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策祥:“9.13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39 次 更新时间:2014-02-07 19:54:25

进入专题: 九一三事件   李文普  

袁策祥  
知道李文普原来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是李文普事后能够侥幸生存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对自伤逃生的李文普处置太过严厉,未免会使已经了解内情的张宏、姜作寿和刘吉纯等人兔死狐悲,心理上产生负面影响。最高领袖的安全毕竟还得依靠这些人来保护,李文普只要不自己惹是生非,各方面只好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了。李文普事后确实表现得体,不仅没有泄露半点机密,而且为专案组提供了林彪叛逃的重要证据,挖掘出了丰富的剩余价值。根据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张耀祠回忆:“我没有检查‘大红旗’,这事过去就懒得检查。那个情况下不能说自己打的,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张宏说:“走火,不说什么事,不要鉴定。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与中央一个口径。”汪东兴说得更干脆:“算了,小节,不再干扰。”系统内的领导竞相为李文普开脱,并不是这些人良心发现,也不是李文普烧香拜佛的结果;而是李文普的身份已经穿帮,若不保护,难以维持秘密战线上无数个张文普、马文普继续卖命的积极性。

    

   六、解读李文普

   李文普在《林彪事件与我》中说:“9月12日,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天。”他紧张什么?林彪的安全面临威胁,这种实实在在的威胁在李文普的职业生涯中可能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可能被迫采取行动,导致某种无法预知的后果。面对这种局面,任何人都会紧张。所以,前半句话“我一生中最紧张”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后半句“思想斗争最激烈”。关于自己思想斗争,李文普在文章里并没有过多的描述。为什么会有思想斗争,是什么思想跟什么思想斗争,他没说;不过这不经意的半句大实话背后却是大有文章。

   按理说李文普的职责就是保卫林彪的安全,其它的一切都不重要。在这个前提下,他应尽其所能,增派人手、加强警戒,24小时不离林彪左右;必要的时候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取林彪的安全,这对李文普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战士在临上战场之前,应该只有抛却生死、壮怀激烈的豪情,激烈的思想斗争从何说起呢?显然另有一股力量掣肘他的行动,阻止他履行固有的使命,令他左右为难、难以抉择。这个力量是什么?是对家人的牵挂?不像!是对林立果、叶群的投鼠忌器?也不是,如果按照刘吉纯的建议,拉上七、八个带大家伙的小战士不离林彪左右,林立果、叶群就不敢轻举妄动,李文普也用不着担心与他们撕破脸皮、大打出手了。

   只有二种可能,一种是林彪有想法。如果林彪自己想跑,确实会令李文普左右为难,产生激烈的思想斗争。拦还是不拦?李文普后来的实际行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李文普后来没有拦,放了。如果这是他的本意,林立衡晚上准备向中央报告时,他就会全力阻止;因为一旦林立衡报告上去,到时候自己不想拦也得拦,还添了个隐瞒不报的罪名,对他自己岂不是大为不利?根据林立衡所述,李文普对林立衡的告密行为相当鼓励。显然,这种解释会导致自相矛盾:李文普不想放,可最后他放了;他想放,却让豆豆去报告,无论如何是解释不通的。

   第二种可能,也就是唯一的可能,就是他的双重身份。这两个身份分别对应两个不同的服务对象,一个是直接首长林彪,另外一个是最高领袖毛/泽/东。一直以来,这两个对象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两个身份也是完全重合的。直到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与中央文革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呈誓不两立之势。中央文革实际是毛泽东的思想代言人,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妥协的。林彪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思想建树,但在个人荣辱问题上也是绝不妥协的。两位服务对象产生的矛盾使双重身份发生了分裂,令李文普极为痛苦,因为无论如何选择都意味着对另一方的背叛。

   思想斗争固然令人痛苦万分,该何去何从却很容易选择。9月12日下午,李文普傍晚时分从林办消失了一段时间,他在《林彪事件与我》中说是去空军疗养院了。此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一切部署,率领一行人回到了中南海。有人给李文普传了个口信,让他与刚刚归来的中央警卫团领导张耀祠单独联系了一下,汇报了一下近期的工作。电话里,张耀祠对李文普近期的表现很不满意,声色俱厉地训斥:“你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自己了!”本着我党一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张耀祠代表党中央、中央警卫团给了李文普一个机会,只要他勇于表现、戴罪立功,依然是党的好同志。

   李文普瘟头瘟脑回到林办,和刘吉纯一起给林立果准备房间。刘吉纯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可惜不符合中央精神。李文普当时心情很不好,又出于保密,什么话也没说,也说不出什么话。对于中央的决定,李文普完全不能理解,可是以他的身份,即没有申辩的机会,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林立衡准备向中央报告的时候,李文普又燃起了一线希望,希望中央不同的领导听到报告,也许会对“上面”施加一点影响、改变一点策略。所以李文普对林立衡的举动非常赞同,并吩咐刘吉纯陪同前往:“你叫张宏马上和我联系”。可惜他得到的是再一次的严厉督促。最后,叶群吩咐备车,马上要走了,李文普还不死心,幻想张宏会在最后一刻传达中央的命令,改变原先的决定,急切地叫刘吉纯通知张宏与他联系。可惜,矛盾的产生并不是一朝一夕,必杀之利器一旦启动也不会无功而返。一切,无可更改。

   李文普那一枪,也许是自责,也许是抗议,但无论如何不是林立果打的。按照李文普的说法,那一枪距离他只有1米,几乎是顶在身上打的。这么近的距离,没有打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却打到了胳膊上,若非电影《虎口脱险》里斜眼下士那种天生异人,一般人难以做到。

   一夜之间,林办秘书们和林彪的家人亲友跌下神坛,饱尝世态炎凉。这些人对李文普的所作所为当然不会有任何好感;然而,凭心而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李文普头上也是不公道的。林彪倒台对李文普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他根本没有加害林彪的动机,相反,他在暗地里肯定也试图做了一些挽救的工作,只是不为外人所知。林立衡、张宁等人有一件不依不饶的事,就是李文普交代的一句“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根据张宁等人的说法,李文普以此换取了三项条件:保留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这句话成了林彪叛逃的权威性铁证,李文普也成了一个贪生怕死、卖主求荣的典型代表。实际上,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定性是由《中发[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确定的。此文件首先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间开会传达,然后逐级传达到全国各级干部群众。57号文件发出时间是1971年9月18日,是孙一先等人勘察完现场,从乌兰巴托向国内发回电报,确认林彪死亡的第二天;也就是“9.13”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李文普交代那句话是什么时候?根据林立衡、张宁等人的说法,是在事发半年之后。可见,中央定性在先,李文普交代在后,时隔半年之久。李文普的交代只是给林彪案件的定性加了一个注脚,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

   李文普如果不跳车,温都尔汗徒添一具死尸,中国徒添一对孤儿寡母,“9.13”事件从此被掩盖得天衣无缝,内幕永远也不会被人知晓。李文普能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生存,成为“9.13”事件唯一了解核心机密的知情人士、活的见证,实在大智大勇,超出常人。若有一天他能畅所欲言,彻底解开“9.13”之谜,那将是普天之下所有关心此事的热心人士的造化。

    

   七、几句题外话:坠机现场的再辨析

   几十年来,“9.13”事件的真相一直众说纷纭。256号坠毁后,当时中国驻蒙古使馆的许文益大使、孙一先秘书等四人曾奉命到蒙古温都尔汗东北的现场勘察。近年,孙一先出版了《在大漠那边》一书,披露了一些当年现场勘察的情况,为我们了解256号的坠机现场提供了宝贵资料。

   根据孙先生的描述,现场有一个情况令他极感意外,就是虽然飞机严重解体,但机上九位乘员的遗体完整、分布有规律。256号最后像香蕉皮一样被撕成了上、下二瓣,机头部分连在一起。9具遗体的位置差不多都在下半片机身与舱内物品残骸的分界线上,大概就是客舱地板附近。根据现场痕迹判断,256号落地后没有发生翻滚,机腹滑行比较平稳,飞机运动轨迹比较规则,所以飞机在迫降过程中机上乘员的位置应该没有很大改变。9具遗体的位置基本反映了他们生前在飞机上的位置:潘景寅和叶群在驾驶舱内,三位机械师邰起良、张延奎、李平和林彪在离驾驶舱不远的位置,林立果、刘沛丰和杨振刚三人在一起,大约在机身中段。

   这个位置分布极其怪异。不合理之处在于,为什么没有其他机组乘员在驾驶舱内帮助潘景寅实施迫降?

   正常情况下,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中必须由正、副驾驶共同驾驶,因为操作繁多而且不能有半点差错。当时256号的机组没有到齐,副驾驶不在飞机上,但有机械师可临时替补。256号之所以能在山海关机场紧急起飞,就是机组进行了重新分工的结果。康庭梓分析:“李平是坐在右边副驾驶的位置上,完成他分工做的起飞动作。张延奎可能是坐在副驾驶座位后边空勤机械师的座位上,邰起良则可能站在中央操纵台的后面,这样从舱顶到操纵台的任何位置的开关,他都可以够到;凭他对各种特种设备熟悉的程度,会准确无误地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工作”。256号当时进行野外迫降,比正常降落更是危险万分,稍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潘景寅至少可以采用起飞时的组合,充分发挥每一位机组人员的作用,避免任何遗漏或错误,增加自己和所有乘员的生存机会。可实际情况居然是没有任何一位机械师帮助潘景寅,反倒是对飞行一窍不通的叶群呆在驾驶舱内,这是一个极为反常的现象。

   从遗体的分布来看,飞机被林立果劫持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因为三位机械师离驾驶舱更近,林立果等三人反而比较远。而且孙一先根据现场情况认定:“没有发现可能导致搏斗的迹象。”不仅没有任何对抗,反而有三位机械师齐心协力保护林彪的痕迹:“令人诧异的是,四、六、七号尸体成一弧形,拱卫着5号尸体,而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其余三人头部统统朝西,相互之间几乎是等距离的三至四米。”其中的6号是张延奎,其遗体有一个极其明显的特征:“上肢上伸,两小臂及手心内扣,像是要抓什么东西。两腿斜叉开,膝盖向上,脚心朝下,作蹬地状。这具尸体翻身朝下时,便溺约二十秒钟,证明尸体的膀胱和尿道都没有烧坏。”这个明显的特征说明张延奎生前紧紧抱着什么东西,而且正因为这个东西的保护,使得他的下腹部的烧灼较轻,器官保存比较完好。四个人中只有邰起良是趴着的:“4号尸体,个子瘦高,趴卧在地。上身穿着皮夹克,只后襟边烧掉,腰间皮带尚在,但裤子全部烧光。两腿叉开,脚心朝上。两臂下弯,右臂肘朝外,手心朝上……”,非常像是背着什么东西的姿势。7号是李平“两臂横伸,小臂上擎,右手心向上,左手心下扣”,也是保护什么东西的架势。不难猜测,三个机械师围成半圈,一个背、一个抱、一个护着的正是位于三人中间的林彪。三个机械师在最后关头,完全不顾自己的危险,用肉体当盾牌严密地保护林彪,令人感慨。特别是邰起良背负林彪,必须用自己身体的正面抗击烈焰、碎片和与冲撞等致命打击,受伤最重。“面部全被摔烂,血浆沾着沙土,非常难看在软地面上摔成这个样子,足见飞机爆炸时被抛得较高。”邰起良的面部应该不是在软地上摔烂的。因为摔得这么重,脸的一半应该都陷到地里面去了。更大的可能,是在飞机的不规则运动中与舱壁等硬物冲撞造成的。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致命的伤害,做出舍己救人的壮举,无论在什么价值体系下,都是值得人们敬仰的英雄。

四个人中林彪和邰起良有非常明显的外伤,林彪左腿折断、邰起良“面部全被摔烂”。我们有理由相信,飞机迫降前,这四个人不在座位上,也没有系安全带。不仅如此,后面的三个人林立果、刘沛丰和杨振刚在飞机迫降前也不在座位上,而是挤在一起躲在机身中段一个相对宽敞一点的地方;这三个人与前面四个人的情况相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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