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45 次 更新时间:2013-12-02 2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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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这一点任何时刻都不应该忘记。伴随着美国实施所谓“重返亚洲”(何曾离开过?)的政策,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紧张,中国与日本、韩国与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朝鲜与韩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显示出激化的趋势。就矛盾和冲突的激烈程度而言,很难说现在比过去更为危险。但是,在今天,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清晰区分日益含混,促进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团结的万隆会议已成历史的遗迹,能够冲击霸权体制的解放运动和反抗运动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霸权和压迫的结构,却难以发现改变这一结构的能动的力量。从哪里产生政治的力量?从哪里产生正义的尺度?从哪里寻找超越了冷战格局的新的国际主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促使我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的原因。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经论证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最深刻地体现了这一命题;但伴随二十世纪的终结,这一命题似乎正在被修订:在当代条件下,战争与其说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毋宁说是政治失败或消失的后果。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这一命题仍然正确,但由战争促发革命不再是现实。我们时代盛产的是去政治化的战争形式,它既不能体现人的决定作用,也无法区分正义与非正义,从而难以在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运动中产生类似于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反战运动与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那种相互激荡和有力支持。这正是我们重温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所在:即便在核威慑成为现实后,抗美援朝战争和随后爆发的越南战争也并没有像奥威尔设想地那样陷入冷战,而是以热战的形式展开了为争取和平而战的政治进程。相较于早期的人民战争,技术在朝鲜战争中起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但战争中的意志、战争目标、指挥员的战略战术和应变能力、战斗员的士气、理念和技战术水平,仍然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胜负。这里所说的“人的作用”不但指战场上的斗争,而且也指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和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反战运动,以及联合国内外丰富的外交斗争――正是这一广阔的政治进程将美国的战争逼进了死胡同,导致这个霸权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战线上的同时失败。

   在今天重提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在越南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如马岛战争、南斯拉夫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及箭在弦上的叙利亚战争,但战争并未催生类似于二十世纪的人民战争的抵抗运动和社会革命。今天的战争性质显然发生了改变:没有先进的武器,就不可能赢得战争;除了大国围绕各自利益而进行的霸权博弈,那种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及文化政治相互结合而产生的深刻而宽广的政治进程不复存在。这是不是意味着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战争的政治性质逐渐被取消了?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回答,而我的回答是:不是新式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而是政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从而人民战争的逻辑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战争中的人的作用,不仅是在人与武器的对比关系中呈现的,而且也是在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区分中展开的。说到底,战争中的人的因素就是战争的政治性。

   在军事领域,对人民战争的否定、对人的决定性因素的否定与对军事技术的崇拜共同构成了去政治化的理论背景。正如我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中所讨论的,去政治化的过程远远超出了战争和军事的范畴;“政党国家化、政府公司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等等复杂现象正是这一过程的表征。为了改变这一格局,人们试图从二十世纪的历史遗产中吸取经验。在政治领域和理论领域,重提群众路线便是尝试之一。但是,在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的语境中,重提作为人民战争的产物的群众路线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作为一个形成中的政治主体,群众的诞生意味着新的政治形式的诞生。重提群众路线,与其说是对一段历史的回归,毋宁说是对一个可能的、不确定的未来的探寻,它不可避免地与下述问题密切相关: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政治力量、锻造怎样的政治主体、指向怎样的政治未来?

   上述讨论已经脱离了朝鲜战争的语境,但对于理解围绕这场战争而展开的当代辩论却是有意义的。让我重述一个命题: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稍后展开的抗美援越战争既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我们对于和平的探索已经是在一个后人民战争的、去政治化的时代语境之中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刻,能够遏制帝国主义战争、打破朝鲜半岛和海峡两岸的分隔体制、缓解东亚区域内的国际冲突的条件在哪里?人民战争是一个政治范畴,是一个能够产生政治能量的过程。对于苏联的解体、东方集团的垮掉,很多人幸灾乐祸,但这一过程的另一面是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整个美国霸权无所顾忌的时代的到来;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创新,许多人弃之如敝屣,但当代中国是否像1949年那样代表着一个朝向前所未有的未来的政治进程早已不是自明的问题。现在非但没有人民战争,也没有正义战争,从而战争意味着政治的终止,而不是政治的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终结了,重新政治化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说明: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13年第6期。作者在发表前夕对本文又做一些订正,但由于文稿已经发排,未及在发表稿上纠正。观察者网发布的此稿是最后版本。

   2013年6月至8月间草成并完稿,10月间定稿。

   【注释】

   [1]本文最初的底本是张翔对作者的一次访谈,此后经多次修订、增补,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张翔协助整理了访谈记录并核对了部分文献。在校订文稿的过程中,高瑾核实和补充了若干注释。孙歌、仓重拓帮助查找了有关日本参战的线索。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美军方向日方下令,在朝鲜海域执行任务的扫雷船,只挂国际信号E旗。见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2013年编《朝鮮戦争と日本》中收录鈴木英隆《朝鮮海域に出撃した日本特別掃海隊:その光と影》一文,p. 17. 铃木同时也引用了资料说明,国际国内关系是吉田希望秘密展开扫雷活动出发点:朝鲜战争爆发前杜勒斯多次访日与吉田茂会谈,日本正处于缔结和约前的国际关系敏感状态,而吉田也表示担心违反宪法第九条,因此命令大久保秘密进行扫雷工作。[见铃木文章中的注26 引用大久保武雄1978年出版的的『海鳴りの日々--かくされた戦後史の断層』一书208-209頁,和注27引用的后揭James Auer 书日本版『よみがえる日本海軍(上)』121頁。] http://www.nids.go.jp/publication/mh_tokushu/pdf/mh004.pdf,2013年10月28日访问网站。

   [3 ]James E. Auer, The Postwar Rearmament of Japanese Maritime Forces, 1945-1971,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73), p. 66.

   [4]Curtis A. Utz, “Assault from the Sea: The Amphibious Landing at Inchon,”in Edward J. Maroldaed., The U.S. Navy in the Korean Wa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p. 76.

   [5]参见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闭幕词部分,《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同),第79页。

   [6]《不要四面出击》,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73页。

   [7]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见《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3页。

   [8]《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03页。

   [9]1950年11月1日中情局局长瓦尔特?史密斯给总统的备忘录,FRUS1950, vol. 7, Korea, pp. 1025-1026。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0v07 2013年11月17日查阅。

   [10]Bruce Cumings, “China’s Intervention in the Korean War and the Matrix of Decis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China and the Cold War” in Bologna, Italy, September 16-18, 2007.

   [1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著,《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03页。

   [12]1950年8月27日《周恩来外长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严重抗议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军用飞机侵入我国领空并扫射我国人民》及《周恩来外长致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电——要求制裁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军用飞机侵入我国领空的严重罪行》,《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146-149页。

   [13]伍修权1950年11月2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讲话,《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309页。

   [14]《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14页。

   [15]《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3页。

   [1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82-186页。

   [17]“如果在仁川登陆前中国军队可以协防后方,从而保障人民军主力在前线取胜;仁川登陆后中国军队可以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从而阻止敌军继续北进的话,那么到10月初人民军主力丧失殆尽、三八线已被突破的时候,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见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下),“难以作出的抉择”(沈志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45页。

   [18]见“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5页。

   [19]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74页。

   [20]毛泽东:《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67页。

   [21]例如,沈志华认为,“斯大林对于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丝毫也没有向中国透露”。见氏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越过三八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纪坡民在《夹击中的奋斗:毛泽东出兵援朝的艰难决策》中认为,“‘三国同谋论’可以休矣”,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金日成两人背着中国秘密策划的﹐直到开战前﹐生米快要做成熟饭了﹐才告诉毛泽东;斯大林的盘算最精﹐仗是朝鲜人在打﹐胜了﹐苏联获益巨大﹐败了﹐受损也有限,而最大的“利益攸关方”实际上是中国。载《香港传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

[22]例如,沈志华推断,斯大林在1950年初中苏同盟形成、苏联被迫出让大部分在中国的权益之后,很可能是为了在朝鲜半岛获得取代旅顺的不冻港,以弥补在中国的损失,才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参见氏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越过三八线”,广东人民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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