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子堂 常安:民生法治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5 次 更新时间:2013-11-22 20: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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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体现司法为民、司法护民。”[40]只有努力把人民法庭建设成为群众感知司法公正的“民生窗口”,建设成为人民法院联系群众的“情感纽带”,用司法惠民的“阳光”让群众打官司公正、便宜、方便,才能确立民众对司法系统和国家的真正信赖,才能确立法律自身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由此通过司法这一法律实施的最后渠道,给予公民权利以最强有力的维护,进而最大程度地保障民生。

   当然,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还必须置于一个安定、和平的秩序之中。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改革开放以来30年创造性实践中经过艰辛探索积累的宝贵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他说:“30年来,我们既高度重视通过提高效率来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又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在转型中国的特定语境之下,通过法治的秩序建构实现社会转型,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同时,通过法治的具体制度安排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从而消解、排除转型期众多影响社会发展、危及社会和谐的民生难题的核心症结,也为通过经济、行政等其他方式通力协作、破解民生难题,提供了一个安定外部秩序上的可能。

    

   五、简短的结论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正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在社会结构整体性变革的结果下,也必然引发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必然影响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对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和转型,无疑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剖析。”[41]作为当代中国的法学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去面对、理解、解释“民生”这个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话语?在新的历史时期,法治作为一种根本治国方略,对于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社会、政治需求,又能在哪些方面给予足够的制度回应?

   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实践,具有明显的时空维度。所以,当代中国的法治大业,必须在借鉴古今中外先进法治成果的同时,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实际,回应当代中国人民的特定社会、政治需求。同时,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本身,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既不能抽象地就法治谈法治,也不能孤立地就法治谈法治。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内涵,只有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整体布局之中,才能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所以,构建民生法治理论,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民生法治论与民主法治论是相互协调一致的。民生与民主并不矛盾,相反,要想真正保障民生,必须通过民主的渠道。正如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所说:“不能认为重视民主就势必忽视民生,或相反,强调民生就势必轻视民主。民主与民生并不相互排斥,民主促进民生,民生需要民主。对于单个的公民来说,经济权益与政治权益都是其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改善民生也好,发展民主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民主和民生是中华振兴和共和国腾飞的两翼,不可偏废。以发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种错误的思维。”[42]同时,新时代中国的民生大计,也不仅仅局限于物质文化需求,而是包含了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社会需求。它不再是救亡图存时代的富民强国话语,也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解决温饱问题的思路,而是一种对人的自由平等全面发展的追求。所以,获得民主的参政权利,形成一种人民当家作主的有尊严的现代政治文明生活,也是当下民生话语的要义所在。

   通过法治保障民生,既非依赖于“君主臣本”政治文化结构下君主的恩赐,亦非救亡图存格局下民生话语的流于形式,而是体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特殊的政治文化意蕴,也是处于安定团结格局之下的当代中国法学学者无可回避的理论责任。法治关注民生,构建民生法治,成为解决民生问题与建设现代法治的绝佳交汇点。

    

   付子堂,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安,单位系西北政法大学。

   【注释】

   [1]很多学者认为“法治”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伴生物,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古代并无“法治”这个固有名词,更没有“法治”的概念。近代以来人们提出“中国传统法治”、“法家的法治主义”等说法乃是借用西方的“法治”概念来指称或概括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但程燎原教授通过对中国古代相关汉语典籍的考证认为,在古代的汉语文献中,不仅已有“法治”这个名词,而且也有相当清晰的“法治”概念。详见程燎原:《古代汉语典籍中的“法治”语词考略》,载《学海》2009年第1期,第110页。

   [2]参见付子堂、邓伟云:《民生法治论纲》,载李林、王家福主编:《依法治国十年回顾与展望》,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3]《左传?宣公十二年》。

   [4]《尚书?泰誓》。

   [5]范正宇:《民本主义:在孟子和其身后》,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6]《荀子?致士》。

   [7]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

   [8]俞可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述要》,载《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

   [9]“虽然,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尝观其同治十一年五月覆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云: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参见梁启超:《李鸿章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版。

   [10]《民报》第一号,孙文:“发刊词”,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28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参见沈渭槟:《平均地权本义的由来和演变》,载《安徽史学》2007年第2期。

   [1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前引[12]。

   [14]夏良才:《孙中山与亨利?乔治》,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

   [15]《三民主义》,岳麓书社,第167页。

   [16]前引[15],第188页。

   [17]对于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学界看法不一,可参见沈渭滨:《民生主义的历史回顾—孙中山民生主义再研究》,载《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李国环:《试论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载《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2期;高鲲:《评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论述》,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18]《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一册),第14 -15页。转引自夏新华、胡旭晟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59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建国大纲》在国民政府制宪活动中,处于形式上的最高地位,虽然各方势力对于制宪活动争讼不断,但均声称“依据建国大纲、总理遗教”。

   [19]虽然法学界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宪政思想研究颇丰,但对于民生思想的宪政实践则关注并不多。实际上,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除了对国民党政府制宪活动的重要影响,对当时学者们的宪政思想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在民国时期,以民生主义为题的宪法学著述颇多,张知本拟定的宪草更是直接把宪法分为基本原则、民族、民生、民权四大部分;即使是有“超越东西方”、“人中之龙”美称的吴经熊,其所拟宪草中也分民族、民权、民生等篇,在民生一篇中包括“国民生计”与“国民教育”两章。

   [20]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1]郑功成:《构建和谐社会要以民生为本》,载《前线》2007年第5期。

   [2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法治建设》(2008年2月28日),外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23]即便是语词,其本身渊源流变,又何尝不具有深刻的历史实践蕴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云:“语言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从古到今,许多思想家都充分注意到了语言与历史、语言与文化的联系。语词更替、语义流变,本身就是一部特殊意义的文化史。

   [24]Harold J. Berman, Toward an Integrative Jurisprudence: Politics, Morality, History, 76California Law Review, 1989, pp. 779-787,转引自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则、与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25]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饮冰室合集》(二),文集(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3页。法治能否救国?这一我们今天看来明显具有功利色彩的一种所谓法治工具主义的说法,但在当初,却又似乎是先哲们身处内外交困之复杂政局的一种救国情怀和现实自我定位。处于和平年代的我们,似乎更应以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来看待前辈们在乱世之中为求美好蓝图之如履薄冰的复杂形态。

   [26]夏勇:《乡民公法权利的形成:原理与现实》,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页。虽然夏勇先生的这一论断是建立在其十余年之前的乡村调查基础上的,但可以说,即使在今天,此语仍是切中了当代中国权利研究的要害,在转型期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的格局下,农民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社会转型成本承担者,农民之公民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不但关乎九亿中国公民的民生疾苦,还可能影响到农村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27]德国公法学者施密特曾有“宪法”和“宪法律”的划分,他认为“宪法”是关于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的总体判断,是凭借制宪权行为产生出来的,是一种根本性的政治决断,如魏玛宪法中关于“德国人民为自己制定了本宪法”、“国权出自人民”、“德意志民国为共和政体”,诸如此类的条款决不是法律,因而也决不是宪法律,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是什么无关紧要或者微不足道的条款,这些条款比法律和法规更重要,属于根本的政治决断。详见[德]施密特:《宪法学说》,刘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8]苏力:《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15页。

[29]详见韦伯1895年在德国弗莱堡大学所作的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国民经济学教授就职演讲。[德]马克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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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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