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俊:大陆法系用益权概念解读——从罗马法到《澳门民法典》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7 次 更新时间:2013-10-20 14: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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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俊  
用益权人有权按照此种物品的用途使用。”此外,还有与遵循经济用途相类似的,“遵循原所有权人习惯”这种表达,《法国民法典》分别在第590条、第591条、第593条和第594条就树木的采伐和矿产的挖掘提出了“遵循原所有权人习惯”的要求。而《法国民法典》第623条也规定物的外形的改变不会消灭用益权。“如果设定用益权之物一部分被毁,用益权对该物的其余部分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法国民法典》第578条规定的“物的本质”看做是物的外形和质料的话,不可避免会得出物的本质已发生改变,所以用益权应该消灭的观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官逐渐把“物的本质”解释为经济用途。比如法国最高法院第三民事庭1968年12月的一项判决认定:用益权人将用作休闲的房屋改作商业房屋,即是违反了第578条“保存物之本体的规定”的表现。{17} 相似的还有1975年6月,最高法院第三民事法庭的判决:“用益权人就本来是做其他用途的场所订立商业租约,这本身就构成对用益权目标物本体的损耗”。都是直接把物的本质(本体)看作是经济用途,甚至在客体的形态保持与经济用途发生冲突时,法官也允许用益权人改变客体以实现用益物的经济目的:“在原财产上增添新建筑并因此提高了原财产的价值,或者新建筑使原本开始但尚未竣工的楼房完工,或者扩大了原有的建筑面积,此种新建筑应视为对财产的改善。

    

   三、二十世纪的用益权定义模式转向

   (一)《德国民法典》在用益权定义上的转向

   在用益权的界定上,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没有轻易接受传统的用益权定义模式,其第1036条第2款规定,“用益权人在行使用益权时,应维持物的原来的经营上的用法,并依适当经营的规则处置物。”{18}

   由此可见,法典没有直接对用益权进行定义,而是更务实地在用益权的行使上来讨论限制的问题。《德国民法典》第1036提出两方面的限制,“维持物的原来的经营上的用法”和“依适当经营的规则处置物”。

   首先,“维持物原来的经营上的用法”意味着用益权人必须以物的经济用途来确定用益权人使用收益的范围,而不是传统的保持物的本质,强调了客体的经济内涵而非物理形态。但是同一个物可能拥有多种的使用方式,那么该如何确定用益权人的权限呢?在这里,法典以原所有权人的使用收益方式为标准,类似于罗马人所说的“遵照家父的习惯”,即以所有权人的个人的主观选择而不是社会的一般标准来确定用益权客体的经济用途。因此,原所有权人的对物的用益方式划分了用益权与所有权的边界,当用益权人在此范围内对物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时,可以排除任意第三人的干涉。

   其次,必须“依适当经营的规则处置物”。与上一条所采用的个人主观标准不同,这一标准具有社会性,是以一般人对物的使用程度为标准。它与前者并不冲突,“遵循经济用途”是为了确定用益权人的使用收益的范围,判断它与所有权的边界所在,可以对抗一切人,而“依适当经营的规则”用于调整使用收益的程度,即在由原所有权人设定的经济用途的范围内,要求用益权人必须按照一般人的勤勉注意义务使用该物,只是用益权人和空虚所有权人的义务。因为单纯地维持物的经济用途,并不能保证目标物就能够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使得所有权人在重新取回其物时能够同样有效的使用收益。比如一辆货车被设立了用益权,用益权人用以运货,这遵循了原来的经济用途,但是如果他每次载货量都超出车的承载范围,即是违反了后一个准则,空虚所有权人可以制止其如此使用。

   由此,《德国民法典》在用益权的行使的设计上,放弃了传统“保持物的本质不变”的限制,代之以经济用途的标准,并辅以一般社会勤勉注意义务为标准,以实现保持物的利用状态的目的。

   (二)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与新的用益权定义

   真正为用益权带来新的定义模式是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第981条规定:“用益权人对他人之物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是应该按照该物的经济用途进行使用。”{19} 明确地用“遵循物的经济用途”替代“保持物的本质不变”来界定用益权。需要注意的是,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遵循的是法国法的定义模式,其第477条的规定:“用益权是指如同本人是所有权人,享用所有权属于他人之物的权利,但负有在材料和形式上保持物的本质的义务。”{20} 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民法学者大都遵循了法国的理论路径,把物的材料和形式看作是必须保存的“物的本质”。只有少数学者开始反思这种定义的方式,帕多瓦和博洛尼亚的教授维内西安(Giacomo Venezian)是其中的佼佼者。

   维内西安认为,一直以来,“本质”都被看作客体自身所包含的长久不变的要素,但从法律上看,物的本质并非仅仅是包含在客体中的一种属性,而应该被看作是所有权人与用益权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表现为原所有权人所选择的经济用途,也可以表现为所有权人与用益权人合意选择经济用途,甚至是法官介入时对经济用途的选择。因此,不能把物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客观不变的属性,而要求用益权人予以保持。{21} 他写道:“如果基于用益权的主要价值,基于用益物属性的需要,或者由于非用益权人的行为导致了物的结构或者生产方式变化,在归还时,所有权人可以要求用益权人对此承担责任,但不能要求用益权人保存物的本质。对于物的变化,无论是发生了变化或者增值,他不能就此起诉。”{22}

   在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确定了新的定义后,学者们提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与维尼西安直接批判“本质”内涵的方式不同,20世纪的意大利民法学者巴尔贝罗(Barbero)从动词的角度鉴别“遵循经济用途”和“保存物的本质”:“遵循(rispetto)这一动词说明这种限制模式依赖于主体的行为,而‘保存(conservazione)这一动词强调了目标物的物理状态,在返还时必须与原来的客体在物理条件上的相符,但事实上对于客体的控制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不是主体能够决定的。”{23}

   基于这种理念,我们看到在《意大利民法典》中,用益权的规定有了这几个方面上的突破:

   第一,维持概念与具体规范的一致。在《法国民法典》中,在定义中规定了“保持物的本质”而后对于消耗物、树林、又分别规定了遵循物的经济用途,但在意大利民法中,则以第981条“遵循物的经济用途”作为一个统一的标准。第二,用益物的改良。改良通常涉及到用益物的外形改变,《法国民法典》规定即使用益物的价值提升,用益权人也不得要求赔偿。(《法国民法典》第599条);而意大利民法典则明文允许对物的外形进行改变,只要不触及用途即可,并且可以要求所有权人承担改良的费用。(意大利民法典第985条)第三,用益权消灭。在用益权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客体由于第三人或者不可抗力而受到全面损毁时,他不必承担责任的,而且用益权也没有消灭,可以延伸到赔偿金或者替代品上。这种做法完全突破了罗马

   法到法国民法典关于用益权消灭的规定。{24} 它包括这几种情形:第一,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灭失,用益权将转移到赔偿金上。(《意大利民法典》第1017条)第二,对于毁损建筑物的地基和建筑材料使用。(《意大利民法典》第1018条)第三,如果有购买保险的话,用益权可以转移到保险人赔付的保险金上。(《意大利民法典》第1019条)第四,在被征用或者征收时,用益权转移到相应的补偿金上。(《意大利民法典》第1020条规定)。在《意大利民法典》之后,《阿根廷民法典》也接受了这种用益权不随用益物的形体消灭而消灭的规定。(阿根廷民法第2936条)

    

   四、对《澳门民法典》中用益权概念的梳理与解析

   (一)对《澳门民法典》第1373条、第1382条和第1383条的梳理

   《澳门民法典》第1373条、第1382条和第1383条分别从三个不同的方面规定了用益权行使的限制,“形式和本质”、“经济用途”、“形式、本质和经济用途”。虽然《澳门民法典》的摹本是《葡萄牙民法典》,但经过前文的私法史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三个术语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

   第一,“保持物的本质”一词,来源于《学说汇纂》D.7, 1, 1这一文献,它的原意指的是不可消费物,后来被拜占庭法学家改造为用益权行使的限制。它经由《法国民法典》的继受,对许多国家的民法典产生影响。比如《阿根廷民法典》第2807条:“对于所有权属于他人之物,在不改变物的本质的情况下,使用收益的权利。”{25}《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1309条:“用益权是使用和享有物,同时承担保存物的本质的权利。”{26}

   第二,“保持物的形式和本质”一词,来源于19世纪法国评注法学家对“物的本质”的解释,因为“本质”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词语,法学家将之分解为物的形式与质料。所以,很多民法典按照这种思想同时从形式和本质两个角度同时来定义用益权,比如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第477条规定,用益权是指如同本人是所有权人,享用所有权属于他人之物的权利,但负有在材料和形式上保持物的本质的义务。类似的还有《西班牙民法典》第467条“对他人之物使用收益,但负有保持物的形式和本质的义务”。《葡萄牙民法典》第1373条:“用益权是暂时且全面享有他人之物或权利而不改变其形式与实质的权利。”第三,“遵循经济用途”一词被一般性的用来表示用益权人的权利限制,来源于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在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中,“遵循物的经济用途”被作为用益权的定义的基本限制条件:“用益权人对他人之物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是应该按照该物的经济用途进行使用。”

   从本质到形式到经济用途,这三个术语分别体现了三种不同的用益权定义模式,也显示了人们对于用益权理解的不断加深。但是,在一部法典中同时出现三种限制模式,并不能全面厘清用益权与所有权的边界,反而导致了定义的混乱以及对于用益权人的过分限制。基于前文的分析,笔者以为,应该统一以“维持物的经济用途”作为用益权的定义模式。它具有如下的优势:

   第一,有利清晰准确地界定用益权,可以避免“实质”、“外形”这些含义抽象模糊的哲学术语。第二,有利对不同客体的协调。特别是在于客体是可损耗物、羊群、企业,这些涉及客体形态改变的情形中。在企业作为用益权客体时(《澳门商法典》第135条),为了能让企业具有市场竞争力,必须给予更大的自由和灵活性,可以允许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生产不同的产品或者调换生产线等等。在把“物的本质”解释为客体的物理外形的情况下,就不能接受这种规定。第三,可以鼓励用益权人提高客体价值。通过把权限定义为经济用途,允许用益权人对物进行外形上的必要改变,有利于提高用益物的经济价值。第四,有利于用益权的存续。只要用益权人没有过错的遵循了物的经济用途,即使在客体全面灭失的情况下,也可以把用益权转移到保险金、赔偿金以及剩余材料上,不会因为意外事由对用益物形体的损毁,而损害用益权人的利益,这更符合用益权设立人的目的。

   (二)对于经济用途标准的建构

   1.经济用途的界定

在明确遵循物的经济用途与用益权概念的关系之后,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这一标准的内涵。经济用途指的是权利人对于物的使用和收益的方式,它有两种界定方式:一种是客观标准,按照社会的一般标准来确定用途;另一种是主观标准,即原所有权人所选择的用途。如果采用客观标准,在用益物有多种用途的情况下,将导致用益权的内容难以确定,因此主流意见认为用益权的经济用途的确定应采主观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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