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子堂 常安:民生法治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5 次 更新时间:2013-11-22 20: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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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生主义:救亡启蒙时代的社会改造之梦

   用李鸿章的话说,近代中国经历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9]船坚炮利的殖民者,给予古老的中华帝国以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保国、保种、保教,成为近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主题词;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救国方略。所以,晚清民国时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生话语,也无可回避的建立在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社会大背景之下。虽然按他的说法,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计”,一定程度上确实吸收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重视民生的文化成分,但其内涵、外延、逻辑起点、政治意图,都和中国古代的民生话语有了本质的不同。

   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实际上经历了清末和民国两个不同时期的变迁。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但对“民生主义”的内涵并没有做具体说明,只是论述了中国实行民生主义之必需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之可行[10];到1906年末的东京《民报》创刊周年纪念词中,孙中山先生对民生主义作了具体说明,即以平均地权、发展工商实业为主体内容,分为核定地价、涨价归公、与民共享等步骤。[11]可以说,上述观点,已经和植根于传统民本—臣民政治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民生话语有了本质的区别,有学者认为其“平均地权”的观念实际上更多的是受美国19世纪末期的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影响。在孙中山看来,革命成功以后,民族、民权问题已初步解决,剩下的问题就是民生问题,即实现国富民强,按照他的思路,初生的共和国必须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保证长治久安,所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兄弟解临时总统之职。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民族、民权两主义具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12]欲实行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主要是解决土地问题,“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13]再是自由发展工商实业,使国家臻于民富国强。同时为防止资本家垄断的弊病,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将大企业如铁道、电气、自来水等事业归国家所有。[14]

   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理论需求和社会使命。孙中山先生提出民生主义,其政治意图并不在提供“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式的皇权统治合法性,而是旨在通过平均地权、发展工商实业、大型企业国有化的经济方略,实现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民族复兴大业。所以,其民生主义的内容固然是以经济政策为主,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政治纲领。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土地问题自然属于非常重要的政治命题,至今占据了中国人口四分之三的仍然为农业人口,“三农”问题,仍然是每一届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政治使命。所以,理解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必须与其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大背景,以及救亡图存、民富国强的政治主题联系起来。

   学界对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研究,一般多集中于其平均地权、发展工商实业、大型企业国有化的经济思想。一方面,富民强国本身即是近代中国很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以平均地权为主的民生主义,在民国时期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之后流于破产之后,孙中山先生本人也不断在学理和实践上继续对其进行完善。到了上世纪20年代,由于对当时军阀混战、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局势的失望,孙中山决定重新改组国民党,并对其政治纲领三民主义做了重新解释。在1924年8月3日对于民生主义的演讲中,孙中山提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15]“我们现在要解除社会问题中的纷乱,便要改正这种错误。再不可说物质问题是历史中的中心,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16]可以说,此时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具有了更为明晰的社会改造政治意图,同时也将民生问题上升到了治理国家之中心问题的高度。[17]

   1923年,民生主义被写入国民党党纲:“民生主义:防止劳资阶级之不平,求社会经济之调节,以全民之资力,开发全民之富源”,作为国民政府时期制宪合法性来源的《建国大纲》,也开宗明义,“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18]。而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种宪法性文件,也均将其作为重要的制宪指导原则并载入具体的宪法文本,例如,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四章专门规定“国计民生”,强调“为发展国民生计、国家对于人民生产之事业,应予以奖励及保护”,1936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中,辟有《国民经济》一章、《教育》一章,规定“中华民国之经济制度,应以民生主义为基础,以谋国民生计之均足”;而在国民政府时期通过的唯一一部正式宪法,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中,设有《国民经济》、《社会安全》、《教育文化》等包含民生内容的专章,其中《国民经济》一章中第一四二条规定,“国民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实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谋国计民生之均足”。[19]

   无论是早期的平均地权、改革旧有经济制度,还是晚期的节制资本、防止劳资阶级不平,实际上都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考虑,而是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意图,这从其内容能被写进当时统治者的最高活动纲领(国民党党纲)和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根本政治准则(宪法)即可见一斑。虽然民国时候由于内忧外患,很多时候宪法形同虚设,但也足以说明民生主义经济思想内容背后的政治文化意蕴,可惜学界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民生话语

   建立一种和谐有序的生活世界,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政治理想,更是从1840年以来饱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挨打之苦的先辈们渴求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望。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见证了中华民族结束落后挨打局面、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历史场景;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正在逐步使我国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主导力量的坚强领导,也体现了党在社会和谐方面的不懈努力和认识深化。

   而2006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正式标志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华民族的新的政治追求宣示。实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和谐社会之伟大构想的提出,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所取得的成绩、不足的一种全面分析和总结。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更是再次指出: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所以,“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20]关注民生,也因此成为新时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定下的基本方略和表明执政党依法执政的新的执政宣言。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下构建和谐社会,改革成果共享的重要方略。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看待中国现实中的民生问题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它是中国发展进程中必须妥善应对的挑战,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持续发展,不可能有先富起来的群体,贫富差距也不会扩大;没有农民工的自由择业,不可能有农民工与城市人的直接利益冲突;没有温饱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产生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突出追求;没有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当然不可能突显民生问题的重要性”。[21]所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社会问题,它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蕴。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在社会结构整体性变革的结果下,也必然触发一些深层次社会矛盾问题,例如经济发展会造成贫富差距过大、改革成本承担不均等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必然影响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中,首先即是以人为本,即“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则是对于以人为本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落实实施;关注民生的内涵,要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更要求塑造一种满足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政治体制,不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还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显然,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发展观”经典理论的再次强调,也是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语境下民生话语被赋予的新的政治文化意蕴。

   古代皇权世界的统治者和思想家虽然也重视民生问题,其民生话语也具有一定的“民本”成分;但它是以“臣民一君主”的政治系统构造作为基本前提。而现在我们是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民生的实现,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政府的负责任,但更重要的是由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我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所以,才必须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所以,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民生话语,已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于温饱水平的物质需求,而是公民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是人民政治主体性地位得以充分彰显的崭新时代。

    

   三、法治对转型期民生难题的回应

   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诉求,或者程序化的规则训诫,它更是一种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实践,它与特定历史场域下的其他社会实践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它也必须回应特定时空背景下特定民族的社会、政治诉求。而如前所述,转型期中国的民生话语,体现着我国在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绩之后要求社会全面发展、和谐有序的更高追求,体现着中华民族渴望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复兴的美好理想,同时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内容。而作为一种特定社会历史实践的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对当代中国要求破解民生难题这一特定社会、政治诉求予以回应;也即是说,法治的实践品格本身,即要求法治对于当代中国的民生难题的破解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法治的实践品格

回溯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背景以及十余年来中国人民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法治的这种实践品格。 2008年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颁布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在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发展历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等重大命题进行庄重宣示的同时,也深刻揭示出了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之特质所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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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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