁说他们是深夜才到的,廖说他们没有进房,而丁说他们是进房谈了一会儿。

   这真是一个扑朔迷离、说不清、道不明的晚上!

   廖再说,1976年10月7日,“四人帮”被抓后第二天,军委紧急通知:南京军区丁盛、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立即乘专机到北京开会。当晚10时30分,军委办公厅通知马上去开会,廖说:“我立即起身,匆匆下楼。其他几个人也来到楼下,只有丁盛司令员还在澡盆里泡着呢,房间的门反锁着。于是,我又派人上去敲门,好不容易才把他叫出来。”〔17〕

   当晚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各省市、湖北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华国锋宣布,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全场爆发出热列掌声,这掌声,应该也包括了丁盛的吧。

   10月9日上午,彭冲、丁盛和廖汉生一起找周纯麟谈话,分析在“四人帮”被公开揭露以后上海可能会出现的情况。10月10日,彭、丁、廖等返宁。到南京后,立即召集军区常委、顾问、离休老干部作了传达,晚上,又召集驻南京地区的陆、海、空军和军队院校的军以上单位负责人进行传达。

   根据廖汉生的以上描述,丁盛在粉碎“四人帮”之际并没有“准备武装叛乱”的异常举动和表现,相反,坦然得可以,要不,怎么还有心情在京西宾馆的大澡盆里泡个老半天呢?

   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其后丁盛突然被抛了出来,究竟原因何在?自称与丁盛“比较熟悉”的廖汉生,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廖的回忆,始终没有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交代。

   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许世友。

   自南京军区成立始,许世友就将其视为自己的“地盘”。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亦承认,许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谓不厉害:“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516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32人,其中军职13人,师职19人,被所谓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10人,其中军职1人,师职9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18〕 丁盛到任后,根据军区干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这传到了许那里,据说,许十分不悦。

   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叶剑英。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后来著书说,1969年10月下旬,“叶剑英被迁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长沙、岳阳、湘谭和广州等地,受尽折磨”。当年底,在湖南安置的叶去广州治牙疾,“到广州后,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对叶剑英很冷淡,主要领导人根本不见叶剑英,而让一位副参谋长出来安排叶剑英的住行。他们不让叶剑英住原来住过的房子。……”。〔19〕所谓主要领导人,指的是丁盛、刘兴元。其实,以叶当时的情况,让军区副参谋长刘兴隆去安排叶的食住行也算可以了。丁盛不喜迎来送往,不要说叶剑英,即使后来江青到广州,丁盛也不愿出面,只是由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负责接待。

   笔者不知道有关丁盛得罪叶、许的说法有没有什么依据。不过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当丁盛急速从高位往下坠落时,落井下石者有之,而却没有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虽已处处小心行事,但还是始终欠缺高层政治斗争历练,疏于防范(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吧),为徐景贤这样的肖小所诬陷,终酿成后半生的悲剧!高层政治,即便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来说,不也是太险恶了吗?

   丁盛晚年,据说经四野出身的总政主任于永波同意,由广州军区收回,按师级干部安置,惟政治待遇没有任何松动变化(生活待遇倒还算有所改善)。然而,人民没有忘记他。据知情者说,1990年代,丁盛“仍以耄耋之年,时常应邀奔走于京津、赣粤桂琼、滇川渝和鲁豫等省市,他的老部下、老战友,包括不少同他从未谋面均已转业地方的干部战士,听说‘丁军长’来了,看望者络绎不绝,迎迓有加,情真意切,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以在昆明、成都、重庆为例,他的老部下一家一家请他去住,去吃饭,陪他去游玩,简直排不过来。他是从山城重庆调走的,旧地重游,军队和地方,凡是和他认识或有过交往的,还有大量的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的中青年人们,拜访探视者竟日盈门,令人感怀不已!”〔20〕

   公道,自在人心。

    

   附:丁盛简历

   1913年,生于江西省于都县。

   1930年6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由团转党。

   1935年11月~1936年2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二科政委,参加长征。

   1937年8月后,历任八路军旅政治部科长,团政委。

   1945年4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11月,历任晋察冀军区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旅长,东北民主联军八纵二十四师师长,东野(四野)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

   1950年4月后,历任四十五军副军长、军长,五十四军军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3月,组成“丁指”,指挥西藏平叛作战。

   1961年8月~1964年3月,中共成都军区党委常委。

   1962年10月,再度组成“丁指”,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段战事。

   1964年8月~1968年2月,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司令员。

   1968年2月-1969年7月,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977年3月)。

   1969年7月-1973年12月,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2年3月~1973年12月,并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中央委员。

   1973年12月~1977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74年10月~1977年3月)。

   1977年3月,停职审查。

   1982年7月,被令退出现役。10月,被开除党籍。

   1999年9月25日,在广州逝世。

    

   注释:

   〔1〕第五十四军驻京老战友联谊会联谊组编印:《难忘岁月战友情》(2001),页334。

   〔2〕本节内容,参见中共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委员会编:《无敌的铁拳—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军史》(1991),成都军区百科编审室编:《西南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西藏军区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5~1985。8)》(1987)。

   〔3〕本节内容,参见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办公厅、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史资料(1954。10~1987。10)》(1991)。

   〔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页301-304。

   〔5〕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2]24号《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1972年7月),页70-76。三叉飞机,原文如此,应为三叉戟飞机。

   〔6〕赵炜:《西花厅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247。

   〔7〕周纯麟:《周纯麟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页562。

   〔8〕本段及下段内容,参见南京军区《当代中国》军事国防卷编辑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大事记》(1986)。

   〔9〕同〔8〕书,页165。

   〔10〕意指怎么调到上海警备区的。李宝奇,原为陆军第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后任总政组织部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1975年10月调任上海警备区政委。

   〔11〕刘耀宗时任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

   〔12〕同〔8〕书,页170。

   〔13〕同〔8〕书,页165-166。

   〔14〕1976年2月后,陈锡联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15〕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页357。廖这里记忆有误,丁盛时为南京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彭冲,当时兼任南京军区第三书记、军区第二政委。廖为书记,排名于张春桥、丁盛、彭冲之后。

   〔16〕同〔15〕书,页389。

   〔17〕同〔15〕书,页394。

   〔18〕同〔15〕书,页363。

   〔19〕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页53-54。

   〔20〕同〔1〕书,页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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