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銮斋:托克维尔的“多数”概念与“少数”心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4 次 更新时间:2013-09-25 12: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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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銮斋  

  或者说是完整意义上的民主概念,而使用的材料或案例,则是民主制度探索或摸索中的案例。以民主政治远未健全时的材料论证健全民主政治的弊端,这在逻辑上是否存在矛盾,是否缺乏应有的严谨?而在我们看来,所谓“激进的民主”或“极端的民主”都是民主不健全的表现。托克维尔列举的事例、现象,大多为摸索中或制度化中客观的、必然出现的事例或现象,也会随着制度化的完成而必然消失。因为制度化过程是一个制度自我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项制度几乎都处在实验阶段,怎么可能避免“暴政”的发生?既然民主政治远未确立或形成,又怎么能够追究民主政治的责任?而且事实上,当民主政治确立、配套设施健全之后,美国社会自会形成一种遏制“暴政”的机制,从而避免暴政的发生。以此观之,所谓“民主暴政”,又似乎以一种“莫须有”的罪名来责打不谙世故的儿童,那就更令人难以接受了。

  再看事件本身。在我们看来,这一事件发生的过程显然包括了政治与刑事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阶段。这正如历史学常常通过将某场战争或诸如此类的事件划分为不同性质的阶段来对事件本身进行研究一样,使用划分阶段的方法对于研究巴尔的摩事件显然不无意义。通览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在事件的开始阶段可能具有一定政治性质:多数居民主战,少数反战,从而形成了多数对少数的表决局面。但在托克维尔笔下,这一阶段短促而枯燥,似无笔录或征引的价值。事态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事件性质便急遽转化,多数居民开始实施“暴政”,并最终捣毁了报社,袭击了民宅,杀死了记者。显然,事件已转化为一种赤裸裸的刑事案件。但这种刑事性质丝毫没有影响托克维尔追责民主政治的决心。而我们当可以追问,难道1812年马里兰州的尚未健全的民主政治可以容许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对少数人大打出手、致死人命吗?或者几个亡命之徒以非常手段将一无辜良民殴打致死,也可以将之定性为“多数人专制”或“民主暴政”吗?而如果仅仅发展到多数人对少数人形成了优势从而已经取得了民主政治预期的效应或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事情也许根本引不起人们特别是托克维尔的兴趣,甚至难以引起记者的注意因而有可能留不下文字记录。可见,事件的影响不在政治而在刑事。而且,要确定事件本身的性质还需要推究“暴政”发生的原因。一般说来,“暴政”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有家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派系的、民事的、刑事的、阶级的、阶层的等等,即使在民主政治确立之后,情况亦复如此,不可不加分析地将“暴政”责任一概追究民主政治。由于文献记录语焉不详,1812年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已经很难稽考。然而,谁又能断定不是几个亡命之徒基于个人恩怨假公济私、乘机袭击了报社并杀死了记者?如果事情如我们所测,托克维尔又能追究谁的责任呢?

  此外还应注意,“民主暴政”不是民主政治下的孤立现象,无论何种制度,暴政的实例都有所见甚至都较多见,共和政体有之,专制政体亦有之。在共和或专制政体下,类似的暴政又应如何定性呢?既然“多数人专制”或“民主暴政”是各种政体的普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的发生很可能与政治制度无关,也就是说,1812年巴尔的摩的“民主暴政”很可能与民主政治无关。这就是上文所以强调这一事件的主体是一种刑事性质的原因所在。

  结论很清楚,无论从美国民主化进程、1812年事件本身讲,还是从类似事件发生的一般状况看,1812年事件的发生都不宜追究民主政治的责任。

  

  四、托克维尔的“少数”心结

  

  既然民主政治一般不会造成“多数人的无限权威”,不会造成“立法的不稳定”,不会造成“民主的暴政”,那么,托克维尔矢志搜求民主政治这些弊端的结果便可能不仅徒劳,而且无益。因为,理论上的毫厘之差往往引起实践上的千里之失。这就如同人的身体,本来健康无疾,却强以为治,不仅于健康无益,反而会“治”出疾患。

  正是基于对民主政治下多数无限权威、民主暴政以及立法不稳定的警惕与防备,托克维尔研究了多数与少数的关系,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下面的结论:民主政治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保护少数和个人的权利”。托克维尔为什么矢志搜寻民主政治的不足?如果仅仅认为正是出于对民主政治的偏好或拥护才必须如此,那可能就把问题看简单了。托克维尔出身豪门,高贵的身份和优越的生活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使他时时刻刻、有意无意以贵族的价值尺度去看待、审视、衡量他所处所到的国家和社会。所以,一经登临北美大陆置身于异国情调的民主政治氛围之中,便每每感到与他的尺度不合,并本能而自然地以这种尺度来剪裁这个社会。但是,当他将自己的感受写下来后,呈献给读者的文字已经不是他的率直、纯真的感受,因为这些文字业已经过理性思考的过滤,经过了文学的润饰,特别是逻辑的处理。尽管由于“民主时代的来临”而早在20多岁就已经开始摆脱自己的出身与家世,认同大革命的原则和立场,超越所属群体或阶层特别是贵族自由主义视野,但他原本就是贵族之体,以致虽然经过多年的“洗心革面”,体内流动的仍然是贵族血液,所以在撰写《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和大革命》时,便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民主政治的真实态度,同时又难以掩饰对贵族政治的眷恋与赞美。他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白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我基本同意乔恩·埃尔斯特的看法,他说:“托克维尔——和他同时代的年长者夏多勃里昂和司汤达一样——在理智上是民主派者,在心灵深处却是一个贵族。尤其是他对贵族的个人主义和完美主义品质十分敏感”。如果将其中“个人主义”改为自由主义,我以为更切合托克维尔的思想底色。正是由于与生俱来的贵族自由主义和完美主义品质,在很多场合,他的理性难以征服情感,实证难以超越推理,从而难以避免形成缺乏事实根据的结论,尽管他说几乎他的每一句话都以事实为依据。他的政治哲学所以反复强调民主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少数或个人的权利,或许与他心灵深处的贵族情结密切相关。

  必须说明,贵族自由主义绝不仅仅是英国近代文化的产物。相反,它首先根源于中世纪早期的日耳曼文化,与法国封臣制、封土制和政治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封臣从国王那儿领得土地,也相应获得了这块土地上的权力,包括行政、司法、募兵、铸币等,从而形成了公权私有的现象。而一旦公权私有化,大封建主便开始割地称雄,分庭抗礼。12、13世纪的法国,有些封建领地不仅富可敌国,在地域和实力上甚至大于或超过王室,这种格局铸造了封建贵族拒斥约束、崇尚自由的性格。这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时代。封建贵族虽多重武轻文,甚或胸无点墨,但因家资富厚,身居上流,加以与生俱来的社会优越感和责任感,言谈举止注重雕琢修饰,且常常以道德自律,循规蹈矩地遵循着那个时代的行为规范,由此形成了贵族完美主义。贵族完美主义又与自由主义息息相通,自由是完美的必要构成,没有自由,完美也就不仅丧失了应有的价值,而且丧失了存在的理由。两者的结合,使中世纪的法国形成了独特的上流社会文化。后来,随着专制政体的形成,贵族自由主义受到了皇权的强力控制,贵族阶级由此感受了限制甚至丧失自由的痛苦和折磨。但自由主义文化孕育并催生了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又推动了大革命的爆发,致使专制主义大厦瞬间倾覆,而贵族自由主义本身也不仅因此摆脱了枷锁,而且由于启蒙运动自由思想的涌动而获得了助力,并由此得以传承而进入近代社会。托克维尔即生活于这个时代,自然深受这种文化的陶冶。可以说,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贵族自由主义与完美主义的品质。但是,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贵族总是居于少数,大革命后的法国如此,独立战争后的美国也如此。而且,在这个政治变动频繁剧烈的时代,社会分群常以贵族“少数”分立于民众“多数”为基本表征。由于隶属于这个少数,久而久之,托克维尔心灵深处逐渐形成了“少数”心结。虽然他在美国看到的“少数”未必都是贵族,或者未必与他“心结”中的“少数”相吻合,但由于长期处在“少数”之列,他的情感和立场便不能不与这个“少数”联系在一起,以致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见到“少数”,便油然而生“同情”之心,有意无意甚至情不自禁地拥立这个少数或站在“少数”立场。这应该是托克维尔“少数”心结所形成的真实原因。但须知,这里分析的只是托克维尔个人,只适于这个个案本身,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果涉及同类情况,当须进行具体分析。

  或可认为,对民主的批评并非托克维尔一人,特别是最早提出批评的并不是他,也不是杰弗逊、汉密尔顿,甚至不是18世纪中叶之前那些认为民主具有否定意义的学者,而是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但如上所说,本文只论托克维尔,如为亚里士多德,则须专文讨论。

  托克维尔生于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高歌奏凯之后。其时,民主政治已成世界潮流,气势磅礴,奔腾不息。他深知“民主时代”已经来临,须“顺天应变”,因此毅然与贵族群体决裂,投身于民主政治的研究与建设中。这反映了一代思想家敏锐的政治意识和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可歌可泣。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论美国的民主》还存在不尽完善甚至错讹之处;而由于心灵深处未脱贵族情感的纠结,他的理论也还带有感情色彩。我们的使命,则应是在继承他的思想精华的同时,修正错误,弥补不足,以一种富于建设性的新型理论设计,推动当代政治的健康发展。

  

  注释:

  [1](古希腊)柏拉图:《政治家》,载《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158页;(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1279a25-42,1283b20-40,1292b1-10,]1292a16-30。

  [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第17页。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第288页。

  [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第290页注4。

  [6](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82页。

  [7](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第290页。

  [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第285页。

  [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第292页。

  [1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第285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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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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