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为丁盛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92 次 更新时间:2014-02-08 15: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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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  
林彪阴谋携带黄、吴、叶、李、邱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九月十二日晚九时许,由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泉(即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某部原部长),朱铁铮(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某部原处长)等开‘七人黑会’,拟定了随从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该材料还引用了空军副参谋长兼空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亲笔供词”称:“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以后,周宇驰和我安排十三日反革命政变飞机。周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的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再准备一架多坐三叉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十三日八时直飞广州。由王副参谋长(王飞)指挥。还调一架安-24、一架安-12飞机运上两架直升机,都飞去广州。吴法宪还交代把大飞机也都准备好,随后调去广州。”〔5〕

   三几架飞机的人就可以另立中央?这总使人有些疑问。以后的清查结果表明,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材料能证实林彪、黄、吴、李、邱知道这一“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更不说有所行动去实施这一“计划”了。亦没有任何材料能证实,广州军区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包括丁盛在内,知道有这么一个“计划”,或为这个“计划”作了任何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准备、策应工作。事实证明,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在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

   对于丁盛本人在“913事件”中的表现和态度,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近年写的回忆录,倒是作了正面的肯定:“这天,钱嘉栋、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6〕

   而在“913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央对于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这本身就是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说的否定)。1972年3月,刘兴元调成都军区,丁盛增补为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随后并接替刘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8月,丁盛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周纯麟,在他本人的所谓“封笔之作”中提及丁盛这位当年的上司时,称他为“曾经上过林彪贼船的丁盛”,比照史实,这自然是信口雌黄,恶意中伤了。〔7〕

    

   4、厄运之夜

   197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八大军司令员对调,丁盛与许世友互换位置,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命令宣布后,毛泽东在京召见。与丁盛握手时,毛说:“你到广州不久,把你换换吧”,又说:“你有心脏病,要注意休息”。丁很有点儿感激流涕,顺从地点了点头。

   秉承其一贯的作风,丁盛到南京后,将军区军事工作抓得颇紧。到任后不及一月,即根据总参批示精神,制定了军区的《加强战备值班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各级机关均要建立首长值班、作战值班、部门值班、部(分)队值班制度。1975年5月,丁盛到武汉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协商研究二十军与一军调防事宜,至当年7月中,顺利完成两军对调防务工作后,军区党委即召开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6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了军区关于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方案,经初步整顿,军区部队的建设得以加强。8月,经毛泽东、中央批准,南京军区领导班子调整,丁盛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军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仍由张春桥兼任)。11月,丁盛在南京主持召开作战会议,讨论了军区作战预案,研究了部队基本部署调整及各项保障计划。当月,还组织了陆军第六十军的检验性演习。〔8〕

   1976年3-5月,经军委批准,南京军区共有三个军级机关、四个师部、二十七个团进行了部署调整。5月,军区发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军区浙东南前指,统一领导浙东南沿海战备工作。7-8月,军区组织了军、师干部集训,参加集训共二百五十人。

   8月8日,在视察完浙东南及舟山地区防务后,丁盛抵达上海,住延安饭店(南京军区在上海的接待处)。当时到沪治疗皮肤病的军区政委廖汉生,恰好也住此间。

   丁盛的厄运,也就肇源于这一天晚上。

   关于这个晚上,人称“徐老三”的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后于1980年12月“两案”审判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作“证词”如是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代表官方观点的《南京军区大事记》则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八月八日晚,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同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延安饭店密谈。他们谈了在毛泽东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并分析了驻上海附近部队的情况。

   “这次密谈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了准备武装叛乱的步伐。八月十日,马天水下令催发民兵武器,突击发了各种枪七万余支,火炮三百门,弹药一千多万发。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贤向张春桥密报了丁盛的主意和他们有所准备的情况。十月八日,‘四人帮’的上海余党获悉‘四人帮’被拘禁,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9〕

   笔者的一位友人,在丁盛生前曾当面向丁本人询问过当晚的事情经过,根据这位朋友整理的访问记录,丁盛本人的版本大致如下:

   这天晚上,丁看望过住在楼上的廖汉生,谈了一会话,回来刚要睡下,廖的秘书秉告,廖明天要去华东医院,请丁给上海市委去一电话,以期引起重视。丁不好推却,便给上海市委值班室去电告之廖事,值班室即时报告了马天水等,马、徐、王三人当即赶来看望丁、廖。

   三人一到,本来已欲休息的丁盛只得强打起精神应酬。寒暄几句后,丁提及自己是从舟山过来,“过去我去过那里,看过一部分,但这次看得更完全。看来舟山群岛对上海的防御,我是有把握的,形成个屏障,敌人如果从海上打来就肯定要失败。不过长江以北及以东我还没看过,那是个水网地带,没有舟山那样的屏障,这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还要去看看”(考虑到友人是一位女性,笔者不能保证她的以上丁盛谈及军事地理问题时记录的准确程度,但大意应该没有问题的)。

   丁盛有个性格上的特点,熟人在一起时,他很坦然,很少说多余的话。而在外人面前,为免尴尬冷场,他的话反而还显得多些。丁与这三人其实没有什么交情,看这三人也不懂什么军事上的事,便换了一个话题:“这次我从长江口进来,感到长江的水很浅,见到很多挖泥船在挖泥,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海岛上修个深水码头,将外来货物都卸在海岛上,再用我们的船驳回上海,省得船只、货物积压造成罚款嘛”,马天水客气地点头称是。

   马随后提及南京军区在七月份召开的一次检查批邓情况的党委扩大会议,称会议开得好,要向军区学习云云。丁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

   马又说:“上海警备区一个副司令员董常云,听说他思想有些不通,最近他出差去了,回来之后我们要批评他”。又问:“李宝奇是怎么来的?”〔10〕

   丁答:“上面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建议让他来的”。丁想了想,反问马天水:“这个人怎么样?”马:“他讲话比较圆滑,与原来的刘耀宗不一样,刘直来直去。他到哪里去了?”丁说,他有病休养去了,马表态说,我们还是欢迎他回来工作。〔11〕

   上海警备区名义上受军区和市委的双重领导,马等“过问”一下,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丁盛不喜欢背后议论干部,便将话题引开。随后丁说:我这次来,是因为部队要在杭州湾搞演习,要来很多人,如本军区师以上干部、各大军区、总部都要来人,到时候都住上海,估计安置有困难,除了延安饭店要将现有的房都腾出来外,可能还要借用市委的其他招待所,另外后勤如副食品供应、车辆方面,到时都要麻烦市委帮忙,此外,演习地点离市区两个多小时,到时可能还得请你们派些民兵维持一下交通秩序。此后,还谈了点什么文工团演出、金山化工厂的事。临告辞前,马问了一句丁现在身体怎样,丁说,还可以,就是有点心脏病,老毛病了。马对徐景贤说,老徐,你到华东医院安排一下,给丁司令检查检查。据丁说,随后,丁领着他们三人到楼上廖汉生处坐了一会。回到房间,他不一会便睡着了。

   丁盛做梦也没想到,8月8日这一个晚上,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云泥之别的巨大变化!

    

   5、子虚乌有的罪名

   据《南京军区大事记》:1977年3月南京军区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积极投靠‘四人帮’的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随后,任命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聂凤智为司令员。〔12〕

   《大事记》又称:“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政干会字第119号命令,丁盛退出现役,由地方安置。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纪委(1982)军纪复字第105号批复: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开除丁盛的党籍”。〔13〕

   据丁盛申诉,他对马、徐、王三人是谈及对江北苏南的情况有些不大放心,但那是针对对外防御作战的战场准备而言,与国内政治问题一点联系都没有。据丁盛回忆,是谈起过六十军及毛泽东百年之后的事,但不在8月8日晚上,而是杭州湾演习结束后,9月3日他再到上海,在延安饭店碰巧又遇到马天水等人。马天水问起,上海市委曾给军区转去一封信,是六十军驻无锡部队一个什么人写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马问丁收到转去的这封信没有,丁回答说收到了,同时说起军区也收到一封信,是许世友的儿子写给某医院一位护士的,信上说到毛百年后要打内战,丁说,打内战可不得了,军区已将这封信送中央,送给陈锡联了。〔14〕

   笔者相信丁盛的申诉比较接近历史事实,这理由实在太多。

   徐景贤所“揭发”的“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是准备干什么?徐没有往下说。《南京军区大事记》直截了当说是“准备武装叛乱”。丁盛虽在军事上号称“大胆将军”,但政治上还算谨慎小心,他与马、徐、王并无深交,可谓素昧平生,有什么理由在一次礼节性拜访的闲谈中,便与自己不熟悉的三个人去“密谈”什么“有所准备”(潜台词就是“准备武装叛乱”)?此其一。

   王洪文、张春桥当时是军委常委,张春桥还是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是军区第一把手。王洪文也挂着上海警备区政委一职。丁要与“四人帮”有什么勾结,完全可以不假手他人直接找他的第一书记。张春桥掌控军队的能力无论如何要比马、徐、王强吧,且应该了解下属部队的政治思想和军事布防情况。丁盛如果真要“密谋”什么,找张岂不更名正言顺?何须绕着弯子要找马、徐、王再去转告?此其二。

南京军区当时辖有三个野战军,一军在浙江,十二军在安徽,六十军在江苏。按徐景贤所言,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他指挥不动,那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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