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零一一年的十二月下旬，正当人们辞旧迎新、展望新年的时候，突然传来正值中年的当代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病逝的消息，在华人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相当的震动，多家网站开设纪念专题，华文世界许多媒体对他的病逝进行报道，他的生平著作也引起读者公众的广泛关注。作为一名毕生的学者、史学研究者，高华短短五十七年的一生留给世界的著述其实并不太多，但其学术地位之高、学术品格之贞、著述影响之大却是众口一词、交口赞誉的。
我是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南方都市报》上，读到“历史学家高华于南京病逝”的报道才获悉这一噩耗的，一连几天，回想起以前读高华著作文章的经历，不由百感交集、思潮起伏，深深痛惜一位良知学者的英年早逝。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华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品格使他成为当代知识人的典范人物。在世风日下、道德人心堕落、学界普遍沉沦的今日中国，高华长期对学术理想的追求和坚守，可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由此，高华在这个岁末冬日的离世不仅仅是史学界、学术思想界的损失，也是一种学术精神和学人风骨的损失，同时也让人看到“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一学术精神的无比珍贵。
初读高华，是二零零五年夏天在香港的时候。当时我在港大图书馆借阅到了早已听闻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读罢在震撼和心情沉重之余，心中生出许多的思绪和感悟，但当时因为忙于其他事务，未能趁热打铁及时写出一点感想的文字，现在想来有点遗憾。后来，我又陆续读到高华的一些学术论文、学术随笔，及其他学者对高华为文为人的评论文章，可以说对他这个人有了相当的了解。在他众多的学术文章中，我印象较为深刻的，一个是他从女作家丁玲的生平入手，剖析二十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和共产革命的关系的那篇文章，另一个是他评析三年“大饥荒”和一九六零年代“四清运动”两者之间关系的文章。
另外，高华提出的对史料的搜集、甄别、分析、运用的学术观点，尤其是面对大量的零碎、缺乏系统性的学术资料，学者应如何对之进行鉴别并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从而辨别真伪的一些看法，对我的写作和研究工作亦颇有裨益。在阅读了高华的著作文章之后，我感受到他的身上既有中华文化中史学的“直笔”传统、及“史家”传统流传下来的闪光品格，也有着现代知识人自由主义的气质，如他自己在书中曾坦言：“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高华的代表作，就是这本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二零零零年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出版十多年以来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已经多次再版印刷，去年还出了简体字版，其影响力及史家的功力于此可见一斑。已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是，高华的这本著作是近一、二十年来中文史学界、思想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革命历史进行反思的一项重大学术成果。上海学者朱学勤认为，该书“在毛泽东研究、延安整风研究，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历史研究，这三块当中具有里程碑价值。”
发生在一九四零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是百年中共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关键性的事件。自二十世纪初叶进入中国的苏俄式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起初带有稚嫩的、浪漫的共产主义革命色彩，自从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其发生了从内在理念到外在行为模式的巨变。这场巨变，对于中国的共产革命获得革命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乃至于治国模式，均可以从延安整风运动中看到雏形，看到些许影子。可是，对于这样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极其重要的政治运动，国内外对此的学术研究却相当地薄弱，仅有少数零星的研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史料的缺乏，档案定期解密制度的缺乏，延安整风的一些史实被列为研究禁区，有关延安整风运动的档案开放相当有限，延安整风的几大领导机构的档案基本上未开放，当时的会议记录更无从查阅。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官方才少量披露了一些档案；另一方面是因为几十年来，官方对这段历史的概括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政治论述，诸如“党的伟大功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等等，官方垄断了对这段历史的解释话语权，对历史的真相予以简单化、模糊化甚至于隐瞒、重构。
基于此，高华这本著作的问世，从史学学术的角度来看，堪称在延安整风运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全面、系统并独具慧眼的一部学术专著，用该书提要中所说“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本著作有助于读者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展、演变，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共这一政党如何走向“毛泽东主义化”、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各种政治运动的规律，进而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悲剧；从历史被蒙蔽、价值被颠倒的国情现状来看，这本著作具有思想启蒙的价值，在澄清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真貌的基础上让人清醒地看待国运民生、看到身处的人文环境，进而思考中国的前途道路。如他在该书后记中所叙述的“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在前言中他立志要“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斯是吾愿”。这是民间修史对历史的“刮骨”与修复，也是学术良知、道德勇气和历史责任感对官修历史的抗争。
而支撑高华的学术良知和道德责任的，是他严谨的学术作风、治学态度。凭借对史学研究的扎实功底和成长于极左年代的经历养成的敏锐感觉，高华耗费了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皓首穷经，进行专业性的挖掘、考据、去伪存真的研究工作，以求证历史的原貌、探寻历史的真相。《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中，有着上千条的注释和几百种的参考文献，更为难得的是，他所依据的史料均是公开出版（主要是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资料，他在书中的叙述均是基于严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坚持史家的用证据说话、据事言理的作风，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而不是凭空想象，并且他在书中所作的评析，均用不同的材料加以佐证，正如历史学者范文澜所提倡的史学研究者的精神“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也因此，有关这段史实未来公布的档案资料，很有可能只会进一步证实这本著作的叙述、评析，而难以推翻本书的整体框架、叙述和评断。这样的著作，必能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历史的考验。旅法学者陈彦对此评价：“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辨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他善于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捉其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而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无疑，高华选择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学术道路，这是一条寂寞、清贫甚至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以其资才，本应有更多的学术成果，但他研究所需资料和学术成果的发表均太过艰难，他从事研究所需的资料，大多数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学下属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资料，他的学术论文也大都只能在海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他的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研究专著，乃是一个风险大、收益小的研究项目，不仅对他的职称评定没有帮助，还会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甚至有可能一辈子也难以出版。他为自己的学术抉择付出了代价，我所了解到的这方面的信息让我无比地心酸，据上海学者许纪霖回忆：“写《红太阳》时候的高华，几乎一贫如洗，只是一个副教授，在学术界很边缘，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应该尽快解决职称、拿几个课题、赚些小钱。但高华真正关怀的，却是历史真相。在当今之世，一个国内985重点大学的资深教授，却连一套像样的房子都买不起。他现在住的蜗居，还是借钱买的，房子里到处都是书，连过道和厕所，都堆满了他的资料。一个才华横溢，出道又很早的历史学家，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一条研究不为主流认可的方向，没有课题，没有补助，也不受同行待见，在领导眼里，简直就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旅美学者何清涟也为此撰文：“那天在主校区演讲完毕后，我去高华家看望他的夫人与公子。因为是晚上去的，记得是栋老式楼房，进门方知高华的生活很清寒。当时教育产业化还刚开始，学校教师的住房条件差，分给他的住房是一间半房子，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高欣还要与人合住一间。当我参观到他与同事合用的厨房时，他告诉我，他那本书稿就是每天等到大家不再使用厨房后，在那张小餐桌上完成的。想象着他数年来趴在那张桌子上，每晚就着暗淡的灯光伏案写作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难过，于是半开玩笑说：今后写高华逸事时，一定要将这段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本杰出的著作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
被誉为“秉笔直书，青史垂范”的高华教授离去了，离开了这个喧嚣势利的世界。据《南都周刊》报道：“高华说，他是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写作的。为做到不受牵绊，他从没有向校方或者其他部门申请过任何资助。而且，在写之前，他甚至并没想过要出版。他只是觉得，人这一辈子，尤其在40岁之后，要做一两件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而这件事在当时的他看来，意义足够大。”
其实，以高华的学术能力，如果天假以年，他定然能够在学术园地结出更绚烂的成果，身为历史学学者，五十多岁正值学术的黄金年纪，同时历史学的研究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年龄越大，对历史的感悟就越深邃，越能够融会贯通。因为患病、精力不济，高华不得不放弃一些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和撰述，想到此，怎不令人唏嘘、长叹？他的学术界好友曾考虑到高华正处于学术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来得及付诸文字，希望能有一、两位同辈学人与他长聊几次，每次都录下声音，既为高华留下他的思考，也为学界少些遗憾。但这一设想，也因为他的猝然离世而予以搁浅，这实在是件令人惋惜的事。
高华在《在史料的丛林中》一文的最后有一段自白：“以国人而言，站在民间立场研究中共历史，确是一项艰难而寂寞的事业，治史尤如在攀登高山险岭，山间道路崎岖，云雾环绕，说不尽艰难苦涩，治史者只能小心翼翼，迂迂而行。然而这又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正如陈教授（作者按，指台湾历史学者、中研院陈永发院士）所言，凡我国人，怎能忽略中共革命这一本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呢？??走笔至此，深深感到，写信史难，写中共信史更难，转念又思之，难，固然是也，可是这其中何尝未另有一番研究乐趣呢？”
在今日的中国，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在这个喧嚣浮躁的尘世间，且让我们记住一位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着如此清醒认识、如此清晰定位的学者，如何甘之如饴地坚守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操守。在人文社科领域，作为同代人和后继者的我们，倘能像他一样在治学撰述的道路上不畏艰难地去攀登高山险岭，想必历史会多一些真相，学术思想界会多一份清明，中国也会多一份光明。
写于二零一二年一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